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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三十年的父母，在今年迎来了第三次离婚。在漫长的婚姻拉扯中，母亲向外扩展，终于打拼出好的事业；父亲向内退回，补偿着对家庭的付出。这一段充满努力的婚姻之旅，始终没能走向幸福。
第三次离婚
母亲罗芬第一次尝试着不再挽救她的婚姻。
两个月前，她从外地出差回家，几乎在钥匙转动、门锁打开的同时，在餐桌上看电脑的父亲，“啪”地一下扣上了屏幕。陈实，你在看什么？她语气严厉地问道。没什么，父亲慌忙回应。
等到端午节清晨，她走出主卧，去次卧叫父亲起床。一进门，又看见他眼神躲闪，迅速将手机塞进被窝。她再也无法自我宽慰了。她上前，试图抢走枕头下的手机，却被他紧紧抓住。她大声斥道：“陈实我给你个机会，你如果松手，我可以选择不看。如果我松了，你没松，这件事就没完。”她说完，再一使力，手机没动。
父亲没说话，也没有松手。
从市区开回县城的一个半小时车程里，他们什么都没说。到县里，母亲去帮外婆煮饭。她看见父亲走进客厅，坐在姨妈的躺椅上，翘着脚看手机，“像个老爷爷一样”。午饭后返程，刚到家，父亲便要出门，说约了朋友打麻将。
愤怒和悲哀一齐涌上心头。母亲早就知道，差不多有16年，父亲一直和不同女人关系暧昧。可是，就在她眼皮底下，他为什么都没有一点愧疚？他怎么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开始收拾衣物，放进行李箱。她要立刻离开，不管去哪。
2021年6月15日，母亲罗芬离开了家，穿着她惯常的那件黑色真丝连衣裙，提着行李。这天晚上，父亲打完麻将，发信息问她，在哪？母亲感觉恶心，将他的微信、电话全都拉黑。父亲又发信息给母亲最好的朋友：我老婆在你们家吃饭吗？朋友回复，没有。
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父亲才感到一些心虚。他发信息给朋友：“你叫她回来，我今后更加注意就是了。拜托了。”末尾加上抱拳和哭泣的表情。过阵子，朋友才回复：“她怕是不得回来了喔。她说她要为自己而活了。”“我不相信，也不理解。”父亲说。
离家两周后，母亲与父亲见面对质，终于弄清了真实状况：端午那天，他是和一个“按摩女”在聊天。母亲越问，父亲说得越多，直到说出：“我跟她确实交往过。”
父亲头一回亲口承认出轨。多年来，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但她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女人与自己阶层差异巨大，形象迥异，父亲却与她们产生了情感——且不止一个。“按摩店的、做服务员的……三教九流各种花色不一。”她说得极快，生怕这些词语在口中多留。母亲决心离婚。
这是两人的第三次离婚。此前，她与父亲已经离过两次婚。
父亲陈实在我七岁时第一次出轨，当时是2005年，父亲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性。母亲提了离婚。两年后，父亲回头，为了给我完整的家庭，母亲选择复婚。不久，单位开始分房，为了分配到两套住房指标，他们又办了一次离婚，没办复婚。“只是一张证件而已。”母亲曾这样想——只要有感情，证件上的状态并不重要。
接下来的16年，他们用了各种方式试图抢救婚姻。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但维徐离婚状态。感情的冲击让母亲立志创业，并取得成功，成为父亲曾偏爱的那种事业女性。犯错被谅解，回归家庭的父亲也做饭洗碗，尽力补偿对家庭的付出。分合之间，他们的婚姻不断调适，在进与退中回环往复。
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随着我长大，父母两人接近晚年，抢救这段婚姻的意义也在逐渐消失。当新的冲突的出现，母亲觉得可以放手。
离家后，母亲搬回老城区的房子住，用清除异味的喷剂在屋里上下喷了喷，抓了两天的老鼠，做了三天的清洁，将客厅的电视搬到卧室里去，又在下面垫上两本字典。安顿好后，她打听父亲的消息，得知他依然在家：看电视、打麻将。只是没了她的车，他要每天坐一小时零五分的公交去上班。
刚开始，父亲想，母亲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失去母亲消息三周后，他开始感觉恐慌。他想不通：30年来，自己正在越变越好，为何在母亲眼里却是越来越糟，“直至十恶不赦”。“以前的我就是现在的我。怎么现在的我就成了她的累赘，成了混蛋了？”他拜托我将这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听后，紧紧皱着眉头，“相当于我包容了三十年了。他问我现在为什么不包容了：我包累了，可以不？”
这一次，换到了父亲来挽回母亲，挽救婚姻了。
幸福转折
母亲离家出走后，三人家庭群中，父亲陈实开始上演独角戏。
他将厨房的橱柜全部打开，用抹布擦净，扔掉杂物，发上前后对比图，配文“由乱而治”，“生虫的，过期的，包括米，都清除了哈”。他又买了捕蚊器，换了浴室的水龙头，洗了所有卧室的床单、被套，平平整整地晾在天台，“被子晾楼顶了，记得回来收一下哈”。
图 | 父亲发在家庭群中的照片
在消息的末尾，是咧嘴笑、拥抱的表情，并@母亲。母亲从不回复。父亲又用保温桶装上炖好的鸡汤、炒好的饭菜，提到老房送给她。“青椒炒肉，炖鸡，哈哈，瘦的她吃，肥的我吃。”在群中，一如既往地自言自语。
一小时车程后，他到了和母亲结婚十三年后，我上小学时搬进的那一套两居老房。我们曾在那里住到我上大学。这几年，每当父亲和母亲吵架，母亲就会搬到这里来住。他将饭菜放在脚边，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窸窸窣窣地摸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插进锁中，转不动。
他进不去这套老房子了。这一次，母亲把房子的门锁换了。
刻意地放低姿态，甚至有些委屈求全，父亲在争取婚姻不破裂。在30余年的婚姻关系中，他现在无疑处于最低点。可这不是他原本的样子。
老房子是我六岁时，他攒钱买下的第二套房改房。再往前五年，他买了第一套二居室，面积60.28平。那年搬家的时候，他看见自己买的茶几、书柜、电视，像一条河流，从16平的研究院宿舍中鱼贯而出，装满一车，流转进那套来之不易的新房。
“那是幸福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好。”父亲说。两人的婚恋就是在这样的甜美里开头的。
当时父亲在研究院里工作。1990年，闷热的夏天的中午，他坐在一间两人办公室，看见23岁的母亲推门而入，“短发、长裙，青春靓丽”。27岁的父亲看着她，感到一种“亲切感”。他立马站起身来，说，啊呀，欢迎欢迎。
他带母亲去食堂打饭，装很大一碗。母亲吃不完，又不好意思不吃。他帮她采买“铺盖、罩子、桶碗、洗脸帕”，又帮她搬进宿舍：旅社中一个12平的单间。那时，“单位很穷，整个社会都很穷”。他还记得旅社是防空洞改的，洞是抗美援朝时挖的。
他从办公室门口接到母亲，便一直接回了家。他们恋爱，从旅社搬出，从一个单间搬到另一个单间。那时，相较母亲，父亲的年龄更大，职称更高，工资更高。他们在90年代初期买了自行车。蓄着中发、穿着链条西裤、带蛤蟆镜的父亲，常载着穿白色连衣裙的母亲，四处兜风、看电影。1991年，父亲的工资升到每月100块，同期的大学副教授或机关处长，月薪是140元。
回忆旧时光，母亲看向父亲的目光都些微微的仰视。他是婚姻和家庭里的主导者。职称达到三级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级别）的父亲，在老单位仍算得上“有头有脸”。那时的年轻人，正流行起一种“在贫穷中摆阔气”的心态。在家里，父亲找大哥借了2000块，买了21英寸的长虹电视，又买了茶几、书柜。他们在1991年5月8日办理结婚，12月20日办了婚礼。
母亲还记得，父亲是第一个买回8000块海尔空调的研究员，我们是第一个拥有电瓶的家庭，“谁家没电了，都要到我们这来借。”后来，父亲又第一个买上了“网络猫”（路由器）。母亲在端口接上四条网线，从窗户外伸出去，连接到楼里四户朋友的家中。这样，她的每个朋友都能有一个房间得以联网。
90年代的日子如一艘小船，在固定流向的江水中向前，直至触礁。在我出生七年后的2005年，父亲出轨了。
做科研工作的父亲，是个热情、乐观、爱美的老知识分子。2005年前后，市面上正流行一种由“锐意进取的气质型白领”做女主的电视剧。父亲说，当时他与母亲的生活按部就班，“传统、朴实”，而电视剧中展现了另一种“理想”，一种“知识分子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
80年代末，农村出身的他从一本大学的硕士毕业，入职了研究院。科研工作者讲究“三出”：出成果、出人才、出论文——父亲认为自己一项不落。30岁出头时，他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被称为专家，当过所长。退休前3年，他数着自己的省级获奖，“超过10项，省里能超过我的不到10个。”
可父亲始终赚不了钱。90年代，院里不少研究所开始市场化改革，有了绩效评估。父亲所里的体制却停滞不前，“做多做少一个样”。他考虑过下海创业，却发现自己性格单纯，难以应对商场。
父亲出轨时，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女人住在对面的楼上，红棕色齐耳发，齐刘海，红唇，嘴角一颗黑痣，做着生意，神色间有种母亲没有的精明。她是父母共同的同事，有个常年在外地的丈夫，还有个上初中的女儿。
最开始，女人是叫父亲去她家修灯泡，电话直接打到家里的座机。后来，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陈哥陈哥，来看看我们家装修怎么样。”那天，母亲就在家里，父亲出了门，快到12点还没回来。母亲打了几个电话，没接，她又发去一条信息：五分钟，你再不回来，脱不了干系。
12点，父亲回家了。紧随而来的，还有女人打到家里的电话。母亲接起来，听见她语气高傲：我找陈实。母亲冲出房间，爬上对面的楼就给了她两耳光。女人说，父亲跟她发生了关系，要对她负责，否则就去公司找他麻烦。
父亲承认，这次出轨是“疯狂的行为”，并非是和母亲的生活不好。但“当你遇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做梦都希望的模式的时候，你就会去努力一下，九头牛都拉不住”。在一起后，父亲才发现，女人私下里刻薄、自私，只有对外才展现出电视剧中那种温婉睿智的白领气质。他的“理想”破灭了。与此同时，父亲的出轨，也让母亲的幸福如悬崖上脱轨的火车般突然坠落，掉进一场被动的、无从抵抗的噩梦。
离婚后，大学的前男友找到母亲复合，母亲答应了，却仍然忘不了父亲。一次，母亲买了电视，父亲来帮忙安装。前男友下班回来，看到父亲在家。魁梧的男人抓住高瘦的父亲，衣领一提，把他摔到地上就打。母亲尖叫起来。外婆在房间，看见父亲高挺的鼻梁下，鲜血汩汩流出。
母亲提出和前男友分手。男人拿走她3万积蓄，出门没走多远，又提着一把菜刀回来，手指淌血。“你拿菜刀把我砍了，大家死成一路算了！”男人吼道。外婆惊恐，把母亲连拖带拽拉到走道上。院里的邻居从三楼跑下来，问母亲，这是你耍的朋友？母亲不说话，只是哭。
外婆跑去找父亲，说母亲的情况。那天，她看见父亲的眼泪一直在淌。外婆开始去庙里烧香。和尚说，你女儿命苦，你需要每天念1200个阿弥陀佛，才能解其厄运。从那天起，外婆从早到晚念，从起床到傍晚，一直念到睡着。
修复生活
冲突的结果是父亲回归家庭。“‘既然我接受了你回来，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是一起面对’，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到。”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母亲，眼神低垂，“毕竟不是你妈和我没感情，而是我的问题，出现这个伤害。”
回家后，父亲从婚姻建立之初的主导者，转变为有道德污点的负罪者。他的家庭地位彻底发生了改变。
想到父亲曾追逐的那种“事业型”女性，母亲开始愈发努力地工作。她去山上跑外业，脱下靴子，腿上全是蚂蟥叮过的血迹。在研究院里十几人的调研团队中，她常是唯一的女性，被人夸奖“吃苦、耐劳、学得快”。
从我小学记事起，母亲给我的印象便是：强势、优秀。高中，她是学校的理科状元。外婆六个儿女中，她是唯一一个走出县城，考去北京上大学的。
2014年，母亲创业成功，公司开张。她为自己装修出一间“总裁办公室”，一个半透明的隔间里，有一张深棕色实木办公桌，一把人体工学椅，一个饮水机，一盆发财树。每天，她穿黑色或深蓝的连衣裙，纹着眉，化着淡妆，在这处理接不完的电话。
家里的客厅也似乎变成了“总裁办公室”。早上9点，母亲在这里通话，用适度优美的嗓音，称呼“王总”、“张局”、“林所长”。有时晚上10点，她带人到客厅谈合同。
母亲在业内逐步有了名声，找到她的项目不少。多的时候，她一人主导6个大小不一的项目，在朋友圈写道“细节决定成败”、“办法总比困难多”。
母亲创业的副产品，是我发现自己收到生活费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开始每月一次，后来一月三次。我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母亲说，妈妈赚了钱了，给你多些。转眼，我又看见她的朋友圈：“为一日三餐起早贪黑，为柴米油盐风雨兼程”，配图是一张在动车站的照片。近几年，她开始频繁生病，不到一米六的身形越发消瘦。
而教授级别的父亲，身材修长，鼻梁高挺，似乎永远充满活力、处于空闲。下班后，他打麻将，在夜里11点散场后回家。在家中，他戴着框架眼镜，看《大决战》和“大片类”的电影，炒比特币。电视里打打杀杀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父亲也无法不感受到母亲的变化。作为专家在外开会时，他常听别人说：你就是罗芬的老公呀？你们罗芬很能干。父亲笑道，确实，我甘拜下风了。父亲知道，母亲克服了自己当年对商场的恐惧，已经在商业世界如鱼得水。
不知何时，我习惯了父母间“女强男弱”的关系设定。他们一起去为我买衣服，最后买下的，都是母亲喜欢的样式：她偏好纯色、深色，有品质的服装。而父亲喜欢的，是色彩丰富、花样繁复的。初中的一天，母亲已走出很远，回头见父亲还停留在一家店前。
“走了，走了，还在干啥子？”母亲大声说道。父亲不说话，拎起一件彩虹条纹连衣裙的衣角，注目观看。“那个不好看！”母亲说。“好嘛。”父亲语气失落，放下裙子，跟上步伐。
“你看你爸给你选的啥子，那个裙子有好花。我们下次不要他来了。”母亲牵着我的手，指着那件连衣裙，又打趣式地指指身旁的父亲。我听着母亲笑，便附和道：“就是，不要他来了。”父亲皱起鼻子，做出一副夸张的委屈表情。
在家里，父亲做早餐。早晨六点到七点，他便起床，穿一条短裤站在厨房里，蒸蛋、热馒头。等我和母亲洗漱完，他便将早餐端上桌，“来，你妈吃这个蒸的最好的，你吃次好的，这个蒸坏了的留给我。”他又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嚯哟，你爸好有觉悟。”母亲调笑道。
给我的作业本签字时，母亲签“家长：罗芬”，父亲便在一旁签上“副家长：陈实”。在家长会上，他也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副家长。我向同班同学夸耀，我爸对我妈真好，什么好的都留给她，是正宗的“耙耳朵”。
图 | 母亲走后，父亲自己给自己的做的早餐
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似乎再没在经济上对家庭有丝毫贡献。母亲给家里换了新车、新房，又给县里的外婆买了房，父亲没出一分钱。与此同时，父亲在家中处于弱势，且呈现出自愿、自得其乐的样子。
母亲也这么想，直到父亲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多，开始有点“心不在肝儿上”。后几年，我们一起出门时，步速快的父亲常走在前面，低头看手机，不一会儿就没了人影。“嘿！你爸呢？他又不等我们！”母亲抱怨道。她发现，父亲开始从早到晚研究股票，抱着手机不放手。
我14岁那年，父亲趁母亲出差，把家里银行卡的钱全部转了出来。母亲回来后，他才郑重其事跟她说：“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可能要挣一笔大钱！”他说自己买了国外公司的股权证，马上要上市，会翻很多倍。
“你100%受骗了！”母亲几乎要把唾沫喷到他脸上。“不会的，内部消息。你看，它正在涨。”父亲说。
父亲被骗走10万块钱。母亲后来算，10万，是两人卡上父亲能动的所有钱，是结婚21年来他们的大部分积蓄，“现在一分都没有，全部打了水漂。”
母亲不止一次向他提起这件事，但他从不道歉，只承认自己受骗：“我去投资，投资失败了。我不也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
四个小爱好
后来，母亲总结出父亲的“四个小爱好”：麻将、女人、股票、比特币。她逐渐发现，自己排在了父亲的四个爱好之后，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母亲感觉，自己幸福生活的火车，又开始逐渐失控。
大二时，母亲买了一辆漂亮的黑色SUV。每天早晨八点，她开车，从东边出发，到北边上班。父亲不会开车。母亲发现，父亲变得热衷于请人来搭自己的车。
出发前一小时的早上七点，她便听到父亲给两三个同社区的女同事打电话：妹子，来坐车不？到一号门来，八点半哈。母亲并不抵抗同事们来坐车。但听到父亲捏着嗓子，软糯的一声声“妹子”，她总觉得冒火。
一次，她从北门开回家，遇到自己的三个同事说要乘车。车刚坐满，父亲又带了两个人来，坐不下了。父亲毫不犹豫，带着两位女同事离开，说要一起打车回家。
开车回家的路上，母亲听到车上的同事调侃道：“嘿！你们陈实还可以呢。自己有车不坐，要去打车？”她越听越冒火。
回家后，母亲与父亲吵了一架。“她们找不到路，要你送回去？”她质问。“这有什么？都是同事，你太小气了。大惊小怪了！”父亲反驳。母亲气到说不出话。
又一次，她在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想先走。父亲不让。争执几句后，他打开车门，砰地关上，甩下一句话：“你有车子了不起！”
2020年，母亲确诊了糖尿病。她感受到父亲对她越来越多的忽视。一次，她说，我出去住院了。父亲竟然没问为什么住院。又一次，她去做冠状动脉造影，医生强调病人24小时不能离人，父亲也听着。晚上，他却直接回家去。
第二天，父亲“美其名曰”陪她输液，输液袋挂上后，他却背对着她，打开电脑，整理照片。母亲睡醒一觉起来，看见药袋早已干瘪，细细的输液管里正回着自己的血。“你给我滚回去，不要在这！”她吼他。
就在端午这周，她出差回来，闻到家里一股糊味。厨房里黑烟滚滚。父亲烧了一锅芋儿烧鸡，开着火，就出去打麻将了。她神情激动，“你爸为了麻将，差点把家里烧了！”
可是，母亲记得，父亲并不是不会照顾人的男性。小时候，他带我们出门爬山，会带几颗新鲜的桃子，用两只洗净的瓷盘对扣起来，再用塑料袋裹紧，放进背包。等爬到山顶，他就取出桃子，用折叠军刀削皮、切块，做出一个果盘，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们。
不久，母亲发现，父亲仍然体贴，只是不再对她。她偶然看见他的淘宝订单，一单应季樱桃，下了六箱，寄给六个不同的女性——她只认识一位，是他们常去那家餐厅的服务员。那次，她没做什么，只冷冷地说，你买了6箱，竟没想到给自己的女儿一箱。
那个夏天，我在学校宿舍，收到了吃不完的樱桃。来自父亲的、熟透的红色水果一箱又一箱地堆到门口，又很快腐败变质。
我开不起你的车
“我配不上她了，”父亲说，“我有时就这样想，如果我配不上她了，那我干脆找个挫一点的，什么知识文化都没有，只要对我好就行。我看我能过得怎样。”
母亲生病后，父亲愈发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
得知她得糖尿病，他去查资料，咨询医生朋友，成箱地买来保健品。母亲不吃，认为他又受骗了。
一天早晨起来，他煮鸡汤饭，把油都撇开，给她盛去。母亲不满。“你是不是要害我？这么多油。”他坚持：“我问了，身边血糖高的多如牛毛。不是都不能吃，而是要控制。”母亲转头看我，撇嘴：“乱说！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害我？是不是要我死？”
他将饭碗放到自己面前，坐下，再也没说一句话。
父亲说从2005年开始，他再也没产生离开家的想法。外公外婆从家里搬出后，他便主动做家务，“做饭、洗碗，我从来没有二话。”虽然在事业上一塌糊涂，父亲仍然认为，自己在16年里，在家中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成熟、顾家。他没想到，在母亲口中，他却是越变越糟。
2019年，父亲在比特币里投入二十万积蓄，几乎全部亏空。自己买的小币跌到谷底时，他咬咬牙，用信用卡刷了三万块钱，加了最后一仓，再次亏空。
“三万块钱，对于你妈来说只是个零头，对我就是压死骆驼的稻草。”那时，母亲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一百万。她买三万一套的护肤品，扔掉我从淘宝上买的衣服，问我是否需要一块好手表。
那个月，父亲身上只剩下几百块。他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他买来一个POS机，用两张信用卡，月初从第一张里刷出3万，还第二张。月末再从第二张里刷出，还第一张，持续一年。
父亲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些，“一个觉得不应该，二个觉得对不起，三个觉得伤面子。”父亲在他的领域，的确是一位专家。但多年来，研究所一直没有奖金，月薪仅从1991年的100涨到4000。等所里终于改革，他已接近退休，再也没机会“追上”母亲。
“我有很多成果。可我这辈子比起很多人，永远狗屎不如，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没有尊严，更不能大富大贵。”父亲说。
图 | 母亲离家后，父亲夜晚十点在群中展示自己加班的场景，配文：人老了，不中用了，已经头昏脑涨了。
今年，父亲几次告诉我：你爸老了，记忆力不行了，想赚钱也赚不了了，远不及你妈优秀。母亲有钱后，他感觉自己过得愈发压抑，活得愈加窝囊。以前，他是爽快、热情的人，在外吃饭，“经常办招待、请客”。这几年结账时，他基本不敢表态。
房子越住越大，父亲感觉自己的小生活却在急剧缩水，变得紧紧巴巴。他感觉母亲赚再多钱，似乎与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对所有问题做了总结：“你妈越来越优秀，而我没有同步优秀，这是我最大的错。”
母亲离家前，他曾玩笑式地提过自己的“一个梦想”：买一辆3万块钱的“老头乐”，从社区开到公司去上班。前几年，父亲拿过驾照，但一直开不好车。这些年来，母亲买过两辆车，长途短途，都是她握方向盘。
那天，母亲说，我可以给你买。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开车梦。母亲又说，我们家有车，可以给你开。他说，我的技术，开不起你的车。
母亲在家时，他总是笑容满面，忙上忙下。母亲离家后，他眉眼低沉，将相似的话反复提起。“我怎么可能不压抑？”“从骨子里面，我是自尊、清高的人。”“我窝囊，不服气，又爱面子。”他越说，语速越快，脸越红，却始终无法直视我。这些滚烫的话语如一壶沸水，在他腹中翻了几滚，沸腾为一团蒸汽，在母亲离开后一泻而出。
一次次投资的失败，让父亲在家庭经济地位上彻底失去了扳回一城的可能。而“人生薄弱的时候”，“灰暗的时候”，他认识了那些“能带来安慰、帮助、慰藉”的按摩女、服务员。
压在他心头的巨石，终于再一次以出轨的方式，掷向了母亲。
复婚
坐实父亲出轨后，母亲已经两周没有回家。想到父亲电话中的“妹子”、那六箱樱桃，还有回血的输液管，她尤其愤怒。
有无数次冲动，她想离开父亲。有时，她想到“他一辈子做的恶心事”，实在忍无可忍，“真的想一脚把他踹出门去。”但真正想到行动，她又不忍心。
图 | 父亲一个人时吃的饭
她在老房做饭时，看到群里父亲发的信息，一个菜吃一周，放馊了的也在吃。她感觉难过。三十年同行，相同的朋友圈，尽管母亲对父亲有诸多不满，但也觉得跟他还有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说老实话，我对他还有感情。”她低下头，似乎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情”字的尾音在客厅里降落，她的神色柔和下来。
前几天，针对母亲提出的“四个爱好”的控诉，父亲逐一写了长消息，承诺做出改变：删掉异性、少打麻将、不再炒币、尽力赚钱。
他向我展示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我是在赎罪，还是在维持什么？”父亲长叹一口气，“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觉得自己越来越忧郁。”
我想起曾看过的父亲的照片。刚和母亲复合不久的他，去村里科技扶贫。老人们背着孩子来听课，木凳和马扎围绕着他。三十来岁的父亲，穿着挺阔的衬衫，拿着雪白的文件，笑着讲话。而曾经的母亲，并没有那么强大，也不像现在这样步履沉重。
30年的婚姻拉扯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心事重重，他们一直试图在婚姻里寻找尊严，获得相比于对方的优势，直到将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他们的日子也从阳光灿烂，坠入一团阴云。
母亲始终过不去的，还有一道坎。“陈实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想过安逸生活，不想奋斗的人。”她语气笃定。突然，又在眉眼中升起一种愤怒：“他不是喜欢比他厉害，有能力的女的吗？我做到了啊，他又不喜欢了！”
7月，我从北京返家，母亲回家短住了几天。每天，父亲都去市场排队，买回水果和卤味。晚上，冰箱里色度不一的肉片堆叠一起，紧邻那些过量的、无人问津的水果。母亲不再吃父亲买回的东西。
第二天，我就要回到北京。这也将是母亲在家的最后一晚。父亲做了一大桌菜。吃完后，母亲说，剩下的都不要了。父亲坚持要留下。母亲不吭声，拿过盘子，倒掉了所有剩菜。晚上，她走回卧室，关上房门。
父亲在石灰色的沙发上坐下，打开电视。他灰色的polo衫和沙发融为一体，身形快要在家中隐去。母亲提出离婚后，这个快60岁的男人，第一次体会到不安全感。这周，外公外婆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罗芬出差了，我们只是拌嘴，“是我对她不好，是我没照顾好她。”
图 | 父亲和母亲1991年在“我心相印亭”的合影，成了父亲回不去的念想。插画：忙忙
收拾客厅时，父亲找出一张照片。这是1991年的秋天，刚登记结婚后，他们在西湖旅行时，留下的第一张合影。两人站在“我心相印亭”的牌匾正下方，和所有二十来岁的情侣一样，穿着半身裙和牛仔裤，紧紧靠在一起。
父亲望着照片，背部佝偻，眼皮耷拉，良久无声。忽然，他想起那张缺席了16年的复婚证，就坐起身来，用一种很深的眼神看我：“我想我现在和你妈，需要的不是离婚，而是结婚。”客厅陷入片刻的沉寂。
一墙之隔，母亲在卧室里转动水龙头，管道呜咽，水漫溢出来，淅淅沥沥地落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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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