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正在经历“千年美遇变局”。
在此期间，外国来华人士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曾在华生活近5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揭开他们的屋顶，去了解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于上青天。不过，他可以模仿中国人，将一个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使得纸窗户上留下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至少能够观察到某些东西。”那些自“窥洞”所得的观察记录，保留了不少作者耳闻目击的场景和情感，虽难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金融史料。银本位传统
货币制度是外国人关注的重点。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记载，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在《变化的中国人》中写到，清朝中央政府有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称“库平银”。政府照此标准收取一切进项并用于一切支出。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为98％。但是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政府也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规范每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各地使用的银两标准也互不相同。”因此，对于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银行和钱庄必须做到了如指掌。
何天爵认为，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外国人称之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较小一点，每个银锭大约重十两，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都是五十两一个。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不仅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且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素享盛誉的商号所作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可信的。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由石棉做成。先将银子熔化，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分布着一些针眼般的小孔。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
英国旅行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对广州商店的陈设观察入微，他在《 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如此描绘：“商店里通常摆放着大小合适且光洁的木制柜台和带雕刻图案的货架。柜台后面是账房，用一扇木制屏风与前面的柜台隔挡开来，屏风上雕刻的图案像攀缘植物一般。一架黄铜天平和砝码放在显眼的地方，天平擦得锃亮并用红布衬垫，是用来称银币、银锭，以及其他作为货币流通组成部分的贵金属物的。”
英国宗教人士李提摩太1871年在满洲里旅行时，担心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他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写道：“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
平民之货币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一书，被《剑桥晚清史》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卫三畏在书中写道：铜钱薄而圆，直径略大于1英寸，中间有方孔，以便串起来。正面有“宝”字，省份名称用满文，列在方孔的两侧；背面有四个字，如“道光通宝”。铸造铜钱的场所设在各省省会，隶属户部管理。铜钱是一种合金，其成分的百分比为：铜50，锌41.5，铅6.5，锡2；或者铜和锌各半。但近50年来成色日趋下降，掺进了铁，大小也不如前，和面值不能相称。
麦高恩则把铜钱称为“平民货币”。他认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钱，银两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以及土地的买卖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是双方认同的货币。
麦高恩充满感情地写道，铜钱是穷苦人的伙伴，即使是个乞丐，他的口袋里也会有几枚硬币。那些卖苦力的人，做梦也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银两，干了一整天的苦力活，如果能得到二百个铜币，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若是挣了三百个铜币，他会笑着把这一天的收获交给妻子，好让她用这些钱来支付日常的家庭开销。看到丈夫带了这么多的钱回家，妻子的眼睛里也放出了光彩。麦高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男人来到市场上，他炫耀似地将一串铜钱搭在肩上，就好像是在向摊主们暗示，他今天就是来买东西的，因而他们必须对自己客气些。
日本中学教师中野孤山著有《横跨中国大陆》一书，他发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通用货币只有那种带孔的小钱，而这种小钱里还混有一些被称为“乞丐钱”的薄而小的钱币。“乞丐钱”不能一枚枚地单独使用，要与其他小钱串在一起才能使用。小钱每天的行情不同，同样兑换一个银元，从八百文、九百文到一千文不等。“小钱的价格每天都在浮动，虽然没有报纸，可是很快就为当地人所共知，其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令人称奇。”
明恩溥则注意到，许多店铺白天的销售额都是小金额，所有这些铜币要边数边用麻绳串起来，一千个铜币一贯，这种事情当然是很耗时的。他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记下了这样的细节：如果商行的业务相当多，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商行的伙计晚上拆散白天收入的大量贯钱，逐一核查，意欲在当中发现有特殊价值的希罕、珍贵的铜钱。
购买力拾零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记载，1850年，一个银元在福州兑换制钱一千四百文，到1854年换一千七百五十文，再到1863年8月仅换一千零五十文。而医学院毕业生、后来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记录：一吊钱为100个铜钱，在东部各省，十吊钱相当于一块墨西哥洋。但中国有18个省，一吊钱在不同的省各不相同，从100个铜钱变化到83个（太原），直隶省则只有33个。
日本海军谍报人员曾根俊虎所著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对19世纪80年代各地钱价作了记载：北京（大钱称当十钱），五个一百文，五十个一吊，一美元凡九吊五百文；天津（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美元凡二吊四百文；通州（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两凡三吊四百文；上海（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美元凡一吊二百五十文；烟台（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两凡一吊七百三十文；蒙古（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山海关（小钱称东钱），十六个一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盛京（今沈阳），三十三个二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一两凡九吊六百文。
美国旅行家盖洛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中国十八行省和五大名山的人文地理学家。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记载，为了制作一面美国国旗，他购买了三尺红布、三尺白布、一块蓝布和一卷棉线，布花了532文铜钱，棉线则为100文，“我递给店主一块鹰洋，按宜昌的市价，值现钱820文。出于玩笑，我顺手拿起他已经串好的1000钱，取了200文。他笑了笑，点头表示认可。这样，我购买这些东西，似乎只用了620文铜钱。在中国要弄清钱的真正价值实属不易。”
在云南，盖洛作了如下记录：“星期天，我们吃的是星期六打下来的大雁。客栈的厨师精烹细烩，肉汤也味道鲜美。我还要了四十文钱（两美分）的泡菜，一小盆炖鸡（五美分），还有三个总共四磅重的红薯（每磅九文钱）。”在一个叫小板桥的集镇上，他停下来吃午饭。米饭是十文钱一盆，汤免费，酱油三文钱。鸡蛋是七个大钱一个，茶水七文钱。“这儿所使用的有两种钱，大钱和小钱，20个大钱和30个小钱都值一美分。虽然这些铜钱又重又脏，且币值不稳定，但在中国缺了这些是不行的。”
中野孤山比较了四川农村牛羊猪肉的价格，结果发现：“最贵重的肉是猪肉，次之的是绵羊肉、山羊肉、水牛肉、牛肉等。”其中，猪肉一斤价值一百二十文左右，羊肉六十文左右，牛肉五十文左右。因时因地不同，价格贵贱多少有些区别，但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此外，当地人也饲养了很多鸡，出售时用秤称，用两三百文可以买到一只大鸡。鸡蛋价格，一个大概是五六厘，只论个数。他注意到，成都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城内80万人口的口粮全部是经过这四门运进来。所经过的城门不同，市价也有所不同。
美国学者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记录了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物价。在山西的五寨县，1美分可买9个鸡蛋、一只鸽子，5美分可买一只公鸡，3美分或4美分可买到一磅未捆好的棉花。“如果每星期花上60美分，传教士夫人就可以把市场上最好的蔬菜、肉类摆在饭桌上。”西安有十来个销售外国商品的商店，中国人在这里能买到止痛药、牙刷、化妆品、甜露酒、香烟、炼乳、内衣、灯、钟、风景画、小折刀和体育用品。美国煤油卖到l加仑43美分。银川当地所产的一种石油膏，如果用骡车运到200英里外的地方，可以卖到1加仑31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