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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采访“哲学乌鸦”黎鸣老先生，他和我谈到中国的四大名著是“四大绝望”。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黎鸣先生的具体表述，但实话实说，我对四大名著一直没什么好印象，《红楼梦》除外。
有此印象，恐怕和我对文学的理解有关。我素以为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可是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受了多少阴谋诡计！又学到了多少阴谋诡计！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人生成长的初年，我在国内没有读到过一本堪称哺育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直到有一天，我幸运地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这本小说让我在人生的危难之际脱胎换骨。
那么，是不是这些小说都不成气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我们还是可以由着整理国故，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这方面，胡适先生也做了些尝试。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改写《西游记》。当然，这是一次质的提升，而不是像现在的导演一样，低级到只会换几个演员翻拍。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曾和鲁迅说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改一下才能衬得住一部大书。不过，因为虽有此心，却因为无此闲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适终于腾出几天时间，努力写了六千余字，把《西游记》第八十一难重写了一遍，并将它发表在当年7月的《学文月刊》上。
胡适改写的《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是“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见《胡适文集》卷五第338页），仅从题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适改写的是唐僧如何割舍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节，写尽了慈悲、宽恕和牺牲精神，为地藏菩萨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注解。以下是其中一段。
唐僧徐徐开言道：“列位朋友！贫僧上西天取经，一路上听得纷纷传说：‘吃得唐僧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非是贫僧舍不得这副臭皮囊，一来，贫僧实不敢相信这几根骨头，一包血肉，真个会有延年长命的神效；二来，贫僧奉命求经，经未求得，不敢轻易舍生。如今贫僧已求得大乘经典，有小徒三人可以赍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难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见爱，自当布施大众。惟愿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脱离地狱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极乐！”
关于《西游记》的缺憾，我是相信胡适的判断的。没有胡适所主张的“唐僧割肉度群魔”这一节，《西游记》同样愧为经典。事实上，也正是对这种牺牲精神的推崇，胡适认为“谋个人灵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乐，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适眼里，这些宗教只是谋求个人灵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为他们只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圆满，而未能担当任何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天堂，那他这一生，也只是“不争人权争鬼权”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为写作乡村书稿而整理虚云老和尚的一些资料时，发现这样一个说法：耶稣曾经隐匿三载，在印度学习佛法，受《阿弥陀经》的点化。先不论此说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与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丢失了根本。难怪李敖在其小说《上山·上山·爱》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佛门信徒，当知真正的功德绝不在盖庙敛财等谋求小集团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舍弃这些，以利苍生。今天的所谓佛教徒，他们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
遗憾的是，中国出版界至今仍未出过一本胡适先生增补的《西游记》。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已经将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简化为一个“中国定理”——“没后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回到前文，我可以断言胡适先生的修改足以让《西游记》成为真正的经典。读者如果不嫌我小题大做，我也愿意追加一点点尝试。在此，仅为孙悟空横空出世提点修改建议。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自己拿个锤子凿出来的。也就是说，孙悟空首先是一个将自己一点点铸造成器的“self-mademan”。如果他有此功力，如来佛的那几方石头，恐怕也压不住他了。如此一来，从孙悟空到唐僧，成人与成佛的答案都有了。
就好像如果没有宽恕，《基度山伯爵》就只能算一部普通的侠盗小说，还是上面的观点，如果没有提升，《西游记》不过是一部关于一个癞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镖的“西天历险记”。
（文/熊培云 选自/《自由在高处》 编辑/王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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