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扬罗霄山——开国少将段焕竞回忆坚持在湘赣边区苏区斗争

一个

1934年秋天，红陆军团离开江西边防后不久，反动派对我边防的大规模进攻又开始了。

湘赣边区到处都在流血；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这时候，留在湘赣边区的部队有红五团和各区的独立团。省委同各独立团的联系被切断后，便带着我们红五团转移到武功山，领导着全边区的人民，继续进行斗争。

一开始，红五团仍然沿用了过去的一套斗争方法，每到一地，还是大张旗鼓地四出烧碉堡、打民团、斗恶霸、分粮食，搞得轰轰烈烈。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李抱冰连夜向武功山增兵。我们在虎头岭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营，但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却英勇牺牲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接着，熊式辉的主力对武功山发动了“围剿”。由于我军失去了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屡次失利，部队减员极大。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决定把独立三团归并红五团，并立即下山突围，向莲花、陵茶、攸县地区转移。

这个地区，敌人仍超过我们十余倍，敌人采取前阻后追，战斗十分残酷而又频繁。往往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同志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拚。但是，伤亡愈来愈大，情况严重极了。这时省委来了指示，命我们向湘南转移，去找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联系。

想整理一下部队，没有时间；想让大家休息一下，敌人就跟在脚后。没有地图，没有向导，只凭着记忆和星斗的方位往前疾走。一天晚上，我们刚刚跨上莲花到龙上的大路，走在前面的尖兵又碰上了敌人。短兵相接，子弹已失去了作用，只得用刺刀、枪托和敌人全力搏斗。

这时，大队的同志趁机攀上右侧的峭壁，居高临下支援大路上的战斗，才掩护了尖兵安全退出战斗。当最后几个尖兵爬上山时，天快亮了。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很不利，不能久留，我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做好标记，又继续前进。

到了湘南，没有立刻找到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我们的目标很大，敌人很快又发现了我们。他们把我们的活动地区团团围住，白天黑夜地连续搜山。一连串的失利，使我们懂得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隐蔽斗争的重要。于是，我们白天埋伏在深山里，晚上就出敌不意来个突然袭击。

然而，在这崇山野岭中，远离人民群众，吃饭成了大问题。饥饿像绊脚链一样缠住了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依着岩石、靠着大树就睡着了。人人眼窝深陷，脸色苍白，有的呼吸微弱，甚至停止了呼吸。

处境十分艰难，又找不到方维夏同志，而敌人的“围剿”日甚一日，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地区。为了减小目标，这次我们分散行动，我带一百来人，相继出发，向老根据地转移。

快进老根据地的时候,路上常发现反动派张贴的标语。有一天，小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份反动派的报纸，还有几张油印传单，气鼓鼓的在我面前一丢。 我打开报纸， 首先看到的就是： “共党省委书记陈洪时弃暗投明”的大标题。油印传单写的是：“你们在山上没有出路，不投降就会饿死……”署名的是“招募专员陈洪时”。

好个无耻的家伙，以前没有看透，你竟是个大叛徒。

为了把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很快告诉省委，为了能很快找到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谭余保同志，我们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几天以后，我们来到了甘子山，在山脚下仅有两三户人家的村舍休息。这时，有一个农家姑娘匆匆走来，像有什么急事要办。为了尽快找到谭主席，我顾不得可能发生的事，走过去拦住她，悄声问道：“姑娘!请问你这儿有红军吗?”

“红军?”姑娘露了“红军”二字，却又改了口气，“这可不知道。”

听她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就把话题扯开了，问：“你是本地人吧?”

“不是!你们是哪里来的啊?”姑娘反问道。

“我们?……唔!你别怕，我们知道，这里没有白军!”

姑娘有些沉不住气了，说了声：“谁管这些!”就迈开步子走了。

看模样，听话语，不是个外人。她走了之后，就有人说：“一定是自己人，追上她，叫她带我们去见谭主席。”我说：“没关系，一会她就会转回来的。”

没多久，一个挑着柴的老乡过来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坚持在这里的县委书记吴金莲同志。他认出是我，叫了一声：“老段！”就说不出话来了。同志们也都围拢来，紧盯着吴金莲同志，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我们找到家了！”是啊，找到了党组织。我们这三、四十人就像失散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样。

吴金莲同志带着我们上了山,山上的人都涌了过来,和我们拥抱着，欢呼着。在山下和我们见过面的那位姑娘也在这里。吴金莲同志把我们从湘南打回来找省委的事说了一下。然后把山上的几个同志向我们做了介绍。当介绍到那个姑娘的时候，她却不好意思起来。我忙说： “我们早认识了＊—她还是我们的引路人哩！”她急忙带着歉意地说：“我看出你们不像坏人，不过——刚才真对不起!”

斗争教育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除了对这个叫发姑的姑娘衷心称道之外，怎会有责备之心呢。我说：“发姑同志，你做得对，应该检讨的是我们!”

当天晚上，吴金莲同志就带着我们去找省委了。

二

我们在莲花和攸县交界的棋盘山上的一个草棚里，找到了省委，找到了谭余保同志。当时，如果不是吴金莲同志先叫了一声谭主席，我真不能一下认出他来。他穿着一件补钉加补钉的小褂，脸上没有血色，两眼深深的凹了进去，头发长得很长。他见到了我，连忙停止了工作，紧紧的握住我的手，上下端详着，好久，才说出一句话：“你们辛苦了!”

接着就举行会议。我把湘南的情况和沿路寻找省委碰到的事汇报了一下，把带来的一百五十块现大洋如数交给了谭主席。谭主席说：革命不会失败的，总有一天会胜利！虽然陈洪时叛变了，但是湘赣的革命红旗决不会倒，你们几十个人能从湘南胜利地返回来，就是证明。这时已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为了团结内部，制定未来的斗争策略，省委千方百计把坚持在周围各游击区的四十几个干部召集到棋盘山上开会。

当谭余保同志讲到陈洪时的叛变经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痛斥叛徒的声音。那时候，我真想请求谭主席，让我带几个人打到吉安去找这个叛徒。谭余保同志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不会倒!”“永远不会倒!”我们一齐坚定地回答。

陈洪时叛变以后，反动派借此大肆宣传， 以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同时也加强了搜山、 “清剿”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肃清陈洪时叛变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斗争。

为了加强领导，会议决定把在攸县、醴陵、萍乡边界坚持斗争的王用济同志（共青团省委书记）调回，成立临时省委，大家选举谭余保同志当书记。宣告湘赣省政府结束，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同志兼政委, 将原部队整顿后分编成三个大队。

不久在永新、萍乡、分宜等地又收集了一部分失散人枪, 加上莲花县委保存的枪支，共扩充到六个大队，重新划分了活动范围,进行游击战。接着又发表了告群众书,向边区人民说明省委和它领导的游击队，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边区，它是任何人也消灭不了的。

棋盘山会议之后，我们对当前形势更加明确了，在斗争方法和战术上都做了相应的改变。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带着三个大队，以武功山为依托，在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地区活动。我们又在广大的农村中，秘密地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群众又发动起来了。他们又拿出埋在地下的长矛、土枪、扁担和反动派、封建恶霸展开了斗争。

敌人着慌了。他们一方面实行“连坐法”，封锁山口、要道，稍有怀疑就大抓大杀；另一方面，又白天、黑夜的“围剿”、搜山、烧山。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断绝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把我们困死、饿死。然而，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就是在那严酷的斗争日子里，有的老乡宁肯牺牲自己也不给白军带路，有的宁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情报送粮食。

有个叫王桂莲的妇女，敌人抓她带路搜山，她明知我们在东山，却故意领着敌人在山中爬上爬下兜圈子。敌人骂她、打她、羞辱她，她也不肯示弱，并痛骂敌人。敌人在她身上得不到一点便宜，就挖掉了她的眼睛，活活的把她折磨死了。在湘赣边区，多少个像王桂莲这样的英勇儿女，多少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啊！他们的血和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他们的心和我们的心结成了铁的长城，捍卫着武功山上的红旗。

三

这年冬天，斗争的情况稍有好转，游击司令部常和省委在一起活动。有一天，我们在谭主席住的棚子里，围着一堆火交谈工作，谭主席听着大家的意见，拨弄着火苗说：“革命也像这火一样，是越拨越旺的。”正说着，门外一阵笑声，原来是有人把发姑同志领来了，她看我坐在里面，就站在门口不进来。

“发姑，”谭主席看着她，“进来烤烤火吧。”

我自从甘子山遇到她之后，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又因工作的关系，碰面的机会多了。我们也熟悉起来，渐渐的有了感情。

“坐下吧，烤烤火！谭主席挪出一个位子来。发姑和谭主席谈了一会话，谭主席突然把话扯开了，“今天，我们游击队里要办一件大喜事。”说罢，朝我和发姑看了一下。本来在这以前，省委就准备让我们结婚，就是敌人不给时间。今天谈工作之前，大家都谈到我和发姑结婚的事，特别是有的同志更热心，整天的忙着。谭主席这么一提，我心里早就有数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也许是谭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情，于是他又说：

“两年来，游击队里办喜事，算你们头一次，这也说明了斗争形势在逐渐好转。”他抽了一口旱烟，“敌人说我们的生活陷入逆境，以致人人自危，军心涣散，这正说明敌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他们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是最善于安排生活的；就是再艰难些，也不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也不能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党，有人民。” 谭主席叫人填好两张工农民主政府时留下的“结婚证书”，递给我和发姑说：“一切按照工农民主政府时的传统办理!”

同志们祝我们成为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妇，希望我们在斗争中共同努力，共同前进。在大家祝贺声中，我和发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正当大家为我俩的结婚在举行会餐时，有个人匆匆赶来，在发姑面前站了一会儿，又转到谭主席那里去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然而，谭主席末了那句“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派人去”的话，我和发姑都听清了。发姑轻轻的对我说：“有任务，我得马上出发。”没等我表示态度，她已走到谭主席面前坚定的说：“还是我去!”“好吧!”谭主席看了我一下，像是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又转向发姑说：“好吧!你去一趟合适。”

我把那块当被子用的布单递给发姑，权当结婚的礼物，又叮嘱她路上要小心些。她就上路了。

木棚子外，飘着雪花，西北风呼呼的，发姑披上那块布单，踏着雪路匆匆走了。我站在高处，一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为止。

发姑本来是个穷人家的姑娘，什么事情也不懂。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已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了。我坚信她一定能够出色的完成党交给她的艰巨的任务。

这天晚上，发姑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不见她回来。后来才知道，由于交通阻隔，她被留在别的地区工作。

又熬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当春天来到武功山上的时候，坚持在各地的游击队，又活跃起来了。留在省委的红五团，也开始了新的行动。省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决定我们红五团打出去，寻找时机，打击敌人。

那时，敌人欺侮我们没有炮，到处筑有碉堡，白天派部队搜山、“清剿”，晚上就驻在碉堡里。开始，还放个哨，后来，哨兵也撤了。省委根据这一情况，号召军民齐动手，火烧碉堡。

于是，上灯之后，我们就分散摸进村庄，摸到碉堡跟前，把蘸上了火油或夹着松脂的稻草点着火塞进碉堡。一霎时，便听到那些在抽大烟、赌纸牌的匪徒，乱叫乱蹦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跑到不远的山上，看着熊熊的大火，听着敌人尖厉的叫声，欢呼战斗的胜利。火烧碉堡，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敌人也学乖了。武功山、九龙山附近的敌人又加强了戒备，采取了种种狠毒的措施。

情况变化，我们又采取了另一种战法。

一天，三大队的支书刘全同志派人回来报告情况说：“安福州湖镇的保安团和政府官员，除敲诈勒索，抓人杀人，就是打牌酗酒，有时，晚上连岗哨也不派。”

州湖是安福县的一个大镇，国民党县政府也在那里，有保安团的一个中队。我们立即决定从二、三、四大队里选调一百来人，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消灭州湖的反动派，打烂国民党县政府。

一天黄昏，云雾迷蒙，尺把距离就人影模糊，大有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势。我和刘培善同志估计，敌人绝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天气去袭击他，因此便带领着一百来个经过挑选的精兵出发了。大约走了二十里路，大雨倾盆而下，雷电交加，大家还是拄着木棍，借着闪电的光亮，飞奔州湖镇。

八十多里的急行军，只用六个钟头就结束了。

在雷雨声中，部队按计划行动了。借着雷电的闪光只见几个黑影窜到了土圩跟前，接着又是几个黑影跳进围墙。不一会，亮光一闪，木栅门打开了。部队悄悄的进入土围子。原来突击队进去以后，敌人的哨兵正在木栅门边的岗亭里打盹，就被抓住了。

部队进镇之后，刘培善同志立即带着二、四大队的人按照原定计划包围了驻在岗楼里的保安中队，我带着三大队冲进县政府。顷刻间州湖镇就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到处是枪声、小号声，镇上的群众知道红军来了，也都打着火把，呐喊助威。岗楼上的敌人吓得晕头转向，躲在岗楼里不敢出来。县政府里的反动派官员吓得赶紧往床底下钻。还没有等他们把惊魂定下来，我们已经把他们一一活捉了。

在俘虏群中，我们找到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县长和第一科科长。州湖镇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一群群举着火把赶来，要求枪毙这两个杀人魔鬼。我们在群众的要求下，宣布了他们的罪状，拉出去枪毙了。对其余的人，宣布了我们的政策全部释放。

没收的粮食、被服还有家具，全分给当地群众，这个决定一宣布，齐集在县政府里的群众，高举火把，齐声欢呼红军为他们除害。就在这个时候，刘培善同志站起来，大声地说： “湘赣边区是毛主席亲手建立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决不会离开这里，红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边区……”

当大地放出红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送走了掮着粮食、杂物回家的群众，扛起缴获的机枪、长枪、短枪、粮食、服装，带着安福县的全部档案文件，离开了州湖镇。

在这次奔袭州湖的战斗中，我不幸腿上带了花，留在山上养伤。谭主席想得真周到，把发姑调了回来，要她一边工作，一边护理我。她来的那天，正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七个月，也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七个月。

依靠着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一次接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打垮了敌人千百次进攻。到了一九三六年的冬天，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区域扩大了，枪支弹药增多了，游击队也壮大起来。

一九三七年秋，我们又在九龙山上休整。虽然谁也不知道休整的时间会有多长，但大家都尽力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用杉树皮当瓦的房子盖起来了；班与班之间，顺着高低不平的山坡，修起了小路；房子周围和路边盛开着五光十色的野花……。我们就在这自建的营房里学习军事、政治、文化。

一天，忽然有一个人带着一封特委的介绍信，来到我们这里。信上写着：“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陈毅同志住下来以后，就向我和刘培善同志讲解当前的国内外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夜深了，他一点倦意也没有，还是讲：

“现在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去打日本鬼子，坚持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都要下山去……”

陈毅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屯集着国民党的部队，怎能轻易下山呢?我心里反复这样想。刘培善同志也没有说话，他一直注意着健谈的陈毅同志。

最后，我们建议陈毅同志先找谭余保同志商量一下。陈毅同志同意了，立刻叫我们明天派人把他送到谭主席那里去。

第二天，东方露出了鱼肚色，陈毅同志来到了我们下操的地方，见到我就问：

“你们经常下操和上课吗?”

“我们从来也不放弃反动派给的这样好机会。”

陈毅同志满意地笑着：“你们做得对！除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之外，还得教士兵们打仗的办法，教给他们政治、文化。”

我们派黄炳光、李森启等同志，带了侦察员，把陈毅同志送走了。

从陈毅同志走后，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谭主席那里来的消息。

两天过去了，没有消息。

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我和刘培善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带少数部队，打到茶陵的腰陂镇去。战士们一听说要打腰陂镇，个个都兴高采烈。

打罢腰陂镇，回到九龙山不久，谭主席派专人送来了他的亲笔信，叫我们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准备下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告别了长眠的战友，走出了掩护我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牛心山、甘子山、杨梅山……的深林，奔向指定的集中点——莲花龙上镇。这时我们才完全知道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

新的任务来到了，我们坚持在湘赣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开赴江南敌后，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光荣使命。

段焕竞同志简介：（1911—1998）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段焕竞同志历任茶陵县游击队排长，红十八师第五十一团副连长、连长，湘赣军区红五团一营营长，湘赣游击司令部游击大队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支队长，独立团代团长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他置生命于度外，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环境非常残酷，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不畏艰险，顽强坚持了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以武功山为依托，灵活运用毛泽东战略战术，在巧妙周旋中歼灭敌人，先后参加了虎头山遭遇战、龙口突围战、洲湖镇袭击战，多次与敌白刃格斗，几次光荣负伤，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钳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保存革命火种作出了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诚。抗日战争时期，段焕竞同志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一营营长、团参谋长，六团团长，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副旅长等职。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率部转战苏南一带，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参加组织指挥了丹阳新丰、句容城、扬中、上党等攻克敌据点战斗，开展了反“扫荡”斗争。特别是叶飞率六团东进后，段焕竞同志参与了新六团的组建和领导工作，直接组织指挥了延陵地区贺甲村战斗，全歼日军守敌160余人，取得了新四军战史上有名的“延陵大捷”，开创了苏南敌后战场歼敌的新纪录，为创建和巩固发展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绩。1940年7月，他随陈毅、粟裕北渡长江，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二团团长，参加了黄桥决战，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率部歼灭了顽军韩德勤属部，为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段焕竞同志历任华中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旅旅长，第十一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为贯彻党中央南防北攻的战略方针，他率部在通榆线上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与敌人展开阻击战，为配合主力部队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起到了重要作用。段焕竞同志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后，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和厦门战役，他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指挥机智果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段焕竞同志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段焕竞同志，因病于1998年１０月１９日在南京逝世，享年８８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