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属于是阳历还是阴历？

如果24节气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为什么和阳历那么相配？

2月4日是立春，也是冬奥会开幕日，这一天吃春冰卷豆芽看开幕式不开心。(威廉莎士比亚、临冬城、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

不过我在网上看过一条帖子，说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其实是外国人帮助给确定的，具体说是一个叫汤若望的传教士帮助制定的。我心想，不对，二十四节气历来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几年还申遗成功，怎么能是外国人帮助制定的？但是，有一个疑问也在心里升起：如果是二十四节气中国的传统，为什么它和现行的阳历这么契合？每年的节气日期相差不会超过一两天，而且连几点几分都那么清楚，中国的传统应该是行阴历的啊？

好奇心上来了，就上网查，到底汤若望是怎么回事，都语焉不详。后来找到了一本书，《沟通中西天文学的汤若望》，基本把这事讲清楚了。下面就讲讲这个汤若望。

汤若望：罗马德意志学院的高材生

汤若望，德国人，本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生于1592年，出身于一个贵族之家，毕业于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并成为一名天主教耶稣会修士。这时，他听说了他的校友传教士利玛窦的事迹，他成了利玛窦的粉丝，立志要到中国去传教。

1618年4月16日，汤若望终于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船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经过好望角，近四个月才抵达印度的果阿。赴中国之路有多艰险？期间船上有半数以上的人染上疟疾，45人死去，其中有5名是要去中国的传教士。结果到了果阿他们才听说，中国刚刚发生了“南京教案”，中国的明朝万历皇帝下令驱逐传教士，在中国没有传教士的立足之地了。

就是这样，汤若望们也没放弃，他们继续前行，抵达澳门，等待。这一等就是两年。他们一边学习中文，一边观望中国的局势。

1620年，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机会竟然来了，是因为明朝政府改变对西方人的看法了吗？才不是——是摇摇欲坠的明朝政府需要西洋大炮了。

原先利玛窦他们在的时候，曾给明朝军队介绍过当时先进的“佛郎机”大炮，但当时中国国内局势还算平静，需求不迫切，又怪麻烦的，这件事就搁下了。而到了1620年，满族的军队已经到处攻城略地，李自成等农民武装的起义也愈演愈烈，明朝军队节节败退，眼看招架不住了，这时有人想起了西洋大炮，想起了洋人传教士们。因为这些洋人，懂中文，也懂一些大炮原理，他们可以在大炮的葡萄牙籍炮手与中国人之间沟通。就这样，汤若望是以军事顾问的名义进入北京的。后来他被派到西安从事传教工作。别说，汤若望后来还真的帮明朝造过大炮——这是另话了。

1630年，汤若望接到朝廷圣旨，要他到北京参加历局的修改历法工作。汤若望在中国最辉煌的时期开始了。

中国的历法危机：日子越来越不准了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空前的历法危机。也就是说，人们发现，依照当时的历法，他们发现日子越来越不准了。

当时的中国用历法叫做《授时历》，它在元朝颁用了87年，元亡明兴，朱元璋即帝位后，继承了这部历法，改名《大统历》，一直用到明朝末年，实际已经行用了360多年，是中国引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人们发现，已经出现了多次日、月食推算上的错误。

日食月食预报不准，这说明所有的日子都是错的，以此类推，恐怕连朝贺大礼的日子也是不准的，这可是要动摇当今皇朝的根本大事，非同小可。尽管朝廷内仍有许多人以“祖制不可变”说不能修历，尽管因“南京教案”驱逐外国传教士刚过去不久，刚继位的崇祯皇帝还是果断拍板修历。

修历以时任礼部侍郎徐光启主持，成立历局，聚集了一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通晓西学的人才，第一件事，先是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并开始制造天文仪器。

因为人手不够，1630年，徐光启奏准皇帝，调汤若望进京参加修历。汤若望后来成为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坚持时间最长，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他不遗余力地翻译西书，制造仪器，指导历局官生昼测日，夜测星，遇有交食，则会同礼部和监官同赴观象台观测。真是昼夜兼程。

历局共向朝廷呈送了五批翻译的历书，汤若望所编写和翻译的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计有《恒星历指》、《交食历指》、《交食历表》、《古今交食考》、《恒星出没表》、《恒星屏障》。由他教授指导历局学员编译的有《南北高弧表》、《诸方半画分表》、《诸方晨昏分表》、《黄平象限表》、《土木加减表》、《交食简法表》、《方根表》、《高弧表》、《五纬指表》、《甲戍乙亥日躔细行》。共计16种43卷。就卷数而言，约占《崇祯历书》总卷数137卷的三分之一。

1634年12月14日，《崇祯历书》纂修告成。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它是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新地心系宇宙体系上的，尽管这部历书今天看是不完善的，但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农历，仍是沿用《崇祯历书》修编而成的。

《崇祯历书》既然如此受到皇帝重视，照道理应该用它来编算每年的历书颁行天下了。可是由于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不断挑起争论，使生性多疑易变的崇祯皇帝在多方牵制下，举棋不定，一拖再拖。

一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三月又发生日食，历局的李天经用西法测验，密合无差。而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方法“全军覆没”。崇祯皇帝这才下决心“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末日已经来临，颁行历法的诏令无法实行了，一年之后，明朝即告灭亡。

清朝颁布《时宪历》

明朝灭亡时，所有的传教士，包括副总会长傅汛济和年迈的龙华民都离开北京撤离到安全地带。只有汤若望死活也不肯走。他决心与北京的信徒们，还有历局的《崇祯历书》刻板，还有大量的天文仪器和图书共度生死。清军进城后，他被勒令三日内迁往外城。但他住宅内有大量刻版等等，搬迁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冒死去上书多尔衮，接待他的是范文程。范文程果然有眼光，看中了他的历书。

恰好当年9月2日，有一次日食。人们当众比武。日食和月食，都属于预测起来极其困难，检验起来却极其容易的事物，当天，当西历预报的时刻，刹时间晴空的日色突告昏暗，一向无缺的日面成了新月一般。食甚过后才报出大统历的预报时刻。日食复圆了，回回历（伊斯兰的历法）的预报还没有传出。

举朝都为汤若望的新法战胜旧法而喝彩。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依新法编制的新历，由多尔衮定名《时宪历》，并在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

1644年10月30日（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年仅六岁的顺治帝福临，在汤若望为之选择的“吉日”，举行定鼎登基大典。12月23日皇帝下旨，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尽管汤若望曾八次上书推却。汤若望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顺治帝尊他为“玛法”（尊敬的老爷爷），经常请“玛法”到宫中叙谈，无须太监们的传唤，也免除谨见时的叩跪之礼。有时在就寝时，还让“玛法”坐在自己床前，回答他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1653年4月（顺治十年），顺治皇帝赐给他“通玄教师”的秘号，并发布圣旨，对他大加赞扬。后来，汤若望又被晋封为光禄大夫，列正一品，成为朝廷的极品官员。

在顺治病重时，他征询汤若望皇位继承人的意见，汤若望说，可以选当年还不到七岁的皇子玄烨，因为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以保皇位无虞。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

没想到，顺治一死，鳌拜实际掌权，汤若望的厄运随之到来。

几遭凌迟死刑的汤若望

早在顺治十六年，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反对西法制历，写了《辟邪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上疏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因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未受影响。

到了康熙三年，杨光先作《不得已书》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得到鳌拜等人的支持，汤若望被捕，当时，汤若望已经七十有余，身患中风，半身瘫痪，说话都困难，还要戴着刑具伏在地上遭受长时间的审讯。

1665年1月15日，刑部宣判，汤若望处绞刑。其他传教士和相关中国官员南怀仁、利类思等被判廷扙后驱逐或流放，但该判决须经三法司复审。

就在开始复审的那天，1665年1月16日，按历法推算，有日食。于是辅政大臣事谕令钦天监各科做出推算，至期齐赴观象台进行测验。时宪科由南怀仁代表，他是在牢房里进行推算的。日食初亏应在初一下午三点二十六分，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历法竞赛，结果，又是西历全胜。

但审判所依据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强权和顽固派的偏见。既查不出传教士武力谋反的确凿证据，更谈不上在理论上驳倒西方的天文历算。但审讯的结果在审讯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终审仍然判决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及各省传教士，皆廷杖拘禁或流充。并废除西洋新法，复用大统历，宣布禁止天主教。

然而，事情到此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正所谓“苍天有眼”。

就在判决做出后的第二天，即康熙四年三月初二日（1665年4月16日）上午十一时，京师发生了大地震。

地震惊动了孝庄太后，即康熙帝的奶奶，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人应该对她很熟悉。孝庄直接批评鳌拜等做事不留余地，令他们再做议论。事过十四天，皇宫又闹起火灾，焚毁房屋40余间。这次孝庄太后严厉指责辅臣们违反先帝旨意，迫害先皇优礼的大臣，致使上天震怒降灾。她要求完全赦免汤若望。

1665年5月18日，汤若望终于无罪释放了，但是他在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由杨光先取而代之。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此不准传教，都被遣送澳门居住。

一年后，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溘然长逝，年74岁。他在中国共计生活了45年。

康熙七年，康熙帝亲政，为汤若望平反，恢复“通玄教师”之名，并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恢复时宪历。

二十四节气与阳历、阴历

行文至此，关于汤若望与中国历法的因缘我们已大致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汤若望主持的这个《时宪历》与今天的农历是什么关系？与二十四节气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二十四节气与公历又是那么契合呢？

在综合了相关资料后，答案如下：

在清朝颁行《时宪历》后，乾隆七年又重修《时宪历》，称为《癸卯元历》，直至清亡。

民国时期，在1914年-1928年，使用的是《新法天文夏历》，1929年以后，使用的是《紫金历》。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紫金历》。后面的这几个历法，都是在《时宪历》的框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说到二十四节气，那确实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这里要解释一下，中国的农历，又被称为是“阴历”，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农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

通览全世界的历法，无非是三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阳历是基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制定的。把地球环绕太阳运动一周所经历的时间称为一个“回归年”，它也是全世界现在通行的历法。我国是在辛亥革命后根据临时政府通电，从1912年1月1日正式使用现在的公历的。

阴历，是依据月相的变化周期来制定的，我国的先民们把月亮圆缺的一个周期称为一个“朔望月”。今天世界上伊斯兰教的历法，就是仍在运行的阴历。

二十四节气，即把每年平均划24个节点来对应农耕时节，是建立在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之上的，这是属于阳历的一部分。我国的先人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对气候的变化和日照影长等有所观察。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进行了划定。到了春秋末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已经确立。至西汉时，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

然而，如果用阴历来显示这些节气，日期会变化很大，有的在正月的从初一到十五日，有的在十二月的十六到二十九日。如果遇到闰年，则是正月和十二月份两头立春，闰年的第二年，农历又可能没有立春节气了。而用阳历，就相当稳定，每次只差一两天。所以说中国的历法是阴阳合历，阳历部分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部分。

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当把阳历与阴历合起来的时候，有许多对不上的地方，为了弥补这些差距，国人发明了在农历中设置闰年闰月的方法，所谓“十九年七闰”，每十九年里包含七个闰月，说起来挺复杂，但基本上是给弄到一起了。

所以结论就是，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的特有发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二十四节气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与中国的农历有非常大的关系。他和他的传教士伙伴们的努力，使中国的农历从此变得准确了，中国的天文学也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

文章到此也算够长了。今天正是初七，还没过元宵节呢，所以，给大家拜个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