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贺世哲我想说赵声良：回忆贺世哲先生

老师的风山高水长

我刚到敦煌工作的时候，敦煌研究院也叫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想到以后会变成研究员。

敦煌研究院院址

　　文如其人，贺世哲先生就是这样，不多言，但他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能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学者，贺先生十分注重实地考察，注重对文献资料的调查，他一辈子的精力都投入到调查和研究中了。退休以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考虑着学术研究的问题。贺世哲先生为人十分宽厚，尤其是对年轻人对他的求教和咨询，他总是知无不言，毫无保留地把他所知尽量告诉别人。同时，超出他研究领域的绝不会乱说。记得以前常常向贺先生请教敦煌石窟的问题，涉及壁画艺术时，他就会说：“我不是研究艺术的，这方面你们要去请教段文杰先生或者史苇湘先生。”使我感到先生的严谨。同时，也提醒我们：术业有专攻，对自己研究的范围可以发表看法，而对自己没有做过研究的领域，不应该轻率地作出论断。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说的不正是这样吗？

段文杰等初到莫高窟

　　也许是因为做编辑工作的缘故，记得有一次问贺先生什么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贺先生想了想，说道：“我觉得一篇论文，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可以成立。”后来在别的场合，贺先生也说过这样的看法。仔细想来，这两点其实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持之有据，就必须有依据，学术上的依据无非是要有真实的资料，一是文献的资料，一是考古实物。言之成理，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推论合乎逻辑，令人信服，这样才算是成理。所以，按贺先生所说的要求，我们就要做充足的调查，掌握相关的文献与实物资料，同时在理论上阐述得合乎逻辑。

贺世哲与施萍亭先生在兰州的家中

　　 现在因为受国外新思潮的影响，很多人讲究所谓“方法论"，动不动就讲一些时髦的“××学”“××学”，但是具体到敦煌学中，具体联系到某一窟的内容与艺术，是否能解决问题，则很难说。贺先生和他们那一辈的学者注重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很少用那些花哨的名词。贺先生在他的重要著作《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前言中写道：

　　 本书所说的敦煌图像研究，含两层意思：一是敦煌石窟中绘塑些什么题材，二是为什么要绘塑这些题材，可能与现在流行的“图像学”有点类似。在中国石窟研究的领域，20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早有《云冈石窟图像学》之篇名，20世纪90年代罗世平又撰博士论文《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图像学研究》。“图像学”一词已常见于一些论著中。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外来术语，虽然我也读过《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但是由于我对西方艺术史是门外汉，不知自己的研究是否符合图像学的内涵，所以在我的书名中十分遗憾地回避了“学”字，直呼“图像研究”。

　　这正是贺先生的风格，他虽然十分谦虚地说自己没有用“图像学”一词是“遗憾”，但实际上表明了在他心中，他的敦煌图像研究与现在流行的“图像学”是不一样的。贺先生对学术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没有用“图像学”这个标签，这本《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却作为近年来敦煌石窟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学术成果重要的是其中体现的扎实功底和研究的开创性，而不是表面的包装。

　　 1985年，我到文物出版社协助黄文昆老师编辑《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学术界常把此书称为“五卷本”）时，第一、第二卷已经出版，第三至第五卷正在紧张地编辑。在未出版前就读到贺世哲与施萍婷老师合著的《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感觉到做编辑的喜悦，常常跟黄老师谈起这一套书中的文章，记得我问过黄老师：“‘五卷本’中同时有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文章，您觉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论文比日本学者的怎样？”因为那时正好有一个传言，说是一位日本学者说了“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这一说法曾经长时间地激发了国内学者奋起直追的情绪。

贺世哲

　　我那时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想法。黄老师跟我说了一件事：这套书最初编辑时，中日双方都有学者参加，当时个别的日本学者是很傲慢的，他们以为中国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学者不会有太深入的研究。而且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像段文杰、史苇湘、贺世哲等先生在“文革”期间都没有机会发表论文，在学术界根本没有什么名气，日本学者更没有听说过。1980年前后，双方的文稿都集中在一起，日文版出版时要由日本方面把中文稿翻译成日文，而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则由中国方面把日文论文翻译成中文。日本学者第一次看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的文稿，都非常吃惊，图像内容考证的深入细腻、时代分期的严谨科学等方面都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当即就要求把他已写完的文章拿回去修改。因为他读了中国学者的文章，才发现自己的文章存在问题。而这套书的编辑出版，也使日本学者完全改变了对中国学者的成见。黄老师说：“我们的论文，一方面是壁画内容考证的（像《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是石窟考古排年的，都是十多年的功夫凝结成的文章，是非常过硬的，这是日本学者想象不到的。” “五卷本”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走向国际敦煌学界并持续产生影响的起点。

贺世哲先生著作《敦煌石窟论稿》

　　后来，贺世哲先生又连续发表了有关《维摩诘经变》《涅栠经变》等经变画研究的论文，表现出他对敦煌壁画内容所做的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调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对敦煌壁画中大量的经变画、故事画等内容做了调查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很多。但是当这些壁画内容一一考证出来之后，我们的研究者继续做什么呢？这常常使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似乎对敦煌壁画，可做的事情不多了。贺世哲先生的研究再次为我们的图像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贺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专注于敦煌壁画中的千佛像、三方佛与三世佛等内容的研究，而研究方法与以前对经变画的考证有所不同。

　　 他不仅仅停留在对画塑内容的辨识上，更侧重探讨出现这些内容的宗教意义，也就是从图像的表象深入到了文化的本质。现存的这些彩塑壁画，无非是那个时代佛教艺术的遗存，透过这些遗存进而了解当时的佛教发展历史，这是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追求。贺先生不遗余力地研究这些内容，他把早期图像研究的成果整理并集结成《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贺先生从佛教思想的层面，把对单个洞窟、局部图像的研究纳入一个时代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分析，从而使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到这个时代思想的总倾向，于是我们明白了早期壁画中那些充满牺牲精神的本生故事、讲因果报应的因缘故事，还有众多的佛传故事，都与当时禅观修行所需的“法身观”“生身观”等密切相关。

贺世哲先生在洞窟考察

　　石窟的营建，包括石窟内壁画的主题，必然要与当时的佛教思想发展有关，与当时寺院僧侣的需要有关。而贺先生的著作为我们揭开了这一层宗教文化的内涵。敦煌石窟研究的困难在于既要调查各时代彩塑壁画的真正主题内容，又要探讨这些主题内容在当时宗教思想中的意义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佛教的研究者经受到各种干扰，但是以贺世哲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能在逆境中努力钻研佛经，在很大程度上搞清了与敦煌石窟相关的不少佛教思想。敦煌石窟艺术存在着一些独特性，而敦煌一地的佛教发展同样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历史。如何能把佛教义理与现存石窟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解开诸多宗教历史之谜，这依然是摆在敦煌学者面前的任务，好在贺世哲先生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诸多路径。我们将努力奋进，继续推进敦煌石窟的研究事业。

　　 读了《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一直在期待贺先生再写出隋代、唐代的续篇。没想到入世无常，贺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贺世哲先生不属于那种“高产”的作家，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殚精竭虑，浓缩了大批艰苦的调查研究，所以他的文章数批不多，却是每篇都经得起读、经得起琢磨的。在我的印象中，贺世哲先生没有别的爱好，退休后也总是在思考着研究的课题，并且不断地发表新的研究论文。学术研究已渗透到他的生命中，在他去世前还留下了《敦煌（楞伽经变）考论》遗稿。每读到这些凝结着贺世哲先生心血的学术论文，不禁想到先生为人与为文质朴无华、求真务实。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对学术追求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晚辈学子的心中！

　　本文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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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旧事》

　　赵声良 著

　　出版发行：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祁莲

　　书号：ISBN 978-7-5423-4484-7

　　定价：58.00元

（作者：赵声良）

（来源： 敦煌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