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记载在《晋书刘伶传》。
刘玲好酒,有一天请妻子喝酒。
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倒掉,把酒壶砸掉,哭着劝他说:“你喝酒成隐,实在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戒掉它。”刘伶说:“好,我不能就这样戒了,应该在鬼神面前发誓。你去准备酒肉祭祀鬼神。”妻子听他的话准备了酒肉。刘伶跪下来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斟,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说罢,饮酒吃肉,一会儿醉得不醒人事。
《世说新语》载:
刘伶喜欢喝了酒以后脱光了衣服在屋子里走,有人看到了笑话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屋子,把房子当做裤子,各位先生为什么钻到我裤子里来。”
上面的两则故事反映了刘伶作为玄学家不受名教束缚的一面。
刘伶酒后的举动人们以为很怪诞,实际上在刘伶看来,酒可以净化人的精神,可以纯洁人的情操,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酒德颂》,写了一位大人先生成天喝酒,除了喝酒,啥事不干,“以天地为一朝,以万物为须臾”。
比刘伶更为著名的玄学家是嵇康、阮籍。
嵇康拒绝入仕,他说自己不做官的原因时说,自己性情疏懒、经常半月甚至一个月不洗脸,衣服很脏,虱子不少,当官要求危坐不动,身上痒起来却必须抓,因此穿着官服有失体面。嵇康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还写《管蔡论》,认为管蔡之反,是疑虑周公篡权,是忠于王室的表现。他直言:“礼岂为我辈设也!”并且还说:“汝君子处寰区之内,亦何亦于虱之处裤中乎?”即他认为那些礼法之士,犹如裤裆中的虱子一样可恶可厌。
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但《世说新语》里记载:
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她告别。有人讥笑阮籍不懂道理。阮籍说:“礼教难道是为了规范我们这些人?”
还有一个故事说:阮籍邻居的老婆很漂亮。这家人卖酒,阮籍与朋友经常到她家去喝酒。喝醉了就睡在邻居老婆身边。邻居开始有疑心,时间长了,也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事。
阮籍叔嫂通问,醉眠妇侧,乃其天真自然本性的发露,这种真实性情乃老庄所指的大朴未亏。
读嵇康、阮籍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名教的反抗和他们对个体价值的认同。上文所说的刘伶与嵇康、阮籍同为竹林七贤中人,他的醉酒正是一种对现实的独特的反抗。
竹林玄学家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所谓的自然,是指人的自然欲望,名教是指社会性的规范。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话题。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政局多变,祸福无常,玄学家较之常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的生存危机。阮籍在《咏怀诗》里说:“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时势之艰险,使个体难以安立于世,动荡不宁的人生,则使个体存在的意义更加突出了。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是得志还是失意,对个体来说,生命总是只有一次,不可重复。年华易逝,人生不永,个体的存在不能超越有限。这种感慨和体验确实空前地突出了个体的存在价值。
因此,名教和自然的讨论,背后所蕴涵的实际上是,在乱世,如何协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无所不在的社会规范中保持自己的天性。人们组成社会,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协调个体间的关系,但是在一个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规范往往是维护在上者、当权者的利益,社会规范成了他们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性的社会规范无疑会变成虚伪的形式化的教条,人们压抑人性,泯灭个体存在的价值。嵇康、阮籍等竹林玄学家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正是出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