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强调行动力的“敏于行”是仁学实践的核心要素，9.1讲敏于行的三项支点，利、命、仁，不可说，但是可行，仁学的行动力无不着力于三者。9.2讲行动力的基本方法，是要博，还是要专，这是仁学实践的基本方向问题。9.3行动力表现在对于礼的选择，依俭、泰的原则，选择适宜庶民发展的礼乐。9.4是仁学行动力的著名的“行之四忌”，即绝四原则，指出仁学的行动力专注于内在自主人格的成长，而非外在的物质化要素。此是仁学行动指南。
9.4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参考译文]孔子没有以下四种毛病——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
此章讲的是仁学“行之四忌”，此四者乃为“敏于行”之大忌，从此“不仁”者入手，可以窥探到仁学实践的特点，以及敏于行的内在要求。
第一是意，“意”指推测，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测。大变动社会中，纷繁复杂，变化纷呈，要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理性主义来应对，谈何容易？世界呈现出非理性的状态，自然而然地，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也会以非理性的方法应对，这是人的常态。如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背后议论人的差使，世间几人不为？又如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礼崩乐坏的逻辑混乱必然滋生出个体的“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逻辑矛盾，“恍惚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懊悔、无助的场面时时出现。这种臆想，使得仁学的实践脱离了扎实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离开的仁学的成长模式，使得仁学不能落地，无法实现仁学指向内在自主人格成长的迫切任务，“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此非臆想所能完成。意者，危害极大，此为四忌之首。若能戒除臆想，仁学实践的理性主义必然显现。
第二是必，“必”指武断，是不留余地的绝对肯定。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界真理并不会自然显现，世间若无人的强大能动性，也不会有必然性，因此，事在人为，不为，焉知不可为？这也是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孔子仁学，确实是指向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世间的一切必然性，都不足以指导仁学的实践，因此，仁学的实践是，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没有任何必然性可为，正如西方传统所言，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这里的上帝，指向必然性，完全依靠上帝教条的日子一支不复返了。
因此，依靠教条而应对大变动社会的挑战，必然背离仁学之道，子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教条主义害死人，子路即是明例，《论语》也一再以孔子为例反复强调远离教条。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第三是固，“固”指固执，是不知变通的拘泥己见。仁学理论虽然繁琐，但是，经过孔子的整理，其意义其实不难掌握，“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仁学的实践其实是最难的，“无适也，无莫也”，它将所有的仁学已有的理论完全推翻，需要在实践中自我重构，任何是不知变通的拘泥，都将被礼崩乐坏的现实证明是错误的。
古代的先贤圣人的经验可滋借鉴，但并非我们行动的指南，“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周礼渊源流长，但也非机械复兴，而是需要进行周礼的革新，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改之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原来的奢、易，革新为俭敬，从原来的贵族的奢侈品，改变为庶民的必需品。政治也需要改革，从原来的贵族的民免地耻的封闭政治，改变为开放的促进庶民有耻且格内在自主人格的发展，使民兴于仁，唯有如此，才能应对当时诸侯的激烈竞争，立于大国之间。
第四是我，“我”指主观，是无视客观的过于自信。仁学是一个不断突破、塑造自我的过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仁学是一个“有己无我”的过程，己是自己的客观存在，而"我"是主观臆想。
仁学的实践并非一个没有自我的过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仁学的实践是从“己”出发的过程。但同时，仁学实践是需要舍弃主观盲目自信、自我封闭的过程。“仁者爱人”，仁者的实践是不断舍弃旧我，实现新我的过程，它是一个新人的塑造计划，实现从小人到大人的发展。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这四者并非单纯的并列，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至于我又生意，则物欲牵引，循环不穷矣。”朱熹的解释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四忌中可四者同时出现，在变动社会的行动决策中，更多的是单独出现：社会变动因素太多，易生凭空猜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知彼知己绝非易事，不留余地地绝对肯定符合人之常情；变动社会万事不居，凭自身经验行事应是通例，但变动社会之下，需要有《孙子兵法》中的“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对应变者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需要有“智、信、仁、勇、严”的集成；“毋我”就更难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超越“利”与“我”，需要有超自我的能力和境界，此非一日之功。此“绝四”，说者容易，行者实难，但仁学中的“敏于学”要有效果，必须以此为基础。可见仁学实践决非易事，孔门弟子大多日月至之矣，已实属不易。
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或参考《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论：论的法典化解读》。以下是《论语启蒙》的课程简介。
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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