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采访：潘文捷
编辑：朱洁树
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认定：电子游戏上瘾被列为精神疾病，主要症状包括无法控制、优先性、不计后果三个特点。这一举动遭到了美国、英国等多国的电子游戏业界团体反对。在亚洲，以游戏行业为支柱产业的韩国也对此表示质疑。
不论是游戏上瘾，还是网络成瘾，都是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争议最大的就是临沂网戒中心杨永信以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事迹。在这一事件中，家长们希望网戒中心能治愈孩子的“网瘾”。也有一些言论认为，这些家长应该对孩子的“网瘾”负责，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培养更全面健康的生活兴趣。
不仅是青少年，成年人也时常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强制性地刷新电子邮箱、熬夜刷剧、忍不住在购物平台“剁手”、沉迷于线上游戏或赌博，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网络成瘾行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为有四项行为特征是构成网络成瘾必不可少的要素：过度使用互联网，常常伴随着时间感的消失，或忽视基本生活需求；不能使用电脑时有脱瘾的感受，包括愤怒、紧张或抑郁；需要更好的设备、更多的软件或更长的时间；不良后果，包括争吵、说谎、学习成绩较差、工作表现不佳、社会孤立和疲劳。
爱尔兰网络心理学家玛丽·艾肯（Mary Aiken）是《网络心理学：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行为设计真相》一书的作者，她也是美剧《犯罪现场调查：网络》（CSI: Cyber）的主人公原型。网络心理学研究的是新兴技术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些技术不仅包括在线技术，也包括离线技术。她希望人们可以以健康的方式和技术进行互动。
刚到中国时，玛丽·艾肯下载了几款在中国比较火爆的手机应用。她说，打开抖音，就觉得当中的内容非常有趣，让人难以抗拒，可以一条一条地刷下去，无法停止。“我自己还是个网络心理学家呢！”玛丽·艾肯发现，抖音的设计当中有太多的奖赏和刺激，能够牢牢占据人的注意力。她猜测，在某个时刻，这款应用可以让大脑受到刺激，产生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令人上瘾。只要某种行为能够带来快乐，我们就会愿意重复去做。“可是，刷抖音不是生活，只是间接性地体验生活。”她决定要卸载它。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玛丽·艾肯指出，对网瘾人士的单方面指责是不妥的，实际上，用户往往是受害者，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设计者应当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人们应该问：“社交网络和游戏的设计方式是不是容易让人上瘾？”
技术和产品的超级响应能力会给用户带来一种控制的错觉
“没有人会在临终前说‘天呐，我希望和电脑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再长一些’。”计算机和网络游戏先驱达尼·贝里（Dani Berry）曾经这样说过。可是，玛丽·艾肯却发现，网络上瘾行为在当今的生活中十分常见。如果一个人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并且一旦断网，就会感到痛苦，那么这应该是上瘾了。
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对游戏上瘾，女性更容易对在网络上呈现自我上瘾。自我呈现会带来类似多巴胺分泌的大脑反应。玛丽·艾肯说，她认识的一些女性朋友喜欢在Instagram上发照片，平时一张照片有500个赞，如果下一张照片的点赞数不够多，她们就会删除那张图。在中国，女孩可能痴迷于在抖音上传舞蹈，收获点赞。前一个视频得到了几千几万个赞，那么下一个视频，她们就希望得到更多。对“赞”和“喜欢”的渴望不断地增强。在艾肯看来，这是因为她们需要把自我价值认同外包出去，需要别人点赞，自己才开心。如果没有那么多赞，她们就觉得“啊我完蛋了”“我头发不好看”“我化妆不行”，继而觉得“我不够吸引人”“我该减肥了”“得买新化妆品了”，接着她们开始怀疑自己。
当然，男性和女性的这种界限不是绝对的。现在很多男生也越来越沉迷于形象打造。运动型男生痴迷于展示自己的六块腹肌，艺术型男孩痴迷于展现皮肤、头发、衣服、时尚感等等。除了对社交网络成瘾以外，还有网络游戏上瘾、网购上瘾等行为。玛丽·艾肯称，在中国的研究报告中，有13.7%的中国青少年互联网用户符合“上瘾”的症状。有些人因为上瘾太深，而在日常生活中度日如年。
网络上瘾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出现在孩子身上。新浪微博认证为国家博物馆讲解员、头条文章作者的河森堡称，据他观察，大流量自媒体账号博主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要远超社会平均水平。他发现大流量与坏心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强烈，以至于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因果。“最惨的是一些段子手，整天在网上发一些爆笑的内容，其实本人极其阴郁沮丧，还有人说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手机扔水里。”
河森堡认为，这可能是这些博主对少量的恶毒言论投入了过多的在乎。玛丽·艾肯则在这一问题当中引入了“控制点”的说法。她指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结局负责，相信是自己在推动事件的发展，那么控制点就来自内心。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决定和生活受到环境的约束，自己对人生的掌控很少，那么控制点就来自于外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感受会逐渐升级并自我强化。觉得失去控制的人进一步会认为，互联网会给自己带来力量感。玛丽·艾肯引用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行为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观点，称技术和产品的超级响应能力会给用户带来一种控制的错觉，“它们承诺的比实现的多。不但不能让我们以更有效的方式享受物质生活，它们自己反而成为了物品，排斥其他物品（响应较差的物品）。”
弗洛伊德把这种控制称为强迫性重复。如果某种行为可以给人带来控制感，人们会做出这种行为，但矛盾的是，他们事实上并不能控制这种行为。这就是典型的上瘾。
屏幕那边有数千人在努力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
玛丽·艾肯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过度使用互联网定义成临床症状的国家。政府建立了青少年“网瘾”治疗中心。在2008年，讲述“网瘾治疗”的纪录片《战网魔》播出，让公众知道了临沂网瘾戒治中心的存在，采用电击治疗方法的杨永信成为了很多家长心目中的救世主。在这些家长的眼里，“网瘾”就是一种精神疾病，所以，让孩子接受电击、承受暴力，都是可以接受的，是“为了孩子好”。
浙江电视台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近年经常报道的一大主题就是未成年人玩游戏、刷直播，盗刷父母的卡偷偷充值。在4月10日一则名为《充值三款游戏，消费时“没什么感觉”》的新闻报道下面，热门评论是“这种事就不要叫媒体了，天天看节目，光看不教育孩子？光看电视里别人笑话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倾向于把网瘾归罪于孩子，而社会舆论则会将网瘾归罪于家庭教育。
在2017年一则名为《成年人的网瘾世界》的新闻中，主人公徐放的网瘾不仅影响了他的工作——业绩直线下滑，被老板找了几次，徐放索性辞了职——而且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幸。据妻子描述：“原来我去做饭，他还能帮我看看宝宝，现在宝宝在他身边尿了裤子，他都不管。”徐放告诉心理医生：“我也不想玩了，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像徐放一样，很多成年人会把自己的网瘾归结为“控制不了自己”。在豆瓣评分为8.4的图书《小心！软瘾！》中，作者邓明列举了多项网络上瘾的症状：没带手机就好像没穿衣服；每天躺下前不刷几分钟微博就睡不着觉；时不时就要去查看一下邮箱是否有邮件；常常在深夜不自觉地和QQ上的好友闲聊……但这本书给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诉诸网络上瘾者自身的意志力，作者要求读者“确立目标，并坚持不懈，直到把上瘾从生命中驱逐出去”。
谴责孩子，把教育问题推到家长头上，或者简单地指责成年人“控制不了自己”，都不是唯一或正确的解决方式。在玛丽·艾肯看来，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人们设计社交网络和游戏的方式是不是容易让人上瘾？”她以糖举例，我们应该问：饮料厂商有没有在一款饮料里放入过多的糖，好让它喝起来美味且容易上瘾？对于社交网络和游戏，我们应该问：设计者在里面放了什么样的“糖”，让它们变得那么容易上瘾？
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看到，数字时代的环境和氛围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叫人上瘾。20世纪60年代，让人上瘾的香烟、酒精和毒品都很昂贵，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可到了21世纪20年代，同一片水域里会到处都是诱饵：Facebook在下钩，Instagram在下钩，色情在下钩，电子邮件在下钩，网购在下钩……可以让人上瘾的清单很长很长，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微博拥有无尽的消息源；视频网站自动播放电视剧集的下一集；交友app鼓励用户不停浏览，寻找更合适人选。用户可以从这些应用程序和网站上受益，但是要保持适度使用时间也不容易。按照前谷歌产品设计师、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的说法，问题并不出在于人缺乏意志力，而在于“屏幕那边有数千人在努力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
以网络游戏为例，玛丽·艾肯认为其中有让人上瘾的因素：游戏的成功离不开有趣的失败和其他带有诱惑性的设计。游戏中有“强制循环”。为了提高自己在游戏中的级别，玩家不得不一遍遍反复完成任务，这种循环来自经典条件反射的行为实验，像钩子一样，利用正强化让人们养成上瘾的行为。“你的紧张感来自知道自己有机会爽一下，但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正是这种紧张让你继续玩下去。在玩家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段时间后，就在这段时间后，我会获得成功。”玛丽·艾肯看到，在现实世界的游戏当中，人们会耗尽力气，速度会变慢，游戏难度会减小。可是在网络游戏当中，玩的时间越长，游戏会越困难。而且在疲惫的状态中，人的意志力变弱，判断力受损，更加难以停止。因此，每多玩一个小时，游戏就越难退出。
数码设备、互联网在给人们更多自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社交媒体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强迫。在《在群中》一书中，作者哲学家韩炳哲称，“自由”原本应该是和“强迫”完全对立的概念，可是，现时代的劳动者既是自我的主人，也是自我压榨的奴隶。没有人在“强迫”上瘾者付出劳动，可是如今人们都在自我剥削，而同时却还妄想着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如今的劳动主体同时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人。”韩炳哲看到，这是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的循环。
孩子受到网络伤害时，存在集体性的责任
所以，孩子有了网瘾是他们本身的错误吗？面对这个提问，玛丽·艾肯回答说：“不，孩子是受害者。”
著有《注意力商人》一书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曾经指出，从报纸到电视，各种媒体都在试图争夺人们的注意力，向观众投放广告。但互联网不仅是多种技术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媒介，在互联网上，注意力争夺战升级，我们“进入了最坏的时代”。玛丽·艾肯认为，上瘾者常常是那些“注意力商人”的受害者。
当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造成问题时，玛丽·艾肯看到了责任的分散：“手机公司说，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过是生产手机；网络服务供应商说，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像邮局一样把东西带到你面前；网站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是做了网站。”她指出，这当中其实存在集体性的责任。
亚当·阿尔特看到，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却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自己绝不能上瘾。乔布斯的孩子从未用过iPad，Twitter创始人没有给两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很多硅谷巨头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电子设备。“这就好比宗教领袖不让孩子参加宗教活动。”
如今，这些企业家不仅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也被要求对整个社会的青少年网络问题负责。近期，苹果的股东给苹果公司写信，要求苹果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公共健康危机作出反应。
苹果公司股东担心，设备可以导致成瘾。玛丽·艾肯分析称，手机的设计者会让手机不断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它能发光、发出声音、不断震动，它可以不断推送社交媒体的通知、提示游戏伙伴的最新动态，反复把用户的注意力吸引到屏幕上来，这是上瘾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仅是手机设备公司，玛丽·艾肯说，网络服务供应商、内容提供者（网站、游戏、社交媒体等）也应该被要求承担责任。
“人们过去普遍相信互联网自由、言论自由，认为互联网公司可以进行自我监管。可是年轻人却因为技术的滥用而受到了伤害。教师、家长、精神疾病专家、心理学家的报告都指出，问题是存在的。”玛丽·艾肯告诉界面文化，近期，英国政府出台了《网络危害白皮书》，在这一规则确定以后，如果一个孩子在网络上浏览暴力图片、遭到网络霸凌，互联网公司都要为此负一定责任。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认为，《白皮书》的出台是互联网公司“自我监管”时代的结束，“互联网公司长久以来都没有把保护儿童和年轻人的工作做好，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玛丽·艾肯说，《白皮书》中的一个建议是社交网络公司应当禁止夜间发送推送通知。在23：00到6：00之间禁止通知的话，手机就不会在夜间滴滴响。如果晚上年轻人会不断醒来，意识到“有新消息来了”，就会影响他们作息，到早上他们会感到非常疲倦，难以专注学业。现在政府正式对社交媒体公司提出建议：你知道年轻人晚上需要休息，请不要在夜间发送通知。
在美国，过去曾经出现过针对烟草行业的集体诉讼，人们指出烟草公司的产品让人上瘾、对身体有害、会引起肺癌等等，进而要求赔偿。玛丽·艾肯指出，未来，或许也会有技术上瘾方面的诉讼，在法庭上要求各个相关方面负责相应部分。
在思考我们与网络空间之间的关系时，玛丽·艾肯也看到，网络成瘾行为的解决方案和酒精、可卡因、香烟成瘾的解决方案不同：网络是无法放弃的，它已经成为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一样必不可少的存在。普通人必须学会与之共存。我们必须意识到是什么在驱动多巴胺激增，诱发冲动、强迫或者上瘾行为。我们要控制对技术的使用，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使用技术，限制上瘾行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和技术和谐相处。
“也许我们并没有上瘾，只是还没有适应网络。”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