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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看无颜之月】寻宋︱长沙岳麓书院:君臣之契渐行渐远

岳麓书院

(一)张浚墓

绍兴31年(1161年)完颜良再次入侵宋,宋高宗因反对和议论,想起被罢黜20多年的主战派长官张俊,下令以关文田大学史判处谭州(湖南长沙)。

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称“南轩先生(张栻)为宋名儒,父紫岩(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好像张浚全家是知潭州时才迁往长沙,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浚于十月下旬出判潭州,十一月初即改任判建康府(今江苏南宋)兼行宫留守,他在潭州的任职时间不足十日,无论如何也不够时间置办宅地。

事实上当时张浚已迁居长沙将近二十年。张浚原是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靖康之难时不愿接受张邦昌的伪职而投奔高宗,建炎三年(1129)组织平定苗刘之变,从此成为高宗宠臣,并于绍兴五年(1135)拜相。张浚虽然坚定主战,但他志大才疏,而且主张削夺大将兵权,并在金朝出现议和意向后失去高宗的信任。绍兴八年(1138)高宗与秦桧决意和议时,张浚即被罢相,此后一度出知福州。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后,张浚被免职。由于老家路途遥远,这时张浚便择居长沙,“公以蜀远朝廷,不欲径归,遂奉太夫人寓长沙”。绍兴十二年(1132)张浚在长沙迎来母亲,由于担心母亲思念家乡,“乃即长沙城之南为屋六十楹以奉色养”(朱熹《张浚行状》)。

这期间张浚因不断上书要求抗金而遭到秦桧忌恨,数次被贬,绍兴二十五年(1155)甚至一度被秦桧诬陷谋大逆而面临极刑,适逢秦桧病卒才幸免于难。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浚出判潭州之前已获自便,十一月改判建康府后立即购船冒雪赴任。当时金兵正在计划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后再攻建康,建康正处于危急之中。有人劝张浚不要轻易前往,张浚答以“赴君父之急只知直前”,在长江北岸官船航行的情况下乘小船抵达建康。十一月八、九日虞允文在采石大胜完颜亮,完颜亮遗至扬州,不久被金军将领杀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抵达建康,张浚迎拜于道左。高宗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当即命张浚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马。

完颜亮败亡后,高宗不愿再为战争担惊受怕,索性退居德寿宫坐享福威。高宗是投降派的首领,但继位的孝宗抱有强烈的抗金意志,“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孝宗刚即位就召见朝野呼声最高的主战派领袖张浚,“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当时史浩主守,张浚主战,于是孝宗起用张浚发动北伐。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权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具体负责用兵事宜。三月,由于史浩等激烈反对,张浚在征得孝宗同意后,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宋军出战。于是史浩坚辞相位,退居德寿宫的高宗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

张浚遣宋军分别自濠州(今安徽凤阳)、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伐,连克灵璧、虹县、宿州等地。孝宗为此一度非常兴奋,下诏亲征。金朝派精兵进攻宿州,宋军李显忠率部主动出击,与金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伤亡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耻居李显忠之下,未出兵救援,反而散布流言动摇军心。李显忠独力难支,率师后退,宋军很快崩溃。金军无力追击,宋军退守淮河一线。宿州旧称“符离”,符离兵败后,孝宗起用汤思退重新议和,北伐雄心大受挫败。但金朝对议和的开价太高,孝宗无法接受,隆兴二年(1164)三月再命张浚全力备战,遭到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强烈反对。四月张浚被召回朝廷,江淮都督府被罢废,不久孝宗罢去张浚相位。张浚在回长沙途中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但八月行至余干时病逝,留下遗言说无颜归葬故土,“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其子张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张浚刚去世,金军便于十月再次南下,主和派主动撤防,导致楚州、濠州、滁州相继失守。十一月,张浚安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十二月宋金重新达成协议,史称“隆兴和议”。

衡山县丰林乡龙塘之原就在今天宁乡县官山乡官山村罗带山,张浚墓的东侧是其子张栻之墓。现存张浚、张栻墓为1981年按清代形制修复,原墓重修于顺治八年(1651),1959年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被毁。2013年张氏父子墓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带山下原有墓祠,1967年被毁后,2017年又重建包括父子两座祠堂的南轩书院。

张浚墓

(二)张栻墓

张浚是重要的道学家,《宋元学案》称“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定)游”,就是说张浚是程颐的再传弟子。孝宗继位后第一时间召见张浚,张浚就对孝宗说了一番“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指,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的大道理。孝宗感兴趣的是恢复中原而不是道学,符离之败也证明“内圣”开不出“外王”。所以隆兴和议之后,张浚的儿子张栻,就连带道学一起,遭到了孝宗的嫌弃。

隆兴北伐时,张浚在前线,孝宗终究没有亲征,张栻就以“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之职扮演起张浚与孝宗联络人的角色。张浚经常让张栻单独进宫向孝宗面陈机宜,孝宗则以手札或口信的方式向张浚传递信息。这段时间张栻经常见到孝宗,张栻也跟孝宗大谈天理抗金的理论,大力推荐道学家入朝: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无使其或少息也,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宋史 张栻传》)

当时孝宗正想依靠张浚北伐,因此与张栻处得十分融洽,出现了孝宗“召南轩(张栻),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的亲切情形。

张栻入宫,还曾见过高宗。高宗问候张浚,张栻则上奏边事不可和之意。高宗对张栻很客气,不过在张栻告辞时说了一句“不如和好”。高宗、孝宗父子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张浚、张栻父子的道学及主战立场却相当坚定。

隆兴北伐的失败不但让主战派失势,甚至证明了高宗“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的预判。虽然孝宗不甘于议和,但他似乎抱定了道学家对于恢复中原毫无能力的观念。隆兴议和之前张栻再次以“正心诚意”的说辞上书反对议和:

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虏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这时的张栻早已不再扮演联络人的角色,他的奏议“疏入不报”没有任何回音。此后孝宗把恢复的希望寄托于指挥采石之战但不是道学家的虞允文,而张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道学的学术活动中,孝宗与张栻在北伐前的“君臣之契”这时已经渐行渐远。

乾道六年(1170),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不到一年内被孝宗召对六、七次。这时张栻所言多是道学说辞,让孝宗相当不快,还因为反对张说出任宰辅而得罪孝宗与虞允文,甚至以蔡京之流类比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张栻早已不是隆兴年间孝宗的那个宠臣了。

乾道七年(1171)张栻短暂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后归长沙故居。第二年刘珙复知潭州,再修岳麓书院,请张栻主持教事。淳熙元年(1174)张栻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颇有政绩。淳熙五年(1178)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淳熙六年(1179)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48岁,由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朱熹又应张杓之请为张栻撰写了神道碑。

张栻墓

(三)岳麓书院

张栻为父服丧时,湖南发生了李金领导的起义,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宋廷派刘珙前来镇压,刘珙的父亲刘子羽是张浚的部将,这次张栻又辅佐刘珙镇压了起义。然后刘珙就重修了岳麓书院,张栻为此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刘珙则请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张栻原来在衡山从胡宏学习,由胡宏、张栻开创的湖湘学派的重心也就此从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刘珙的父亲刘子羽不但是张浚的部将,还是朱熹的义父。刘珙在重修岳麓书院的同时,还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虽然朱熹因“劝止者多”及天气炎热等诸多不便没有成行,但朱熹的著作开始在长沙出版,他与张栻的通信也变得十分频繁。乾道三年(1167)刘珙被召入朝,继任的知潭州张孝祥继续极力促成朱熹至长沙,最终促成了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已是朱熹与张栻的第三次见面。两人最早是隆兴元年(1163)在临安相识,当时张浚北伐已经失败,主和派卷土重来,朱熹为坚定孝宗抗金决定,决定入朝进谏。朱熹当时见到的张栻还是孝宗的宠臣,两人讨论的也多是朝局与用兵之道,朱熹还希望张栻多推荐道学家入朝。不久张浚去世,张栻扶柩归葬,朱熹又千里哭祭,这一次两人开始热烈地讨论学术问题,朱熹还感叹张栻“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置也”(朱熹《答罗参议》)。

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一,朱熹与弟子林用中从福建崇安启程,于九月初八日抵达长沙,与张栻等湖湘学者开始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讲与交流。十月九日、十三日,朱熹、张栻、张孝祥同游岳麓山之赫曦台、城内定王台,十一月六日朱熹与林用中往游南岳衡山,张栻陪同前往。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朱熹与张栻辩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二十三日朱熹与张栻各返归程。“朱张会讲”在更加著名的“鹅湖之会”之前八年,首创宋学“会讲”之风,湖湘学派也由此形成全国性影响力,岳麓书院也因此名动天下。其实朱熹在长沙与张栻盘桓月余,主要是在城南书院即张栻的住所。湘湖学派兴起之后,天下学子“以不卒业湖湘为恨”,“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蜂拥而至岳麓书院求学问道。

岳麓书院可以追溯的确切时间是知潭州朱洞修建于开宝九年(976),实际创办时间可能更早。北宋时经咸平、大中祥符年间多次扩建,学员已多达数百人。两宋之际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在刘珙重建、张栻主教、朱张会讲后终于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年学府。宋元战争中,岳麓诸生乘城共守潭州,书院虽遭兵燹,入元后重新振兴。宋元时期岳麓书院始终保持私学性质,明朝抑制书院,明前期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正德以来再次复兴。清朝统治者对书院极加褒奖,乾隆特赐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走上了官学化与大发展的时期,号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以来岳麓书院与时俱进,一度成为湖南维新志士的活动基地。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府,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以及长沙市的著名景点,不过宋代的文物已经难觅踪影。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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