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第七，反映了中国军队和游击队英勇地进攻敌人。例如，廖冰哥的《筑起我们的钢铁长城》、《失败的堆积》、胡科的《游击战不仅牵制敌人，而且袭击敌人》、《抗战歌谣》；叶阿萨给的《合力歼敌》、《瓮中捉鳖》；杨百波的《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跑出厨房，走出闺房，去负杀敌的重任》；陆地油的《青纱帐里活跃的东北义勇军》；刘源的《敌人手足无措》、孙文杰的《游击队的装备日见其好》、杨仲明的《勿叫敌人休养》等。
这些漫画作品，主题鲜明，构图简洁，形象生动，富有冲击力、感染力、影响力。女画家梁白波的《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一画，成为当时的一幅名画。作品描绘了顶天立地，站在侵略者面前的游击队员。代表着中华民族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威武气势，特别震撼人心，令人扬眉吐气！这幅漫画作品，当时为许多抗日民众加以复制，放大张贴。
画家们还创作了一些彩色漫画，更加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抗日战场的激烈场面，体现了抗日战士的英勇无畏。
八、高举抗战到底的旗帜，反对投降、反对妥协、反对摇摆！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以及资本家、小市民消极抗战的言行。
九、反映后方各界群众积极募捐，支持抗战，或以其他方式支援抗战、祈求和平的。如。丰子恺的《今朝不吃糖，将钱去救国》，汪子美的《尽我们的力量慰劳援助前线将士》，邵衡秋的《建立强大的空军》
十、反映国际形势的。如廖冰兄的《三个渔夫》，叶浅予的《绅士与强盗》，高朋的《旗鼓闹翻天，崩溃在眼前》，张心聪的《大贱卖》，漾兮的《浑身跳蚤》、《三个摩登男性》、《中立，如何中立？》和《我们帮助把疯狗口里的肉夺回来》。
十一、欢庆抗战胜利终获和平的。
《抗战漫画》是漫画宣传队的会刊，主要刊登宣传队员创作的漫画作品。同时，它也是当时全国漫画运动中心刊物，担负起了动员全美术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职责。它全面记录了全国投身抗日救亡的漫画家们的斗争业绩，反映了全民抗战的热情，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本极为珍贵的史册。
《抗战漫画》第十二期还转载了新四军《抗敌画报》上版画家吕蒙创作的组画《士兵八训最起码的纪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斗争中纪律严明、斗志高昂的精神面貌。同时刊载了许超然的一组六幅反映江西瑞金革命老根据地生活的报道漫画，客观反映了根据地的新气象。总题是《江西瑞金漫画通讯》，六幅画分别为《锦江桥畔赶集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犁庭公园》、《牛市》、《老百姓的军队》、《丈夫从陕北八路军寄来的家书》、《群众大会中，一个农民的激昂演说》。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实在弥足珍贵。
漫宣队还在武汉重要街区绘制了巨幅墙头抗日宣传画，尤其是组织了三十多位画家，以一个多月时间，在武昌的黄鹤楼头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高三丈余，宽约十丈，表现中华民族抗日总动员后，“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的场景，画面以数百人形象所呈现的中华民族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磅礴气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此画完成于1938年9月。
武汉街头军民边行走边注目《抗战到底》壁画
有的漫画直接画在墙上，而有的是用布画出来，再挂在墙上。可以看出，下面几幅画有的就是画在布上的，布幅很大，像银幕一样。
张乐平在画壁画，张乐平在壁画前合影
此外，他们还为武汉举行抗日火炬大游行，绘制宣传牌《总动员》、《还有谁没有加进队伍？》、《保卫家乡》、《杀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再上前线》、《打回老家去！》等。人们高举这些抗日宣传画牌游行，气势壮观，鼓动性很强。
抗日漫宣队还配合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绘制印刷了对敌宣传的大量宣传品，包括漫画与文字相结合的传单、标语和特殊设计的劝敌投降的彩色“勇行证”等，（其中鲁少飞设计创作的《向日军招降的漫画传单》是典型的一种），并及时将这些宣传品散发到敌军中去，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甚至，还由空军将大量对日本民众宣传的文告和漫画传单直接投到日本九州岛上。丰子恺的这幅漫画就记录了这个史实。
漫画宣传队还深入武汉大小乡镇，进行街头漫画展览、报刊宣传以及漫画培训等。以大幅布画向街头群众展览，鼓吹军民抗战。这个新形式，开创了艺术家为工农兵服务、与广大群众接触、了解劳苦大众的范例。
更让人佩服的是，1940年前后，一支由张乐平等带领的漫画宣传队小分队，曾辗转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等地，创作出一大批漫画作品，用夸张的手法揭露鞭笞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与残暴，向大众吹响了团结战斗的号角，在全国播下了抗战到底的种子。张乐平所率漫宣队在金华期间，创刊了以宣传抗日斗争为中心内容、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杂志《刀与笔》月刊（1939年12月1日创刊）。
《刀与笔》第二期刊载的《敌寇脸谱》组画，用讽刺妙笔，通过对四十二个日军脸谱的描绘和两个日寇军官全身像的刻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
1942年春，经费断绝，张乐平所率漫画宣传分队被迫解散，只留下张乐平一人。所幸得到版画家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开办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的支持，张乐平主编的抗战画刊《大同漫画》和抗战生活画集《万象集》，作为“新艺丛书”得以出版。
特伟率领的漫宣队，与在桂林的版画家赖少其、刘建庵等合作，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等刊物，又为创刊于上海、夏衍主编、转移来桂林的《救亡日报》编《救亡漫木》周刊，并为该刊提供抗日漫画作品。
云南抗战漫画萌芽于1935年，而后得到迅速发展，逐渐走向高潮，至1939年，在国立艺专师生的助推下发展到巅峰。1941年度过了短暂的低谷后，缓慢复苏。云南漫画创作群体以云南本土画家李珩、张心聪、王行等为主，以喻世海、林聆等迁滇大学生为辅。他们自发成立漫画壁报研究团体，以《云南日报》、学生漫画团体及各界漫画研究会为主要活动舞台，创作出一幅又一幅激励人心的漫画。当时，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到处都有抗战漫画宣传的壁报、传单与画刊。参与创作抗战漫画的群体中有画家、有文艺工作者，也有教师、学生、公职人员等，也不乏普通民众。
仅《云南日报》一家，就搜集整理出1935年到1945年间的漫画作品567幅，（漫画作家有50余人），加上其他刊物上登载的漫画作品，不完全统计在700幅以上。如果再算上大街小巷的壁画、传单与画刊等等，当远不止此数。其代表作品有的前面已有展示。如，张心聪漫画《大贱卖》、《铁蹄下的东北民众》，王行漫画《争斗》、《前进！前进！》，漂槽木刻漫画《 "世界"小儿的厄运》，BK漫画《无论装得怎样美丽，总是假面具！》叶浅予《弃文就武》，徐羿《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韩秀石《纪念五一要参加抗战》等。
云南抗战漫画已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