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著名导演吴亦宫于9月14日去世。
他曾说：我电影拍的不多，总共九部。按先后顺序，它们是《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对而言，吴贻弓并非高产，但是对于电影观众和中国电影史而言，他却让人念念不忘，无法忘怀。
以下是吴贻弓今年5月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的内容：
电影创作对于我，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但放之于越久远，可能有些规律会显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不外乎现实主义。虽然近年来由于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世界电影的诸多创作体系和美学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创作实践，但我以为中国电影无论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现实主义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创，左起：执行导演吴贻弓、主演张瑜、编剧叶楠
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下，我认为我们的创作者还应当尊重中国电影最具民族特征的一些因素。比如叙事性，中国观众之所以去看电影，首先也在于去看它讲述的“故事”是什么。又比如电影里表现的到的标准是否符合我们民族传统，中国观众欣然接受、并可能为之流泪的电影，在根本上也应该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道德对真善美的推崇的。
吴贻弓在《阙里人家》拍摄现场
我想以《阙里人家》的拍摄过程来举个例子。那一年，我在山东济宁有个电影讲座，离曲阜才30多公里，于是我就乘便去参观了孔林。当时的震撼今天想来，仍在心头。孔林延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以及那种深切的归宿感，我个人认为绝无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刚刚兴起，有的年轻人心态浮躁，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但在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很多人真正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审视“代沟”的内涵，而我恰恰在那个时候从参观孔林得到了某种启示。后来，我把我一些尚处于朦胧阶段的想法告诉了后来成为《阙里人家》编剧的周梅森他们。不想，同样引起了他们的巨大反响。于是，我们再次结伴重游孔子的家乡曲阜，在孔林里展开关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关系的探讨和争论，从而也开始了结构我们未来影片里的人物和故事的过程。
《阙里人家》
后来在影片里，我借年纪最老的一代之口说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这其实是我在呐喊。而片中重孙子那一辈人对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们的理由。当年，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一部影片，里面有我想说的东西。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觉得它依旧可以给我们的电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启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电影也好，中国电影也好，我们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忘却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些话我曾讲过，现在依旧这样认为，就是关于怎样看待“献礼片”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科学和艺术，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学认识世界靠的是逻辑这条纽带，艺术认识世界靠的是情感这条纽带。所以，没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会出现艺术的。而在许多历史的重大关口，就像近年来我们有那么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华、有责任、有眼光的艺术家，难道不应该发自肺腑地创作相应的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吗？
《城南旧事》
在这里我想特别讲讲吕其明老师。在我刚步入影坛的时候，吕其明老师已是知名的电影作曲家了，担任着上影乐团的团长。在我眼里，他不啻为位遥不可及的前辈。1982年，我拍《城南旧事》，忐忑地请他作曲，他欣然应命，提携后进。起初，他打算另谱新曲，但我觉得用原来小说里提到的《骊歌》就很好。吕其明老师也是一口答应，就在原曲的基础上做了一些非常关键的拓展，效果斐然，把我想象的那一抹沉沉的相思和淡淡的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实说，这部电影如果离开了吕其明老师的音乐，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由此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也是实至名归。当然，他更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那首盛宴不衰的交响序曲《红旗颂》，磅礴宏伟的气势和经他巧妙安排的国歌旋律，每每响起总会令闻者激动不已。
《红旗颂》和《城南旧事》的音乐截然不同，但同样催人泪下。可见，在这位艺术家的心里，跳动着的永远是和时代生活、和真情实感紧密相连的音符。可见，只要我们的艺术家真情实感地把自己投入到为祖国放歌的情怀里，把握艺术规律，所谓应时应景的创作何尝不是真心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