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此前，自主诚实场观察类真人秀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出现，几乎在一个期限内上了热搜。
《令人心动的offer》也可以叫“令人自卑的offer”。
一群顶尖学历的年轻人，聚集在中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实习竞争，只为争抢只有两个名额的offer。
本来已经被“年龄”和“学历”打击到信心全无的我，突然看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是实习生丁辉。
丁辉今年30岁，比律所里中年级律师还大，本科是二本，在理工学院学文科专业，毕业后做了一年销售。
为了给女友更好的未来，选择跨专业高龄考研，又为了这个顶尖律所实习机会裸辞，背水一战。
从一开始他就不被导师看好，面试排名垫底，或许是为了剧情好看，也可能是被他“背水一战”的决绝感动，律师们才给了他实习的机会。
就连他自己都说：“我知道如果通过正常社招途径，我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但是就是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会放弃。”
我们都知道：“校招看学历，社招看能力。”
那为什么丁辉走正常途径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按照社招，丁辉的简历未必会被面试官看到
他真的因为学历差而比其他实习生差吗？不见得。
刚开始，他就展现出来自己工作一年经验带来的优势。
但同样因为有工作经验，导师对他的要求相较于其他实习生更高，打分更手紧。
所以他排名一直靠后。
他和很多人太像了，像极了普通人为梦想一步一步艰难拼搏的模样。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某乎上面人均211、985，这其实是假象。
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中，90%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10%的一本学生中，像节目中顶尖名校毕业生更是少之又少。
前段时间，《我的二本学生》一书就披露了二本学生迷茫而挣扎的生存状态。
作者黄灯，是一位广东二本学院的老师，她通过对4500名学生长期观察和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告诉我们：“沉默的二本学生，才是中国基数最大的打工人。”
“二本”遭遇“二本”，
差异巨大
黄灯老师，23年前也毕业于现分类为二本的湖南理工学院（原岳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企，工作几年后研究生考入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二本院校的老师。
黄灯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黄灯感到了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巨大变化。
在她的大学时代，教育是为了向社会培养“人才”，而现在的学生，变成了培养就业的主体。
这造成了同为二本学生心态的不同。
在黄灯的大学年代，尽管就读的也是一所地方院校，但不用担心找工作（大学生包分配），不用费尽心机争排名和奖学金（国家承担补贴），更不用为了弥补简历上的光鲜去考更多的证件，增加更多实习履历。
她的大学时代，哪怕是一个专科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大学更意味着“鲤鱼跃龙门”。
她的大学同学，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了“干部”身份，现在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甚至主要领导。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还享受了分配住房，在城市里轻松扎根。
而现在她的学生，是一群从小被应试教育打磨，从记事起竞争压力就超载的孩子。
从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分层就已经开始。
“211”“985”拥有着无限生机和光明前途，而二本的学生，前途未卜，甚至都不配拥有明媚的青春。
人才招聘会现场
歧视体现在方方面面。
曾经有个北方二本毕业生和我抱怨，他们的校招全是一些不知名、不对口的公司。
在城市的另一边的211高校，校招不仅有知名外企，还有实力雄厚的国企。
这所211高校在招聘会的会场设立审查处，只有本校学生才有资格参加。
明明是同一座城市，二本生直接被这些企业放弃，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能用最低成本找到合适的人，又何必再折腾一趟去二本学校呢？
南开大学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
更多“无前途和无钱途”的二本学生跨进大学，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高考后的放松，就业的枷锁就压上来，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就业”两个字直接左右着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和精神状态，“在我眼中，学生们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还有干不完的兼职。”
尽管黄灯老师很想告诉学生们：“上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
可是看到学生们每天拼命为增加自己就业砝码劳累奔波，当年上大学的意义在二本院校似乎不存在。
他们好像不再是那些爱做梦的少年。
她终究没有说出口。
“低配”的人不配谈梦想
一进入大学就努力学习四年的二本学生们，最后的归宿如何呢？
2006年，是黄灯老师当班主任的第一年。她班级里的52名学生，12名毕业后辗转公考上岸，也有不少人依靠本校财经类专业的就业环境，进入了银行、保险等国有金融系统。
在黄灯所带的15级毕业班会上，仍有学生因被应聘到一个汽车公司当小职员而扬眉吐气，一家人都为她在广州找到稳定的工作感到满意。
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代表了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尽管过去了9年，这些学生心中毕业最好的归宿并没有太大改变。
稳定，是二本毕业生找工作的第一理由，在他们考量一份工作是否合适的清单里，“个人喜好和志趣”并不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刚毕业的时候或许还想着出人头地，但很快受到来自现实的碾压，筋疲力尽后才发现现世安稳有多重要。
当然，如果说二本生还有那么一丝追梦的勇气，最大的动力不是来自他们的实力，而是家庭的实力。
潮汕女孩陈倩，家里开了一家陶瓷厂，毕业后，她直接接手了陶瓷厂生意，她的学历专业放在大公司或许石沉大海，但经营自家的小工厂却如鱼得水。
像陈倩这样，父母早就为她安排好了出路，他们念书的唯一目标，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家境不错的陈倩，按部就班就拥有了事业和生活，但来自甘肃山村的刘婉丽却依旧在漂荡。
刘婉丽小学四年级爸爸出了一次事故，直接让他们家从“全村首富”变成了“赤贫家庭”。
她是一个迫切渴望“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没日没夜地学习，但却“关键时刻掉链子”，成为广州的一个二本生。
但刘婉丽并没有适应这座南方发达城市的大学生活，没办法像当地孩子一样享受青春，最大的抑郁来自内心迷茫。
她只能如同高中时一样努力学习，才能稍稍抵御她害怕“留不下”的焦虑。
毕业后她一边在图书馆做着临时兼职，一边参加考研。
因为“第一学历”不好，心仪的大学拒绝了她的面试，她被调剂到普通大学。
她没有辞掉兼职，隐隐的奢望是随着自己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能从图书馆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员工。
从小家庭变故的不安感，大学在大城市的漂泊感，让她对编制有一种执念。
但在目睹有关系的人，随时可能以各种名义招进来后，“现实密不透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很小的缝，就是这样一条缝，我怎么努力都钻不进去。”
她发现自己25岁了，却没有什么梦想，因为“留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时间不多了”。
梦想是什么？活下来最重要！
奋斗中突围
社会现状无法改变，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顺从，或者突围。
考研，是二本生改变命运最直接的途径。
根据相关数据，每年研究生的招生人数递增，截止到2019年报考人数290万，如今考研人数的整体报录比大致在3：1，而且知名学校报录比有时达到20：1左右，重点大学往往还以大比例的本校保送名额优先。
比如被黄灯的学生们奉为“大神”师兄的辛追，为复旦备考了整整三年，在三战的时候，辛追所报专业十几人的录取名额，其中8名是本校保送。但辛追依然以位列第二的成绩，以430多分杀进复旦。
同样二本逆袭进复旦的，还有我的朋友。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二本学校历史专业出身的她，从入学的第一刻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大学四年她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公开争取的机会，毕业那年，她直接被保送到了复旦。
如今她已经定居在上海工作，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未必是大多数人艳羡的，但我知道，不论她在做什么，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虽然大多时候哪怕历经千辛万苦考上研，但毕业找工作时，有些优秀大平台依旧会看重第一出身，甚至还会调侃这种行为是“学历洗白”。
但和自己相比，这并不是一件“无用功”。
就像丁辉给学弟学妹们的建议：“人生多走了几步路，才让我们站在同样的目的地。”
除了考研，黄灯老师还有几个学生以另一种方式的获取突围。
比如清晰地认识自己，规划未来，务实地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路。
出身普通家庭的迎欢，早就意识到自己没有背景后台资源，也认识到自己不是“考试型”选手，毕业后，她干脆先去当了一年“北漂”，去感受生活的丰富和各种可能。
有了北京的见识与锤炼经历为她学历“劣势”背书，一年后，她回到广州找到一家不错的企业。
她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始终知道自己需要达成的目标，不卑不亢，通过努力展现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获取别人的尊重。
即便在实现财务自由后，迎欢和丈夫依旧兢兢业业的学习、工作，她时刻保持着上进、务实：
“环顾四周，优秀的人比我们都努力，实在没有努力懈怠，说到底，还是最努力的那一批人留了下来。”
就像胡适先生曾给毕业生的寄语：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
最后，要记得，永远不要被“标签”绑架。
成功不只有“社会地位”和“财富”两种选项。
不要被网络上的“焦虑”和“单一的励志叙事”绑架，生活不应该充满苦痛。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不好，中产在当下也未必会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
当然，影响二本生命运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
在黄灯老师看来，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粘附最紧的生命。
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今天，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值得整个教育体系，整个社会对他们好一点，为这个群体提供生存的出路，而不是放弃他们。
就像黄灯老师告诉自己的那样：
“当教育不能承诺一个缺点的工作岗位时，我们可以做到培养一个缺点的人，他专业素养突出、有创意、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