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第一军政作家：贾英
2021年9月2日，中国移交了109名在韩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和相关文物——件。在此之前，从2014年到2020年，共有7名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鲜战争，19765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了异国他乡，用生命和热血赢得了一场立国之战。“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两水洞，打响出国作战第一仗，不到2个小时歼灭南朝鲜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
听到前方遭遇中国军队，美军骑兵一师八团团长帕尔莫不以为然：“中国人吗？他们也会打仗？”
狂妄的帕尔莫没有想到，仅仅6天之后，同样的厄运就落在了骑一师头上——云山之战，有着美国“开国元勋师”之称的骑一师损兵1840人，帕尔莫的第八团第三营被全歼。又过6天，美国陆军永久取消了这个营的番号。
看不起中国人的何止帕尔莫？1950年10月15日，跨过鸭绿江的前4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太平洋深处的珊瑚小岛威克岛，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面——他问：中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回答：“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
从两水洞到云山城，历时11天的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万。然而，战场上的一切，并没有影响到麦克阿瑟继续向北进犯的自信。是时，“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达22万，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8万。麦克阿瑟麾下，拥有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和包括3个航母战斗群在内的200余艘战舰。而当时的志愿军，尚没有一架可以作战的飞机和一艘可以作战的舰艇。
实力至上，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麦克阿瑟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在没有得到杜鲁门允许的情况下，麦克阿瑟调集90架B-29轰炸机，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阻止中国增兵朝鲜。紧接着，他又命令“联合国军”全线北进。
麦克阿瑟的企图是：以美第十军在东线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由清川江北上，以“钳型攻势”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再向北推进，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他还将部署在汉城的美第二十五师和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二十九旅加强西线，美军第三师加强东线。东西两线的指挥官是麦克阿瑟的两员爱将：一个是曾经担任他的参谋长的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一个是绰号“斗牛犬”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11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畔的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就飞到他们头顶助威来了。
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你们可以告诉我的士兵，赶到鸭绿江边，我就放他们回去，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们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出的消息，标题中几乎都有“圣诞”两字，《麦帅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
麦克阿瑟自然不会想到，30万志愿军早已在冰天雪地中完成机动隐蔽——120公里宽的战场上，志愿军精心布置的两个巨大口袋已经张开了口子。马上，中国人就要让他的“军神”英名黯然失色了。
毛泽东和彭德怀采用的是战争史上少有的内外双重迂回战略，西线志愿军4个军将从正面发起猛攻，另外2个军从侧翼迂回攻击。战役的关键是，侧翼力量能否迅速打开战役缺口，直插敌后，断敌主力后路。
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迂回作战行动。不到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瞬间撕开了一道口子。担负正面进攻的志愿军4个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了当面美军。
美国参战老兵沃伦·维德汉回忆：“中国人的进攻战略非常高明，被我们称作大规模袭击，他们会用大量兵力直击防线，在防御圈上打开缺口，然后挺进我军所在的后方。”
眼看无法阻挡潮水一样冲锋的志愿军攻击，在第一次战役中与志愿军交过手的沃克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盲目乐观，当他意识到陷入志愿军包围时，赶紧命令美军突围撤退。这正在彭德怀的预料之中——第38军113师已经穿插到了“联合国军”后退必经之地：三所里、龙源里。
一段战史上的奇迹由此诞生：113师双腿跑赢了“联合国军”的汽车轮子——先敌5分钟挡住了美军两个师的退路。
空前激烈的阻击与反阻击在大同江边的山谷里展开，争取最后一线生路的南撤之敌和奉命前来的北援之敌，轮番向着占领了制高点的志愿阵地上扑来，志愿军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两支相隔不到1000米的美军，最终只能相望却没能汇合到一起。
捷报传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彭德怀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亲自拟出了一份嘉奖电报交给参谋，正当电报就要发出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慢！然后拿回了电报，在末尾又加上了一段话。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二次战役，第38军一战成名。重创美第九军二师和“土耳其旅”，毙伤俘敌11000余人……
松骨峰，第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的阻击阵地，美军二师九团的唯一退路。
美军发现，无论炮火多么猛烈，无论进攻的步兵多么接近山顶，总有中国人在军号声中一遍遍发起反击。
三连最后剩下了8人，阵地前倒下了敌人几百具尸体。美军战机把松骨峰炸成了一片火海，还是未能越过这块英雄的高地。
松骨峰下一段不足11公里长的山路，后来被美军称为“印第安笞刑场”，意思是穿过这条路的经历，如同遭受到了“死亡的鞭笞”。
几天后，作家魏巍来到了前线。这片浸透了志愿军鲜血的阵地，仿佛还在诉说着战斗的惨烈。魏巍写道：“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这篇曾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通讯感动了几代人。朝鲜战场上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志愿军战士，从此有了一个亲切而崇高的称呼：最可爱的人。
1990年，《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曾经写到的两位“烈士”——井玉琢和李玉安，神奇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原来，在清理松骨峰战场烈士遗体时，意外地发现有的战士还有微弱的呼吸，被紧急送往后方抢救。
几个月后，井玉琢和李玉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井玉琢满脸都是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牙齿烧得仅几颗，左耳只剩一小块，左手严重抽缩；李玉安胸口中弹，在医院昏迷了5个多月，才脱离了危险……而当时向魏巍介绍战斗经过的一营营长王宿启，没有想到自己的战友后来竟然“死而复生”。
就在西线“联合国军”几近崩溃之时，东线方向，在茫茫雪野中设伏6天6夜的志愿军第9兵团，向钻入包围圈的美第十军发起总攻。
这就是长津湖之战。
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也是个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国人称为“洗衣工”。当时的十军下辖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阿尔蒙德同样也也没有想到，正是被他称作“洗衣工”的中国人，让他的两支精锐部队留了耻辱一页。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三十一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西伯利亚而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王牌团”的团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而侥幸从长津湖逃离的美军陆战一师，也付出了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仓惶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成为美国陆战队员挥之不去的噩梦。
长津湖之战时的志愿军第九兵团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迟浩田，43年后成了中国第八任国防部部长。1996年12月，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中国军人肃然起敬。原来，克鲁拉克父亲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父亲告诉他：“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志愿军这么厉害的部队。”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毙伤俘敌3.6万余人，一战扭转战局。“联合国军”则在10天之内溃退300公里，沦陷了43天的平壤，重新回到朝鲜人民手中。
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前一天，战役结束——等待着麦克阿瑟“圣诞攻势”取胜消息的美国人，最终等来的却是2.4万美军死伤和被俘的噩梦。这其中就包括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这位二战时期扬威欧洲战场的美军将领，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死在了“圣诞”到来的时候。
几个月前还因仁川登陆名声大震的麦克阿瑟名声一落千丈。《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败绩，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军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评论说：“麦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曾经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1951年4月11日，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匆匆解职，无奈地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1951年元旦来临的前几天，中南海与朝鲜前线的电报往来格外密集——
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12月29日，毛泽东在发给志愿军总部的电报中强调：“如果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接连三封电报，直指一个目标：三八线。
毛泽东的决心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清楚，以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物资保障能力，一旦让其整军再战，必然会是更大规模和更大强度的反扑；只有让敌人痛上加痛，才会起到震慑作用，才会激化美国与其仆从国的矛盾，才会激发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从而把美国人彻底打到谈判桌上。
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翻车身亡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同时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与习惯于戴墨镜、叼烟斗、挎着手枪的麦克阿瑟，李奇微也是一位个性十足的美军悍将，习惯歪戴着一顶毛边帽子，战斗服外套件马甲，胸前还吊着两颗黑色的瓜形手雷——据说，这两枚手雷一直伴着他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一年零6个月。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大的名声，但同样有着不凡的战争经验。西点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来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早年的李奇微，还曾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从1912年开始，十五团驻天津长达27年之久。马歇尔、史迪威都有过在这个团服役的经历。
沃克阵亡不过三天，五角大楼便匆匆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事实上，李奇微原本也想着立即转入进攻以争取战争主动，然而，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才突然发现，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遭受志愿军重创的美第八集团军，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无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此时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兵力为13个师又3个旅20余万。李奇微玩了一个心眼，他将南朝鲜军8个师放在第一线，把美军和英军放在第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不过，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就伴着飘舞的雪花开始了。
黄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不过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已经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
1951年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与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相比，中将李奇微要谨慎得多也心细得多。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歼敌1.9万人，兵锋直至“三七线”。不过，李奇微也发现了志愿军的“短板”，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多是五至七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他命令：轰炸机不分昼夜倾巢出动，不仅要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还要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最大限度地抵消志愿军的近战、夜战优势。
杜鲁门政府自然也不甘心强大的美国败在新中国面前。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费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80%。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调往前线。
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不到两周，李奇微号称“霹雳作战”的大反扑就开始了。这一天，距离中国的春节还有11天。也许，“联合国军”企图以这样一种春节攻势，来为它的“圣诞节”完败雪耻。
这是志愿军最为艰难的时刻。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首批入朝作战部队已连续鏖战整整三个月，远离祖国、伤病严重、补给困难……这时的“联合国军”，进攻兵力已达23万，海空兵力13万人。而中朝军队的一线防御兵力仅有21万。美军一个师拥有各类火炮959门，志愿军火力最强的第39军，火炮数量也不到200门。
双方的较量，成了钢铁与筋骨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毅力。美国老兵贝文·亚历山大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写道，“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他们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东反西顶——邓华、韩先楚，这两位曾经携手挥师海南岛的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防守阻击。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西线68公里的战线上重点防御，抗击包括美军6个师和土耳其、英国各1个旅在内的“联合国军”主力——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机械化精锐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
优秀的军事家都有一双穿越硝烟的锐利眼睛。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彭德怀和指挥东线作战的邓华，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在美军和南朝鲜军翼侧暴露之际，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中的东线关键一战，横城反击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这一战，涌现出一对“双子星座”。33岁的第40军118师师长邓岳指挥部队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军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未满34岁的张竭诚率领的第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和第39军军长。
横城之战，发生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117师作战科长李宏垠记得：“志愿军缴获火炮139门，汽车550辆，足足可以装备两个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团。战后才发现，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这样的隆隆炮声中度过了。”
第四次战役持续到当年的4月21日。在付出每天伤亡900人才推进1.3公里的代价后，“联合国军”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回忆：“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挑起中美军对抗的杜鲁门，也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威信扫地，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班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这一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目标不过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当红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然而，范佛里特没有想到，他的部队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同样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同样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血战上甘岭，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军长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华盛顿，美国国家广场，有这样一组另类的塑像。一群头戴钢盔、身披斗篷、手拿长枪的美国兵，仿佛正在穿过一片危机四伏的高地。这样的士兵共有19个，几乎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疲惫、警觉、紧张和无奈。雕塑群的旁边，是一道记录着战损数字和长长的阵亡者名单的纪念墙。
这，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园。直到战争结束42年后的1995年，这组被用于纪念那场“被遗忘的战争”的雕塑，才由美国民间自发建成。
据说，美国军方最初并不同意用这种方式来表现那场战争。但是，众多的参战老兵却肯定了这一设计方案。
“不知道到了哪里，不知道对手在何处，不知道为谁而战？”这样一种状态，就是那场战争留给这些侥幸活下来美国大兵们的深刻记忆。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落下帷幕。交战双方商定，当晚22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那一天，是中国农历六月十七。
硝烟散去，皓月千里。前线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冲出坑道，在月光下又跳又唱，纵情高喊：“胜利啦，我们胜利啦！”
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心境。
在“联合国军”的印象里，“月亮是中国的”。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回忆说：“它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
签字双方最高指挥官的记忆中，那一天的心情更是迵然不同。
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则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仅仅在两年零9个月前，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对抗强大的美军的时候，整个世界在震惊之余，似乎并没有看好刚刚从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面对外敌入侵，几乎都是选择妥协与苟安。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侵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3万清兵把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
安东不安，国将不国。甲午兵败，割地赔款，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点自信丧失殆尽。半个多世纪后，面对再次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新中国所选择的是勇敢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较量，最终用胜利为和平奠基。
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从苟安退让到雄赳赳、气昂昂出国迎敌，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二十团团长，二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那么，这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中国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群把祖国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
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为了祖国，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为了祖国，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1951年1月1日。伴随着新的一年第一缕阳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传向四面八方。这篇元旦社论，毛泽东亲笔修改了9处。文中写道：“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因此，当我们进入1951年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侵略虽然还没有停止，我们却是满怀信心地面向着光明的将来！”
这是一群为了胜利血性迸发的人——
戴维斯，美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二战时的美国“空中英雄”，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鹰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政府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今天，志愿军空战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也丰富，但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却不敢！”
当志愿军的战机飞向朝鲜战场的时候，年轻的中国空军还未满两岁——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喷气式战机上的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他们的对手则大都是有着上千飞行小时的空中“老油条”。
靠着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空战英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告别了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架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
这是一群在血火战场上锻造成钢的人——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坎尼，原本是一地名，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后来“坎尼”一词便成为了完胜的代名词。
1950年10月，当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彭德怀正乘着一辆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大敌当前，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会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敢“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
毛泽东为彭德怀配备的三位志愿军副司令员均为清一色的长征战将。40岁的邓华，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师政委；37岁的洪学智长征时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既懂军事指挥，又熟悉政治工作，还擅长后勤保障；另一位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与洪学智同年同月出生，长征时跟随红二十五军最早到达陕北。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4个军的军长：38岁的第38军军长梁兴初、第39军军长吴信泉，35岁的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也都是历经长征考验的军人。
三军用命，士气如虹。与子同袍，生死相从。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
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险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
这其中，就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毛泽东一家已经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只有岸英健康，上战场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当然清楚。然而，当许多人劝毛泽东阻止岸英赴朝鲜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最朴素的两句话：“他不去谁还去？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后来，得知岸英在朝鲜牺牲的噩耗，承受老年丧子悲怆的毛泽东，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53年夏，志愿军任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这一战，志愿军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歼敌5.3万，成为压垮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战役结束之日，也成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1958年10月25日，杨勇、王平两位开国上将，率志愿军总部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这一天，正好是志愿军发起出国作战第一战8周年的日子。
举国欢庆时，战将再出征。从朝鲜战场归来，杨勇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他之前，彭德怀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第一批出国作战时的志愿军三位副司令员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分别担任了沈阳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进行私人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重创英国“皇家苏格兰团”等三支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1951年4月24日，英军第二十九旅遭志愿军第63军沉重打击。第二天，战斗小组长刘光子一人就俘虏了63个英国兵。
担任过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的杨勇，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蒙哥马利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在题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语：“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0年，朝鲜战争之初，中国政府警告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美国人不以为然。15年后，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当中国政府警告美军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时，美国人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没有他的命令，美国空军不准轰炸17度线以北的哪怕是一个厕所。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1958年，从朝鲜凯旋的志愿军第20兵团开进西部戈壁滩，建设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上甘岭战役时的志愿军第15军参谋长张蕴钰，率领这支征尘未洗的部队又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4年，罗布泊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年，中国第一次核航弹试验成功；又过一年，世界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导弹与核弹头结合试验成功；当年底，中国第一颗氢弹横空出世。
朝鲜战场嘹亮的军号声犹在耳畔——世界，又被这一声声东方巨响所震惊！
2005年5月，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老人提出想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
在位于中原的一座军营，基辛格听完“杨根思连”的介绍，沉思良久，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6年之后的2011年5月，8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他的新著《论中国》，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今天，又一批英烈回家。今天的中国，正如他们义无反顾为国出征时所愿：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