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君波：从刘冰身上发掘文史资料

1972年11月，我中学毕业，就职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及杜云轩。那一年，刘冰老师也是从台北到美国洛杉矶成立书店的开始。

刘冰先生到洛杉矶是重操旧业。他创办了长青书局，一方面卖书，另一方面印了诸如《移民美国指南》《美国留学指导》《美国经商指南》这类图书，建立起了自己的产业。早期华人在美国的集聚地是中国餐馆，这里人多、信息广，使领馆对餐馆老板都很重视。后来出现了华人书报刊、电台以及书店，书店有实体空间，就成了直接传播文化、读者集聚的地方，俨然是个文化中心了。刘冰先生懂文化、会经营，在洛杉矶开设的长青总店坐落在蒙特利公园市华人集聚区，总面积800平方米，一半陈列图书，一半是多功能厅，尤其适合展览、会议和餐叙活动。

我于1989年8月首次赴美出差，在洛杉矶、旧金山两地共24天，多次考察长青，结识刘先生。后来朵云轩在洛杉矶的展览都在长青举办，谢稚柳、陈佩秋、丁绍光先生多次为朵云轩的展览剪彩。当时，洛杉矶华人集聚，书店也开出不少，形成了竞争。有的是大陆背景，有的是香港背景，也有的是台资背景，大家一般只卖自己那方面的书。这些店的图书和展览没有多元化，后来都开不下去了。长青虽然来自台北，但刘家根在上海，对文化的处理比较智慧。长青书店定位海峡两岸的书都进货、都卖，着眼于中华文化的大格局，所以读者多，存活了下来。长青还以店为点，通过美国发达的快递系统，把书销到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最多时年销量达到200多万美元（近2000万人民币）。长青在加州连锁经营，最多时有12家连锁店。因为卖力推广中华文化，刘冰先生成了海峡两岸出版界的名人，长青成了中国图书进入北美市场的据点。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陆的出版界、美术界，很多名家都到长青办书展、办美术展。1988年台湾出版代表团到上海办台版书展的“破冰之旅”，受到汪道涵同志的接见，刘冰先生也是重要的推手。

有了书店的文化集聚，长青必然成了当地人流和信息流的交汇处。由此，刘先生也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成了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争取的对象，当地很多事也仰仗他的参与和裁决。我们国家领导人去洛杉矶会见当地侨领，刘冰也在受邀之列。20多年前，刘先生还创立了洛杉矶上海人联谊会并任会长，为与上海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以上是本文的铺垫，后续讲几件我从刘冰身上发掘文史资料以及促成文史活动的事例，以与诸君分享。

刘冰先生向朵云轩捐赠文物，徐福生、孙颙、汪庆正等出席

一、促成钱大钧日记回归故里

2014年10月，刘冰先生来上海参加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把钱大钧之子钱世泽引荐给我。钱大钧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首任上海市市长。从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起，他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的很多要职。他还有一个习惯，从1927年起到1974年止，写了47年的日记，总计42本，从大陆带到台北，又由钱世泽带到美国。这些日记记载的内容很广、很丰富、很翔实，有的也很珍贵，如包括西安事变亲历记（长篇）。我曾看过中央电视台给钱世泽的函，很客气地让钱世泽帮助回忆、提供慕尹先生（钱大钧的号）参与国民党军队攻打苏区红军的史料。电影《建军大业》中南昌起义后的三河坝战役就是钱大钧领军与朱德起义军的一场对决。当时钱世泽已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已和钱世泽谈过多次，并已草拟了合约，拟将钱大钧日记捐赠该机构。因为蒋介石日记已被该机构收藏。我在文史界、出版界工作多年，深知美国人抢夺我中华文史资料非常厉害。但我感到像这样一套历史人物系统的日记，由中国大陆收藏更为精彩、更有价值。于是我问了钱先生两个问题，包括美国人是否答应出版日记。回答是否定的，我就有底了。于是和刘冰先生一起做工作，希望日记回归中国大陆并出版。我说大陆有最多的中文读者，出版才有价值，还打消他的政治顾虑。但钱世泽毕竟对我方有很多看法，所以此事拖了好久。2016年春事件有了转机，当时钱先生80多岁，病了一次，就通过刘冰给我电话，转达希望将日记送回内地收藏的意思。不久，又写来了委托书授权我与内地机构洽谈。但我与上海有关机构洽谈没有成功。钱大钧早年在上海松江参加辛亥革命，与上海交往颇深，又当过上海市长，我很希望日记留在上海。不成，后转向江苏凤凰出版集团。该集团是我国“双百亿”出版集团、上市公司，在2012年6月曾以2.16亿元人民币买下宋版过云楼《锦绣万花谷》等藏书。我当即给吴小平副总裁打了电话，他担任过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也是个专家型的领导。他听了我的介绍，尤其获悉日记主人是江苏昆山人，当即表示个人赞同，拟报告董事长及董事会同意。很快江苏凤凰同意接受捐赠，并拟与我国设在南京的第二历史博物馆合作整理出版整套日记，他们还给老人的捐赠以奖励。2017年10月，钱家后人包括4位仍健在的子女从美国、中国台北以及中国内地齐聚南京，参加了隆重的捐赠仪式。

消息发出后，上海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要我取消与江苏的合约，他愿意出资奖励钱家后人，把日记捐给上海市政府有关机构。上海文物局局长获悉也希望我去做工作把日记留在上海。这些都是后话了。可见收藏历史文献也要当机立断，迟疑不行。

二、促成蒋介石信函和市长钥匙捐给上海历史博物馆

钱宏泽夫妇向上海代表祝君波移交珍藏的银质钥匙（2017年）

在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钱大钧的另一个儿子钱宏泽先生告诉我，他收藏了他父亲1945年任上海市长时的一把银钥匙。钱世泽说他还有一些蒋介石的信函。后来看了实物，才知道银钥匙体积蛮大，钥匙配银盒，上刻有“慕尹市长，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临时参议院，方九霞制”等字样。历史上可能独此一把。另有8份钱大钧写给蒋介石的呈本，大多是请示、报告，每份都有蒋用毛笔或红铅笔写的批文。还有一份两开的蒋介石用毛笔写给蒋鼎文的信，对西安事变后蒋鼎文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作出指示，证明国共合作抗战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事，弥足珍贵。释文：“西安蒋代主任铭三兄。共部应即上庐山商定办法改编发表各师番号与各师旅团长名义及政训处正副主任。并对其说编委后可即令该部出发参加抗日也。如能于十日内编妥更好，政训副主任拟委康泽担任。中正”。我即动员他们捐给在建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还动员前面那位想收藏钱大钧日记捐给政府的企业家，给钱家二老一笔奖金，把银钥匙、信札等12件文物收下来转捐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同意。2017年11月6日，捐赠仪式在新落成开馆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大厅隆重举行。上海领导给钱家两兄弟及企业家颁发了捐赠证书。钱家24人出席了仪式，他们对文物文献如此的归宿相当满意。

2017年、2018年夏季，我两次去美探视在美生病的亲属，又去钱世泽家看到了一批散页的文献、文件的原物，共有94件。因为钱世泽先生此时对我比较信任，让我全部带回上海。我用一年时间组织几位专家录入和校核，整理出了16.2万字的文献及图片，可以提供出版。这些一手史料，都是中国大陆稀缺的。

三、发掘世界书局的历史文献以及组织研讨会

由于和刘冰先生交往而获悉的信息，以及我与台北世界书局已故董事长阎奉璋以及他女儿，现任董事长阎初女士的深厚友谊，我对世界书局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在近代史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以及大东书局都是名列前茅的，曾经对中华文化的积累、传播以及启迪民智起过积极的作用。世界书局成立于1917年，大东书局成立于1916年，前者与商务、中华并称中国三大教材出版中心，后者是科技类图书出版机构，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前身。现在上海外文图书公司的大楼，历史上就是世界书局的物业。20世纪50年代，世界和大东都停办了，保留了商务、中华，提升了三联，这三家后来都迁到北京。在重政治不重文化的年代，没有人再提起对中华民族曾有过很大贡献的世界书局。

2016年，在刘冰先生的支持下，我与上海出版博物馆（筹备）的几位同志一起，做了收集世界书局文献的工作，共找了文章34篇，包括刘冰、樊东伟等人新写的回忆文章和世界书局重要书目，出版了《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总计约25万字。印了500本，使世界书局的史料得以集中保存下来。同时，在马建勋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下，上海政协文史委和上海出版协会在市政协召开了“世界书局文史资料研讨会”，为百年世界书局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的体会是：凡是大家抢着做、重复做的文史工作我可以不做，没有人做的善事一定要做。在此过程中，我也研究了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的经历，发现他是个神人、奇人。他1900年协助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做事，1911年前后又与陆费逵一起在中华书局创业，而1917年则独自创办了世界书局。一生在三大书局担任要职，仅此一人。他是个商人，但在日本人面前是个爱国人士，拒不合作，以致日本人到世界书局门店引爆炸弹，但沈临危不惧，大节不亏。我想也应该还他本来面目，给他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也是靠刘冰先生帮忙， 2016年夏季我在洛杉矶见到了沈知方的女儿、孙子沈柏宏先生，巧的是沈柏宏的妻子赵小姐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涉外婚姻的中方女性，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复发给她赴美护照的，这本护照现在已是历史文物，存放在公安博物馆内。见到他们，我不能错过机会，于是动员沈柏宏来上海参会并发言。沈柏宏先生到场披露了祖父的一些往事，为会议增加了色彩。但今年我获悉他已于2018年病逝。所以及时地做一些事，是何等的必要。

以史为鉴，存史资政，在筹备召开世界书局这个会议的过程中，我发现1928—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ABC丛书”，共有154种（164册），几乎应有尽有。我就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内地新出了“走向未来丛书”等，这些丛书规模大多是十余种，我们已经兴奋不已了，溢美之词不少。看到世界书局“ABC丛书”在20世纪30年代的规模，我有点无地自容。如果我们当初多了解先辈的出版史，也许我们会更沉稳，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100年来，尤其是后面的六七十年，我们没有再提起世界书局以及其他一些书局，但我们毕竟后来开了这样一个会，出了这样一本史料。作为一个出版人、文史工作者，我感到心有安慰。记得那天到会的上海出版人有近200人，大家对会议评价很高。商务、中华是优质品牌，逢五、逢十都在纪念，但史料都是老的，纯是纪念和热闹。大家参加世界书局的研讨会，听了以后感觉是挖到了一个新“矿”。这就是文史工作的价值发现。

四、由刘冰先生捐出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手卷引出出版以及纪念活动

在我任朵云轩总经理时，刘冰先生曾捐给我们一套1923年朵云轩制作的木版水印信笺。朵云轩成立于1900年，传承木版水印号称有百年历史，但并没有实物证明，直到刘先生捐了这套木版水印原物。后来他还告诉我，曾捐过一个20多米长的于右任手卷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去年他又重提此事，我是文化的好事者，就专程去陕西历博一次，见到了该馆领导，达成了意向，由他们制作一件复制品给刘冰先生留个纪念。今年4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王副馆长一行专程来沪，举行了一个移交仪式，把复制品赠给刘冰先生。

这件草书千字文于右任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20.8米长，属高头大卷，弥足珍贵。我看了长卷以后，对在现场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说，国内于右任的千字文大多是翻版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千字文印出来，这对刘冰先生的捐赠行为也是一种肯定和传扬。这就有了后来上海书展轰动的签名售书活动。事情没有完，我在撰写千字文出版序言时查了于右任先生的有关资料，发现于右任生于1889年，2019年正是他诞辰140周年。于老是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对20世纪影响很大，而且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交往，是同情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于老与上海联系也很多，他生于陕西，但参加辛亥革命、创办四份报纸、创办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以及标准草书社都在上海。又查，1949年以后，上海及大陆几乎没有召开过比较有影响的于右任研究或纪念活动。于是，我向市政协领导建议召开“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市政协徐逸波副主席和市人大高小玫副主任都出席了会议。除此之外，我和刘冰先生还重点做了两个人的演讲组织工作。一是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先生，他1939年生于重庆，1952年移居中国台湾，后又去美国，是美国的退休工程师。我在洛杉矶曾与他同桌吃饭。于先生为人十分警觉，对大陆了解也不多。我和刘冰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把他动员来上海参会发言。他的参与以及介绍的一手资料，增加了会议的亮点。澎湃新闻派资深记者顾村言对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采访，史料很珍贵。会前，我记起有谁跟我说过谢稚柳先生曾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于是我又找到谢定伟先生，证实确有其事。过去由于政治方面的顾虑，谢老本人、传记作家郑重以及谢家人都不曾提起过这段往事。这次经过和谢定伟先生讨论，他也到场发言，详细地介绍了往事，生动、有料，尤其对于右任、谢稚柳、张大千三人在敦煌文化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做了详细介绍。会后，我又让谢定伟把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9月17日的《联合时报》上。开好这样一次会，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尤其是在向沈飞德先生请教时，他给我支持，并介绍我认识上海复旦的傅德华研究员，傅先生是研究于右任的专家，他到会发言比较全面和专业地介绍了于右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会议前，我个人还安排了于中令、刘冰先生专程拜访98岁高龄的陈佩秋先生。于家和谢家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后双方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联系。这次拜访活动，陈佩秋和于中令先生都很重视、满意。当时，我找了一个摄制组全程录像，并在谢家底层大堂当场逐一做了发言录像。当时那位年轻的编导不太明白我的安排。过了一段时间，她做了一档“于中令拜见陈佩秋世纪会”的节目，在手机上播放，3天内就有1.2万余人收看。这位编导也惊讶不已。文史工作就是如此，很多看似不经意的内容，实际上分量很重。但如果一不小心放过了，就会成为终身遗憾。同样，8月16日下午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新书发布会也极为成功，除刘冰、于中令以外，我们另外安排了8位嘉宾陪同签名，尤其是谢定伟先生按照我们的要求带来了谢稚柳、陈佩秋先生的印章，为每位读者盖印，使读者兴奋不已。原定1小时的活动，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现场500本备书一抢而光，有的读者再跑到二楼书画社展位，把另外100本也买光，创出了今年上海书展的大热门。

以上从刘冰身上发掘文史线索的案例，给我本人如下启示：

1.文史资料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的环节很多很长。文献发掘包括口述历史、整理、研究、出版、纪实片、展览、论坛等，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应该抓住自己熟悉的环节，整合资源，扩大效果。

2.做文史工作，方法很多。但抓住刘冰先生这样活的史料加以挖掘，也是一种方式。历史文献已存在那里，今天还是明天去挖只是时间问题。而活人的史料稍纵即逝，应该特别引起重视。

3.好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我们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一时的热闹，而是为了长远的历史留存。自己要有定力和自信。项目一时未被人们认识没有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

4.文史资料工作，尤其是已存的、大批的文献资料和出版工作，确有计划性的特点，但是很多工作是在进行过程中不断深化、不断加深认识和不断发掘出价值的。它有非计划性的特点。碍于时间紧迫，主持人应当及时调整工作方法，随机应变，以扩大战果。

以上工作，是在很多领导和同仁帮助下完成的。记叙下来，旨在与各位同道分享。

祝君波 资深出版人、拍卖人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