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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眉山以北的苏氏墓地。
聂作平摄从我居住的成都城南，沿宽阔的剑南大道南下，约50公里后，大道折入乡路，曲曲折折再行三四公里，便来到几座山峦围合的山坳。这里，最低处是一方池塘。池塘边的半坡上，安静地卧着几座坟墓。坟墓四周，翠竹、松树和迎春绿意盎然，悠长的鸟啼高一声低一声。
这就是苏东坡的椎心泣血之地——在悼念亡妻王弗的词里，他写道：“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文物部门把这里称作苏洵墓，民间却众口一词地叫苏家坟山。静谧的丘陵间，长眠着苏东坡的几位亲人：他的父亲苏洵，他的母亲程氏，他的爱妻王弗。苏洵墓后，另有两座墓，墓碑表明，一为苏东坡，一为他的弟弟苏子由。其实，这是当代人所建的纪念墓，连衣冠冢也说不上。因为，苏东坡和苏子由没有葬在桑梓之地眉山，而是千里之外的河南郏县。
三次离家，两次归来，这意味着，一生中经常梦见故乡的苏东坡最终死在了异乡。
在北宋，苏东坡是一个典型的外省青年。为了前程与理想，他必须“京漂”，必须前往地处中原大地的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他的进京之路，亦如他的人生一样峰回路转，折射出一个远去时代业已不存的生存方式。
陆路：日长人困蹇驴嘶
春日的三苏祠生机勃勃，显示出东风与阳光的绵长力量。海棠、红梅都开了，透过红色花影，高大的银杏吐出了娇嫩的新芽。
和杜甫草堂一样，三苏祠也是后人景仰与怀念的产物。昔年，苏东坡一家居住的那座位于眉山纱縠行的院子，占地约5亩；如今的三苏祠，已达100多亩——杜甫那座小小的茅屋，则是扩张到了数百亩。不过，与杜甫草堂几乎没有任何杜甫遗存不同，三苏祠里，还有一眼井和三苏有关。这口深幽的古井井口两尺，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它是苏家老井。苏东坡就是喝着这井水长大成人的。
苏东坡生于北宋景祐三年腊月十九（1037年1月8日）。其时，在位的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一向有仁君之誉的宋仁宗。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过：“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柏杨则认为，北宋是士大夫的乐园。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中国——尤其是承平时代的中国，能够走上仕途，实践达则兼济天下抱负的，可以说几乎都是读书人。数目庞大的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为官的人群中，经常会诞生一种令后人艳羡的极品：他们既是政治上的名臣，也是艺术上的大师。这种既是名臣也是大师的现象，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尤其突出，如寇准、范仲淹、晏殊、王安石、司马光……
然而，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却科考不利，以致一度产生了终老林泉的念头。不过，随着苏东坡兄弟俩长大成人并崭露头角，哪怕为了孩子们的前途，苏洵也必须带着他们前往首都。苏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
这便有了苏东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
时为宋仁宗嘉祐元年，即公元1056年。苏东坡虚岁21。
第一次首都之行，其实上一年就拉开了序幕。上一年冬天，苏东坡父子从眉州（今四川眉山）来到成都——今天，眉山距成都仅60余公里，车程不过一个多小时。在苏东坡时代，他们既可陆路经彭山北上，也可水路溯岷江，在彭山境内转入锦江，直抵成都九眼桥。
到成都最重要的事，是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是仁宗朝重臣，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御史中丞等职，后来外放地方。1054年，他被派到成都任益州知州。到川后，到处访求人才，有人向他推荐了苏洵。于是，苏洵与张方平相识，并为张方平所重。
苏洵的目的，是要把两个年轻的儿子介绍给张方平。读书人以文字干谒于当道的高官大吏，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在唐朝，甚至是一种被人称道的风雅，比如李白干谒韩朝宗，孟浩然干谒张九龄，都是主动递上自己的得意之作。
张方平读了苏东坡昆仲的作品后，大为赞赏，苏东坡后来回忆说：“轼年二十，以诸生谒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
张方平不仅力主苏洵父子进京参加六科考试，还为他们准备了路费。更为难得的是，鉴于三苏在京城并无名声，张方平给文坛领袖、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而张方平与欧阳修，因政见不合，并无交情。
后来，欧阳修果然对苏氏父子鼎力相助，一方面固然是三苏的才华打动了热心奖掖后进的文坛领袖；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没有张方平的作用。北宋宽松而开明的大环境下，文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要比其他时代更为亲密。即使政见不合，也不妨碍他们对有才华者共同施以援手。
怀念故乡的人必须离开故乡，因为远方才有事业和机遇。告别了敦厚的张方平，苏氏父子从成都出发，前往汴梁。他们经行的路线是从成都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溯嘉陵江至川北，自金牛道入褒斜谷，再经扶风和长安，出关中，过渑池抵京师。
在阆中，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文笔塔和一座建于清代的魁星楼，它们被认为是阆中千年文风的象征。
嘉陵江自西北而来，绕着阆中城迂回而过。若从高空鸟瞰，河与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阆中因之被认为是风水之城。得山水之灵秀，阆中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唐人尹枢、尹极和宋人陈尧叟、陈尧咨两对兄弟，均高中状元。尤其陈氏兄弟，距苏东坡不过数十年。当苏氏兄弟经行这座有过旧日辉煌的城市时，先贤的功业显然会加重他们对北上的期许：同是才华横溢的兄弟，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尹家兄弟和陈家兄弟那样蟾宫折桂吗？至于苏洵，他的哥哥苏涣在阆中为官时，他曾前往小住数月。对他来说，乃是故地重游。
在阆中，他们溯嘉陵江而上。今天的嘉陵江上、中游河段，由于沿途水电站阻挡和水量减少，已经无法行船；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嘉陵江却是一条斜贯川北的黄金水道。
川北和陕南，横亘着大巴山和米仓山，再往北，过汉中盆地，则是更加巍峨的秦岭。
苏氏父子从阆中抵达今天的川北广元后，便踏上了蜀道——蜀道包括名称各不相同的几条古道——它们其实是沟通四川与陕西的不同区域的道路，其中穿越秦岭的有4条：即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穿越大巴山的有3条：即荔枝道、米仓道、金牛道。
苏东坡父子出川经行的是金牛道。经金牛道过勉县后，随即转入褒斜道。褒斜道因南起褒谷口（今陕西汉中境内），北至斜谷口（今陕西眉县境内），沿褒斜二河延伸而得名。
汉中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十几方或大或小的石碑，碑上的书法，被历代文人视若珍宝，它们合称为石门十三品。
石门在褒斜道南端。东汉时，为了便于蜀道交通，朝廷下诏，在七盘山开凿山洞。以当时极为落后的技术条件，人们采用火烧水激之法，在坚硬的山岩上凿出了一条近16米长的隧道。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隧道，称为石门隧道。
石门隧道竣工后，从汉朝到南宋，不同时代的文人墨客在岩壁上留下了大量书法石刻：隧道内34件，隧道外70件。1970年，修建石门水库时，隧道连同铁画银钩的石刻一同被淹没——最为人称道的13幅精品，被切割后收藏。
如今的石门，已看不出旧时险峻，静水深流的褒河亦如谦谦君子。可以想象，苏氏父子经过石门时，一定会花上大半天工夫，点燃火把，逐一观看崖壁上的作品。
走完500多里的褒斜道，意味着最艰难的蜀道已被抛在身后。他们进入了一个与成都平原迥然不同的地理单元，那就是关中平原。虽然同样坦荡如砥，但二者的景观与风物都有很大区别。
刚出重重大山时，秦岭北麓，有一座镇子叫横渠。镇上，有一家书院，名为崇寿院，苏东坡在书院墙壁上留下一首诗。诗中，他们在路上晓行夜宿的情景栩栩如生：“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天不亮就起床赶路，在马上打瞌睡，不知不觉，朝阳升起了。至于平原与山地交汇处的景象迥异故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
值得一提的是，崇寿院后来改名横渠书院，并因一个被称为横渠先生的人而名声大噪。横渠先生，即张载，系北宋著名思想家和理学创始人之一。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千百年来，影响甚夥。从年龄上说，张载介乎于苏氏父子之间。同时，他还是宋代两位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的表叔。有意思的是，张载和苏东坡兄弟俩同年中进士，是地地道道的年兄。不过，苏东坡途经横渠并在崇寿院题壁时，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年轻的大师们还在蓄势待发，如同一条条刚刚滥觞的大河，最终，将汇入同一片海洋。
过了横渠，原本大体北行的路线折而向东，过长安，出潼关，便来到河南。在河南崤山，由于连续奔波，苏东坡的马死了。不得已，只得买了一头驴子。南方无驴，苏氏父子也没有相驴经验，买到的驴子一只脚有些跛——古人称为蹇驴。
苏东坡骑着蹇驴，一摇一摆地继续赶路。到了渑池，他们借宿于一座古寺，苏东坡在墙上题了一首诗——古人似乎都有将诗作“发表”在墙上的爱好。寺庙主持是一个老僧，法号奉闲。
世事难料，5年后，苏东坡独自从开封前往陕西凤翔出任判官。他又一次途经借宿过的渑池古寺。然而，令他万分扫兴的是，奉闲和尚去世了，弟子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座新修的塔中，而他当年题诗的那堵墙，竟然倒塌了。于是，苏东坡在给弟弟的诗里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如今的渑池，是豫西的一座小城。黄河从县境北部流过，洛河从县境南部流过。城西，有一座秦赵会盟台，初建于明朝，后来屡毁屡建。会盟台纪念的，是先秦时发生在渑池的一桩历史事件：秦国半是胁迫地约请弱小的赵国在这里会盟。会上，秦王要赵王鼓瑟以此侮辱赵国。足智多谋的蔺相如挺身而出，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双方才算扯了个平手。这就是著名的渑池会。后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有精彩的讲述。
博学的苏氏父子自然知道渑池会，可惜，那时还没有会盟台可供凭吊。更何况，他们急着赶往首都——汴梁城已经不远了。
在京：殿试屈居榜眼
开封是一座历尽沧桑的古城。
开封龙亭一带，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清淤时吃惊地发现：地下3到12米处，竟然重叠了6座古城——3座国都，即战国魏都大梁；北宋首都汴梁，又称东京；金朝首都南京，又称汴梁。2座省城，即明、清的河南省会开封。1座唐代重镇，即汴州。
苏东坡念兹在兹的大宋首都，大约在今天的开封地下约8米处。8米厚的泥土，覆盖了千年前的繁华，也遮蔽了千年前那些生动而鲜活的人生。
11世纪是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汴梁无疑是地球上最繁华最美丽的都市。其时，西欧、近东和中东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动荡与凋敝，盛极一时的大食帝国也早日落西山；至于美洲，还是不为大多数人类世界知晓的化外之地。汴梁独秀于世界东方，像一篇枯燥乏味的冗长文章的华彩段落，禁不住使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
汴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城市划分为若干个不同城区。宫城就是皇城，它周长5里，南面3道门，其余3面各一道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条街，把宫城分为两部分。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办公地，帝国的政令从这里发出，像一个人的大脑。街北为官家（皇帝）居住区。里城又名旧城，即唐时的汴州旧城，周长20里，东面两道门，其余3面各3道门。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是北宋以后兴建的，周长50里，有高达4丈的城墙，显示出这天下第一城的雄伟和重要。一条叫护龙河的护城壕从城墙下流过。冷兵器时代，宽大的护城河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防御构成。护龙河的宽度是汴河的3倍以上，从另一个侧面可知汴梁的重要。
这座被流水环绕滋润的城市，沿河都种植着垂柳和榆树。春天来时，细柳如丝，榆叶似钱，河上间隔不远便有建造精美的木桥勾连两岸，建桥的木头统统刷上了土漆，看上去庄重华丽。不少桥上还建有遮风避雨的长廊，最漂亮的一座位于皇宫门前，系大理石所建。
城内的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设有一座武器库，每库有士兵20人值守——这一点容易让人想起，这座美丽的首都地处边境，近在咫尺的北方游牧民族随时可能贪其富庶而蠢蠢欲动。
唐代的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区，以供商贸之需。但这种坊市分离——老百姓的生活区和商人的贸易区分处不同街区——其结构已不再适应北宋。于是，坊市分离的古老传统被打破，整个汴梁成了无处不成市的巨大商业都会。
宋代以前，商业只准白天进行，夜里一律禁止，称为宵禁。这种传统到了北宋，也不复存在。汴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不少店铺往往三更天才打烊，五更天又开门了。至于潘楼东街巷附近的鬼市，则是“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让人联想起凌晨五六点钟才收拾摊子的成都“鬼饮食”。
皇城东南的界身巷，有当时全宋最大的金银彩帛市场，孟元老说它“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这个时代的娱乐业也有长足发展，出现了瓦子和勾栏。瓦子又叫瓦舍、瓦市，或者瓦肆，简称瓦，是北宋首创的固定的娱乐中心。其取名很形象：看客来时如同瓦合，去时如同瓦解。勾栏又叫勾肆，设在瓦子当中。勾栏的原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后台及观众席，再用栏杆围起来。打个比方，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就好比一座很大的娱乐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娱乐商家，有的卖唱，有的耍把戏，有的变魔术，有的讲评书。娱乐城就相当于瓦子，具体经营的娱乐商家相当于勾栏。
苏东坡毕生嗜酒，虽然酒量不大。汴梁的酒店比起老家眉山的村野小店来说，不啻霄壤之别：汴梁的酒店，门首皆扎着彩楼欢迎宾客，由一条有百余步的长廊通往店中。南北天井中，两廊侍立着年轻的服务生。到了晚上，灯烛通明，上下相照，浓妆的侍女数以百计地聚集于主廊，等待酒客邀请，“望之宛若神仙”。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高档的豪华酒楼一共有72家之多，至于被称为“脚店”的中低档酒店，则不可尽数。
比苏东坡“进京”稍晚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后来经历了靖康之乱逃往南方。晚年，他在《东京梦华录》中伤心回望旧时帝都，宛如见证了世界大战后万念俱灰的茨威格，躲在遥远的南美回忆战前欧洲的和平盛世。他在写汴梁人清明出游的景象时说：“四望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暮春时节，开封就是一个花的世界：“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苏氏父子费时一个多月，终于从成都来到首都。时值农历五月，那一年，汴梁大雨不止，城内流过的几条河都洪水泛滥。不过，水灾没有影响苏东坡的心情，这个外省青年，迫不及待地来到龙津桥观看夜市，虽然诧异于洪水中的首都居然一番水乡景象，却也为它的煌煌灯火和繁华街坊而惊叹。
九月，苏东坡与弟弟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举人考试，皆中。苏东坡名列第二。苏洵没参加考试，他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信拜访了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后，极为赞赏，并进一步推荐给其他人，一时间“公卿士大夫争传之”。
其后是礼部举行的省试，时间是嘉祐二年（1057年）阳春三月，欧阳修任主考官，副主考官则有翰林学士王珪和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等人，著名诗人梅尧臣负责判卷。
苏东坡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第一个惊喜地发现了它，连忙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读了也大为惊异，“以为异人”，打算把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欧阳修又怀疑作者可能是其门下曾巩，为了避嫌，于是放在第二。及至拆去糊名的纸片，才发现不是曾巩，而是眉州苏轼。
接下来是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三月十一日放榜，苏东坡高中第二，苏子由名列第五。这一榜中，状元为章衡，探花为曾巩，另外还有张载、曾布、章惇、家定国和郑雍等人。
欧阳修既是苏东坡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东坡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东坡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了信，激动地向梅尧臣写信表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就在苏氏父子春风得意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老家传来：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去世了。这是嘉祐二年四月的事，不过，苏东坡接到消息，已是五月仲夏了。
父子三人，仓皇奔丧。
水路：故乡飘已远
1059年十月，天气渐渐凉了，在朝廷一再召命下，苏氏父子决定再度前往首都。这一次，他们走水路。同行的也不只父子三人，而是增加了两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即苏东坡的夫人王弗，苏子由的夫人史氏和苏东坡的长子苏迈。
一家人中，苏洵的心情与众不同。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以老迈多病之躯告别故园，很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回来了。出发前一个月，他请人打造了观音、天藏和地藏等六尊佛像，请求神灵保佑地下的亡妻，并到坟前与亡妻告别。与父亲的沉痛和悲怆相比，苏东坡毕竟年轻气盛，母亲亡故的悲哀渐渐平息，他和子由开始向往远方——功名的远方，前程的远方，也是梦想和诗意的远方。
眉山城侧就是波涛滚滚的岷江。岷江对眉山意义重大：没有公路和铁路，更没有航空的宋代，它为眉山人提供了上成都下乐山的黄金水道。更重要的是，沿着黄金水道，经过乐山，折而东下，可以通往宜宾。结束了岷江航程后，远去的帆船就进入长江的怀抱——而后是猿声四起的三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荆楚，乃至杏花春雨里的江南。
在行路难的古代，远行是一件令人头痛的苦差事，远非今天的旅游爱好者们所能想象。远行的最佳选择，无过坐船，尤其是顺流而下。“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的写意，令年轻的苏东坡既感到轻舟前行的舒适，也由此联想到日后前程的美好。
从四川嘉州（今四川乐山）到湖北江陵，其间的水路1000多公里，苏东坡的船足足行驶了两个月。一方面说明，即便是顺水，速度也慢得可怜；另一方面还说明，沿途过多的美景花费了他们相当多的时间。
这的确是一条美景迭出的线路，借用古人的话，那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一辈子与大自然关系亲密的苏东坡——事实上，古人几乎都像苏东坡一样热爱着雄伟或秀丽的大自然，他们力求从大自然中悟到一种浩然之气——肯定不会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沿途的风景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诗行。
苏氏一家于十月六日来到眉山下游的嘉州。在这里，三江交汇——青衣江汇入大渡河后，东流约5公里，一头扎进岷江。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就矗立在江畔。苏东坡写道：“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犍为是乐山下游岷江之滨的一座小城。这座城市地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汇地带，向来是兵家要地；至于地下丰富的盐、铁资源，则为它赢得了金犍为的美称。
犍为既因地处群山之间而偏远，又因岷江沟通而四通八达。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不少文人墨客，都在犍为有过长长短短的停留，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诗篇，犍为也因这种文化浸润而养成了崇文尚教的传统。
坐落于县城的文庙便是犍为作为文教重镇的重要物证。当苏东坡一家经行犍为时，文庙才落成40多年。苏氏父子是否到文庙拜谒，史无明载。不过，犍为的一家私人藏书楼，却给苏东坡留下了深刻印象。
藏书楼主人姓王，到苏东坡时代，藏书已历七世，其藏书之富，自然蔚为大观。三苏父子均嗜书如命，于是慕名前去拜访。但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高大的藏书楼虽然伫立江畔，但主人似乎不在。他为此感叹：“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
奇特的是，20年后，当苏东坡贬谪黄州，跌入人生低谷时，到黄州第十天，他偶然认识了王氏兄弟——王齐愈、王齐万。他们不仅与苏东坡同为四川老乡，并且，就是犍为藏书楼的主人。早些年，兄弟俩用船载了大量书籍，客居于黄州对岸的鄂州。从那以后，王氏兄弟与苏东坡时相往来，苏东坡常从王家借书，并为王氏兄弟写过好几首诗。其中一首，透露出王家七世藏书的秘密：“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
去年，我为央视《中国影像方志·犍为篇》撰稿，数次到犍为调研，问及王氏藏书楼旧址，均无准确答案——其实，早在清朝年间，藏书楼就已渺不可寻了。侥幸苏东坡为它留下了诗篇，才让我们知道在近千年前的这座偏僻小城，居然有一座宛如琅嬛福地的私家藏书楼：“寒江流秭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客船顺着岷江，在戎州（今四川宜宾）进入长江，江面更为开阔，水量更加丰盈，而故乡也愈加邈远，回首西北方向，惟见苍茫的云雾与水鸟。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老杜当年计划中的归家之路，基本就是苏东坡前往首都之路。
巫山山脉是中国大地第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长江蜿蜒至此，遇其阻挡，江水夺路而出，形成长江三峡。
由于顺水顺风，船的速度相当快，两岸叠翠的青山如同马群一样向后疾速奔去，苏东坡看到岸上的行人，兴奋地想和别人拉话，可还等不到回答，他的船已经如飞鸟一样远逝：“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经过巫山十二峰时，一个当地的老船夫给苏东坡讲述了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说他经常登上江边最高的山峰，山峰上有池塘，他就在池塘里洗澡，把衣服挂在池边的树上。巫山有大量的猴子，但他所到之处太高，连猴子也不见踪影，不过他并不害怕。他还在神女祠附近看到一种奇特的竹子，竹枝特别柔顺，一直垂到地上。风吹修竹，竹枝来回摆动，竟自动把神女祠前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好像神女的仆人。苏东坡听了，不禁神思悠然：人也许可以成仙，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无法忘记人的欲望——终其一生，苏东坡就像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那样坚信，世界上真的有神仙，自己有一天也许就会追随他们而去。不过，终其一生，苏东坡虽想乘风归去，却永久地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
夷陵是今天湖北宜昌下辖的一个区。历史上，扼守于三峡出口的夷陵曾发生过知名的夷陵大战。夷陵这个名字，意味着连绵数百里的高山峡谷已经结束：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对苏东坡来说，夷陵和他终生感激的伯乐有关。伯乐，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长苏东坡29岁。景祐三年（1036年），也就是苏东坡出生那一年秋天，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夷陵属峡州地盘，虽是州治所在，却是一座破败小城。用欧阳修的话来说，“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居民住处逼仄，灶房、仓库、厕所、水井混在一起，一个房间上面住人，下面养猪。房子都用茅草和竹子修建，一年要遭好几次火灾。
1035年，朱庆基任峡州知州。他上任后，极力整治夷陵城，修栅栏，铺街道，种树木，建官署，终于使夷陵城有所改观。在京师时，朱庆基与欧阳修就有交情。这样，当欧阳修贬任夷陵县令后，朱庆基对他十分关照。在州衙东侧，为他修了居所，命名为至喜堂。
与至喜堂相映成趣的，是位于长江边的至喜亭。1037年，朱庆基在长江之滨建了一所亭子，供来往船家及客商休息。欧阳修将其命名为至喜亭，意思是说，从上游而来的船家客商，都因走出了凶险的峡江而心生欢喜。
一堂一亭，欧阳修都为之作记。20多年过去了，苏东坡舟过夷陵，欣然前往至喜堂并作诗纪念。他看到，欧阳修居住过的屋子很破了，但当地人还在不时修缮；欧阳修亲手种植的楠木，已经亭亭如华盖。
清人袁枚认为，贬谪夷陵，对欧阳修的人生影响极大，甚至是他后来有大成就的重要基础，即所谓“庐陵事业夷陵起，眼界原从阅历增”。先辈这种处逆境而自安自强的精神，对年轻的苏东坡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以后，苏东坡能在比夷陵更为偏远落后的惠州儋州乐观地生活，早年的这些启示不无潜移默化之影响。水转陆：古驿无人雪满庭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这首小学生都能背诵的诗，使江陵声名远播。如今的湖北荆州市，有一座荆州古城。这其实就是古代的江陵。很多年来，江陵或为荆州州治，或为江陵府治，直到上个世纪才被一分为三。
苏氏父子轻松愉快的水路行程在江陵画上句号。嘉祐四年（1059年）农历十二月八日，一家人顺利抵达江陵。自嘉州到江陵，行船计60日，沿途经过了11个郡，26个县。
春节已近，一家人在江陵过节。其间，苏东坡将父子三人沿途所写诗文100篇编为一册，题为《南行前集》。苏东坡的作品最多，诗歌44首，赋两篇，差不多占了一半。苏东坡在序言里强调，为文贵在自然，不能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到了胸中有话，不吐不快时才能写出好文章。他说，“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这庶几也是苏东坡一生所信守的为文原则。
1060年正月初五，当江陵城还沉浸在喜庆之中时，苏东坡一家又出发了。这一回，他们无船可坐，只有驴子可骑，家眷和行李则放置在租来的马车上。
从嘉州到江陵，他们一直由西向东；从江陵开始，由南向北。这余下的陆路1000多里，大体就是沿两条著名的古驿道前行。
一条是荆襄驿道，又称荆襄古道，南起荆州，经荆门而北达襄阳。一条是南襄隘道，南起襄阳，北达南阳盆地北部的方城。自上古时起，这两条以襄阳为交汇点的古道，就是南方与中原沟通的捷径。
汉水之滨的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控汉水扼古道的地利，使其从战国时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诸葛亮年轻时即隐居于此，直到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他当年躬耕垄亩的隆中，就在襄阳城西。苏氏父子欣然前往，并赋诗留念。
襄阳城南，岘山苍翠，它因西晋名将羊祜而著名。《晋书》上说，羊祜镇守荆襄时，经常到岘山饮酒，一次对同游者感叹：自从有宇宙就有了这座山，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士，登山远望，就像我与你们一样，真是太多了，不过都湮灭不闻，不免使人伤悲。后来，唐代诗人孟浩然隐居襄阳，也曾多次到此，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苏东坡当然明白，就在他伫立远眺的地方，名将来过，大师来过，而今，除了线装书里语焉不详的几行文字，这世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蛛丝马迹了。很自然地，苏东坡心里也像孟浩然怀念羊祜那样，怀念起羊祜和孟浩然。
古人总是怀念更古的人，这并不是他们好古，而是那种对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人生苦境之无奈。时光总是要远去，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孟浩然距羊祜400多年，苏东坡距孟浩然300多年。我们今天距苏东坡则又已近千年。世间的人与事，只要落入时间的尘网，就注定要一步步成为过去。
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方城垭口出了南阳盆地，苏东坡一家来到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按竺可桢的理论，苏东坡生活的11世纪，中国的气候已经从唐代的温暖期，进入了又一个寒冷期。苏东坡一家北上京师的这年春天，气候尤其寒冷。苏子由在他的诗里说，尽管春天已至，但唐州（今河南唐河）一带由于天气太冷，“田冻未生麦”。
当他们行进到尉氏境内时，天降大雪，被困于冷清的驿站。苏东坡无事可做，就在大堂里饮酒。一会儿，他看到有一个人冒雪走进庭中，下了马，取下斗笠，上面的积雪有一寸厚。此人面色黝黑，一看就是长期漂泊在外。苏东坡招呼他同饮，那人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喝。两人似乎没有更多的交谈，只是相顾饮酒，偶尔露齿一笑。不知不觉，苏东坡喝醉了。第二天一早，雪停了，那人策马离去。苏东坡这才想起，自己连他的名字也没问。
多年后，苏东坡在密州时，写下名篇《超然亭记》。这是一篇最能洞察苏东坡为人处世原则的作品。“凡物皆有可观。”这和苏东坡后来总结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脾性一脉相通。既然天下万物都有可观，那么就“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也就是说，“脯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于是，苏东坡进而认为，“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是故，哪怕一个素不相识的萍水相逢之人，苏东坡也能善待他，与他同饮同醉，如同相知多年的好友。这既是与人为善，也是豁达乐观。
后来，中年和晚年的苏东坡极为不顺，先后谪贬黄州和更为遥远的岭南及儋州，却一直能够自得其乐，在属于他的狭小有限的空间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幸福，究其源，和他那种超然的内心息息相关。
第二次来到京师，外省青年苏东坡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再一次名噪京华，甚至，超过了第一次。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十七日，苏东坡昆仲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是宋朝人事考试中的大科，极受优待，但不经常举行。两宋300多年间，一共只举行了22次。凡在制科考试中考中的官员，一律升官；考中的百姓，立即得官，而且不会任命到边远地区。
主考官是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几位重臣。苏东坡兄弟俩皆顺利通过，并参加了八月二十五日，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御试。这次在崇政殿举行的考试，考生只有苏东坡、苏子由和王介三人，考官却有胡宿、司马光、范镇和蔡襄等5人，以及宋仁宗这位超级主考。
苏东坡的考试成绩列入三等，苏子由和王介四等。粗粗一看，以为苏东坡似乎考得不尽人意。其实不然：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说：“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也就是说，一等和二等不过是虚应故事，不会产生，三等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等。而且，自宋朝开国到苏东坡时代，制科考试获得三等的，只有苏东坡和吴育两人。
宋仁宗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他临朝几十年里，手下可谓人才济济。当他读了苏东坡兄弟俩的制策后，忍不住兴奋地告诉皇后：我今天为子孙选出了两个宰相。
清代学者、苏东坡研究专家王文诰认为：“自此，苏轼父子赫然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多众讲问，以其文为师法。”
这一年，苏东坡虚岁26。
那时，在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人眼里，自己不仅诗文冠绝天下，乃至于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也都将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像舟行长江，一路俱是好风好水。
那时，他完全意想不到，以后，命运要峰回路转，他将遭遇乌台诗案，遭遇一次次贬谪，一次次背向京师的远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这些意想不到的苦难与挫折，却将进一步雕琢他，造化他，成就他，把他从一个文思泉涌的才子，升华为文章与品行都可圈可点的哲人和智者。这一切，如蛹化蝶，似花结果。（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