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说起古装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我想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那些古装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那平常日子里电视节目我们还怎么看，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多年来，那些古装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有军国大事、社稷民生、风土人情，有官场争斗、宫廷秘史、江湖风波，有历史传闻、家长里短、情感纠葛，有圣君明相、英雄豪杰、普通百姓，当然还有奸臣小人、江湖术士、还有宏大的场面、离奇的情节、感人的细节，等等吧，真的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扣人心弦。但是，当我们被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而深深地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如果稍加留心，看得略微仔细一点，则不难发现，从语言文字到历史常识，从人物言行到环境场面，从思想情感到人文精神，无不是漏洞和错误百出，至于暴力观念的盛行、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更是触目惊心，令人匪夷所思。
1.司空见惯的常识性错误
《三国演义》，堪称当代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经典之作，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到剧本的编写、演员的遴选、场地的准备，以及到精心的排练和演出，真的可以说是下了莫大的功夫。该剧正式播出之后所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尽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考察，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缺陷和遗憾。比如，念错字的现象，就时有发生，“万乘（sheng，去声）”念为“万乘（cheng，阳平）”，“疏不间（jian，去声）亲”念为“疏不间（jian，阴平）亲”。念错字的现象，在历史电视剧中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举不胜举了。《雍正王朝》中，唐国强主演的雍正皇帝，将“股肱（gong，阴平）”念成“股肱（hong，阳平）”，饰田文镜之演员竟然将“老妪”之“妪”读为去声“kou”，《旗袍》中，王志文主演的丁默群将“燕（yan，阴平）然”念成“燕（yan，去声）”，《还珠格格》剧中，林心如主演的紫薇格格有一次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将化用汉乐府民歌《上邪》而成的歌词之句“山无陵”唱成“山无棱”，而且屏幕显示的也是“山无棱”，等等。除了读错字之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是司空见惯的。《三国演义》剧中，曹操在除灭董承等反曹势力的过程中言道，我待献帝不薄，如何如何。无独有偶，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剧情中，朝中来人言，后主降诏，云云。我们知道，不管是后主还是献帝，都是后来的说法，当时之人怎能如此称呼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说明，在当代社会，演员们的语文基本功底及素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或许有人要说，这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无伤大雅，不影响总体上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过去的演员，从建国初期的那些演员往前说，比如梅兰芳、侯宝林，他们的语文功底和文化素养怎么样呢？我敢说，至少和当代的演员是绝然不一样的。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他有言道：“我是个拙笨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侯宝林被称为相声艺术大师。他们若没有过硬的语文功底和丰厚的文化素养，能当此殊荣吗？而在古代社会，见诸史册的那些所谓的优伶、戏子，大多都可以称为博通古今的大学者。比如优孟、东方朔、柳敬亭等。《唐阙史》（卷下）中有一段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有一年延庆节上，佛道举行大辩论，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出席。辩论会的中间，安排的是俳优们的表演。有个叫李可及的戏子，一幅儒生打扮的模样，来到台上，自称是“三教论衡”。有人问他，既然声称博通三教，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人。他答道：“是妇人。”又问：“何以见得？”答曰：“金刚经说：‘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等到其夫坐了自己才坐呢？”那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答曰：“亦是妇人。”问：“为何？”答曰：“《道德经》上说：‘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有身，吾复何患！’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担心自己无娠呢？”那人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答：“亦是妇人。”问：“为何？”答曰：“《论语》上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如果不是妇人，为何要待嫁呢？”这一番诙谐的表演，直惹得龙颜大悦，众臣欢喜。透过诙谐的问答，滑稽的表演，我们试想，李可及岂止是基本的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非常过硬，他若非对三教经典非常熟悉，对三教之理了然于心，能表演得如此出神入化吗？我们若了解了这些，还能心安理得地为当代演员们的浅薄与平庸而振振有词地来辩护吗？
2.经不起推敲的细节问题
当代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细节上经不起推敲者，也是比比皆是。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一开头便设计了刘备戴旧草帽穿破衣服观看榜文的剧情。其实，我们读一读《三国演义》或《三国志》，其中并没有写刘备如此装束的文字。而且，两书中写刘备，只道是家道衰落，与母织席贩屦，且有族人及富商大贾时时周济。我想，用现在的话说，刘备差不多应该是小手工业者与小商贩兼备的身份吧，固然在当时免不了经济上时常困窘，但是像电视剧中那般贫穷不堪，也不至于吧！那么，电视剧中为何要那样设计呢？看到后面，关羽搬开井盖，将从井里取上来的肉分给周围的普通老百姓（原著及《三国志》并未有此内容，这也是电视剧中别出心裁的创造。笔者），我恍然有悟。难道是编剧受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传统的影响吗？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呢？还有，孙权接替兄位时，完全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懵懂少年，此时前后的周瑜，是剧中那般形象，而到周瑜病亡之前，孙权已是黄须飘飘的成年之人，而周瑜看上去还是当年那幅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吗？还有，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剧情中，有一次司马懿和曹真统率四十万大军侵犯蜀境。诸葛亮预知秋后有连绵大雨，故未调集重兵抵御。后来，果然应验。剧中一边是绵绵大雨，一边是魏兵行军的艰难之况，而另一边则是天光明亮，山川草木分外清晰，让人看了心中不觉发笑。
在《雍正王朝》电视剧中，则有更多经不起推敲的细节。四王爷胤禛以钦差大臣身份至江南赈灾，在扬州召见地方官，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任伯安竟然当场拂袖而去。这怎么可能呢？照剧中所讲，任伯安是何等狡猾之徒，即使有不满和抵触之心，怎么会在钦差大臣（而且是四王爷。笔者）当面有如此荒唐之举呢？从后面情节看，任伯安并非大脑不健全者。无独有偶，田文镜曰，可否叫太原县令来，当堂对质？诺敏不屑一顾地说，当然可以。这个对话其实也是有问题的。田文镜为钦差大臣，且是雍正的心腹，诺敏身为地方巡抚，怎么能以这种口气对钦差大臣讲话呢？还有，雍正当年潜邸的奴才坎儿后来被八王爷那边的人利用，做出了背主忘义的事，随后被雍正指派太监处死。令人很难置信的是，坎儿被处死之后好长时间，尸体还在原地放着，当邬思道赶过来时，坎儿手上的那个十分昂贵的戒指竟然还在手上。这是主子处死奴才，又不是暗杀，那尸体放着等谁来处理呢？而且，大多数太监是何等地爱财，难道雍正手下的太监都是清廉高士吗？
3.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多少看过一两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朋友，大概无不知道，充斥其间的内容，无不是运用阴谋与权术争来斗去，诸如政治斗、军事斗、外交斗，权斗、宫斗、商斗、情斗，内外斗、上下斗、纵横斗，不一而足，而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等等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真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斗来斗去的情节内容中，贯穿其间的则无不是“成王败寇”的陈腐理念。《还珠格格》中表现容嬷嬷被打板子的场面，几乎都让人有些“大快人心”的感觉了。《甄嬛传》可以用十分突出而又醒目的场面，来展示宫斗失势的华妃被宦官群殴而死的情形。观此剧情，也几乎让人感到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三国演义》剧中，有些情节内含人道主义理念及人文精神的因素，很有意义，比如徐庶与庞统的对话，一个强调的是江南百万生民，一个强调的是八十三万将士，这里显然就有“人”的因素，诸葛亮决定采用火攻方法对付孟获的南军时，他的一些言行，也有重视“人”的思想理念，这都是好的，剧中表现得也比较充分。但是，也有些人物故事及细节，本应该给予重视，或处理得更好一些，但是并没有引起导演和编剧的重视。比如，管宁和郑玄的形象和故事，这里就有极为丰富的人文精神，但在剧中却被轻易地忽略了。而对于暗害张飞的张达和范强，却采用了特写镜头，将张苞杀此二人为父报仇的细节，表现得分外清晰而又充分。我们知道，张飞被害，显然张飞错在前，究其情理，二人也是为了保命，万般无奈之际才走了冒险之途。张、范二将固然有罪，而张飞作为蜀汉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其所犯错在前，怎么能够把一切仇恨都倾泄到张、范二人身上呢？后面关兴斩杀潘璋，其实也有类似问题存在，这里不再细说。
《三国演义》尚且如此，其它历史类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雍正王朝》整部剧作，除了有那么一点似乎是治国安邦的因素，除了有那么一点似乎是合乎人情人性的东西外，充斥整部剧作的，不外乎是阴谋与权术，而且连李卫推行新政，都用的是阴谋手段。在表现治国安邦的内容方面，特别借助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田文镜，一个是李卫。田文镜是科场落榜者，李卫是个奴才出身的文盲。雍正倚重的这两个封疆大吏，对待文化之士，态度竟然惊人地相似。这样的设计，真是很值得耐人寻味。
当然，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雍正王朝》小说的作者。我觉得该部小说的作者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盲点：其一，雍正统治时期，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迫害文人学者，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而作者对此竟然未有丝毫正视；其二，雍正时期，西方正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方兴未艾的时期，资产阶级人文思想深入人心，就是在中国，早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萌芽，而作者对这些毫不在意，竟然对当时一个禁锢思想、强化集权、手段残忍的极权统治者，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不遗余力地正名而歌颂之，真乃不可思议之事。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诗人、学者、思想家，死后在雍正十年因受曾静牵连，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异常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看《雍正王朝》电视剧，当涉及到吕留良时，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个旁门左道的歪邪之人似的。曾静受吕留良的影响，有反清思想，欲策动岳钟琪谋反，反被岳钟琪告发。其人虽迂阔不实，但在《雍正王朝》剧中把他演成那么一个龌龊的形象，而且让似乎是代表正义和良心的李卫冲进监狱对其拳打脚踢，此等情节内容的设计安排，真是令人恶心之至。这些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出在哪里呢？我以为，问题就出在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鲁迅先生有言，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鲁迅先生对这样的社会，自然持批判态度。而在当代历史电视剧的导演与编剧这里，恐怕恰恰成为其指导思想了吧？
在当代各种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从普通常识到细节的呈现，再到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存在的各种问题相对比较突出者，恐怕要数《大秦帝国》了。下面主要谈谈该剧中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稷下学宫讲学论辩的具体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道：“（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可见，孟子至齐，是在齐宣王时期，而这时商鞅已被秦重用，变法成功。而在电视剧中，根据情节，商鞅至齐国临淄稷下，当在赴秦变法之前，其时齐国正是齐威王当政。这时，碰到孟子讲学，与其论辩，岂非关公战秦琼吗？当然，文学影视作品，并非历史著作，时间上、细节上有出入，也无不可。但是，剧作中的讲学论辩，缺乏学术依据与思想基础，糟贱古人，轻薄浮浅，实在不堪入目。实际上，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人是早有批判和定论的，孔子曰，春秋无义战。司马迁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太史公“以攻伐为贤”数字，已将问题说得明明白白。换言之，其时并非孟子的思想不好，而是举世崇尚攻战杀伐。而剧作中所极力表现的孟子的“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正好是梁惠王对孟子的感觉和评价，所极力表现的商鞅的睿智和深刻，正好是当时整个社会所极力推崇、也为儒道等家所极力批判的功利观念，剧作之改编，实乃莫名其妙，可笑至极。
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专门查阅了一下《大秦帝国》小说原著。不料，这一查阅，真是应验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之俗语。原来，在小说原著中，跟孟子辩论者，并非商鞅，而是荀况。而且，更为吓人的是，孟子与荀况辩论到最后，竟然向齐威王提出建议，要求处死荀况。这一“创造性”的情节设计，真是令人大跌眼镜。那么，小说作品中为何会有这样的情节设计呢？再说让荀况来和他辩论，那也应该虑及起码的历史常识。我们只需百度一下，就可知晓，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荀况则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这就是说，孟子比荀况要年长大约59岁。这两个人能凑到一块辩论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其实，我们再看看原著后面张仪和孟子辩论中孟子“丑态百出”的情形，答案不难找到。如此“惊世骇俗”的创造性之设计，不正暴露出作者那点浅薄至极的所谓崇法贬儒之见吗？电视剧中把荀况换成商鞅，大概是作者（或编剧。笔者）觉得荀况和孟子辩论不够味吧，还不如让代表法家的商鞅与代表儒家的孟子直接交锋来得痛快来得明白吧。
关于商鞅统兵攻魏的事，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着比较清楚的记载。商鞅攻魏，其实前后有两次，而剧作中显然是合二为一了。其一，大约变法十年之后，“于是以商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其二，第二次攻魏大约过了十三年，齐破魏兵之后，商鞅向秦孝公建议攻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显然，商鞅在第二次攻魏时，摆了鸿门宴，用“擒贼先擒王”的阴谋诡计，先俘虏敌帅，而后打败了魏军。作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可以虚构，但不能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电视剧中，为了突出商鞅的形象，将商鞅二十多年前就已获得的“大良造”身份挪移到二十多年后，淡化商鞅的鸿门宴之阴谋，极力丑化公子卬的形象，将商鞅的有些言论移到公子卬身上，不是不可以，但将史书记得明明白白的时隔十数年的两次战争合二为一，并编造出两万步兵新军轻而易举全歼三万精锐铁骑的情节，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的事。实际上，在具体的剧情中，是一个叫山甲（猎户，原名穿山甲。笔者）的人发明了一种叫马头锤的兵器，剧中所说，十分厉害，秦国的两万新军步兵正是凭借这种兵器，把魏国的三万精锐铁骑打得惨败。试问，既然如此厉害的兵器，后来却为何从未见秦兵再用过呢？
我们知道，在历史电视剧中，没有几个奇女子，没有几段旷世恋情，那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大秦帝国》也不例外。该剧中，商鞅临死时，有白雪、莹玉两个美人陪死；秦孝公临死时，玄奇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张仪遭袭，有妻子挡箭；冯高赴韩就死，让他先回家结婚……如此人物，如此爱情，奇则奇矣，美则美矣，然而，却充分地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无耻的一面，也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正常的心态与错误的价值观。你若不明白，想想电影《泰坦尼克号》如何对待女人和孩子，就会明白了。
可以说，《大秦帝国》电视剧，将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无知、浅薄、空洞、虚伪、造作与蹩脚以及人道主义观念及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等各种问题集中起来，发挥到了极致。历史电视剧，可以休矣！
（原载《华夏文明导报》201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