luda 今天读书，读到阿富汗作家也就是写小说《追风筝的人》的卡勒德·胡赛尼说的一句话，“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我立即想到我的二姐。
很多人都称赞我的记忆力，因为我的文章里有大量的关于往事的记忆。我是用随笔的形式，用哲学的眼光写人性。这眼光不盯着过去所经历的人和事，我便失去生活的素材。所以，那些记忆，对于我的写作，它具有多重的意义，首先，这些零碎的片断构成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其次，它蕴含着我对生活的审美；第三，在回忆中还原当时的场景，以今天的我重新入场，我又会有不同于昨天的我的新的体悟；最后，我把这些新的体悟呈现出来，这是我生命的涅槃，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在不自觉地异化。所以，每一天的我，既是昨天的我，又有别于昨天的我。
尽管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不停地回忆过往，但是，能够爬出来的仍是少数，大部分都被风化。
可是，对我二姐，似乎不然。前天给二姐打电话，本来只是想问候她一下，问问她的身体情况，最近又摔倒没有。三十多年的肌肉萎缩，她走起路来，只能连滚带爬。她却说：“兄弟，你的文章里，有多处与事实不符。”然后，她一五一十地细细道来。甚至连某件事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当时是怎样的场景，事件发生的背景，她都能如数家珍。原本我对自己的记忆是自信的。经她这么一说，我自惭形秽，自愧弗如。最后，她说：“以后你写儿时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最好问问我，免得以讹传讹。”
平时回家，见到二姐，她总是喜欢和我们提起往事，我和两个妹妹都唯恐避之不及。我们嫌她啰嗦，说她始终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今天想来，真是汗颜。
此刻，我又想到卡勒德·胡赛尼的这句话。“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究竟是何意。除非发生过不愉快的碰撞，否则，不会用“埋葬”来形容正常的事情。也许是痛不欲生，也许是受辱难忍，曾经岁月蹉跎，或者仕宦坎坷、爱情受挫，抑或病魔缠身。我不想问你的以往，只是猜测，越痛的事越想忘，但越是回想却越清晰。你说你已经忘了痛，或说根本无法忘记，假如你现在活得好好的，那你就是把痛成功地转化为动力的人。如果你活得不如意，生不如死，那是痛已经将你掩埋。
随着岁月的巨轮碾过，许多陈年旧事，我们以为可以被埋葬，被遗忘。但是，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会在一个细雨延绵的早上，或是在阳光灿烂的午后，亦或是在落日余晖的黄昏里，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撞开你的心扉，撞得你毫无招架之力。这就是我们的记忆。
当我们作为一个自以为清醒的旁观者，去观察他人的记忆时，我们不免想入非非，甚至会意淫。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阅读、去感受、去接受他人的回忆呢？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叶嘉莹先生在《美玉生烟：叶嘉莹细讲李商隐》，即叶嘉莹讲李商隐的诗词时，讲到西方文论中提到阅读的三个境界。第一层“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第二层“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第三层“历史性的阅读”。这三个境界，对我们解读他人的记忆，或许也是适用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个境界，对我们理解他人的回忆，我认为也是大有裨益。这是东方人的智慧。
提到东方人，又使我想起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我相信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并不完全是西方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在毕达哥拉斯和斯多葛学派方面就有东方的影响。然后，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腊人（姑且这么称呼他们吧）的对话和《圣经》的对话——后者的多元性并不逊于希腊人，因此那些书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写的，彼此之间差异极大。例如，《传道书》显然不可能是《约伯记》的作者写的，更不可能出自《创世纪》的作者之手。
其实，所谓东方和西方，完全是人为制造的藩篱。地球是圆，哪来什么东方与西方。人类的精神都是相通的。
毕竟，我们都是“追风筝的人”。过往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卡勒德·胡赛尼的阿富汗三部曲，另外两部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当年经巴基斯坦逃难到美国的阿富汗人，卡勒德·胡赛尼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去阅读他，感受他，进而接受他。接受卡勒德·胡赛尼，也是接受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记忆。那是人类共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