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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历二十四节气汤若望我想说汤若望,你以为考得好就不判死刑了?

10.1黄金周刚过一半,突然滴滴的声音在10月15日正常搬砖,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新历法,宣布取消现用的儒略历,把10月5日直接改成10月15日。

这一改,就成了现在全世界每天都在用的公历。一开始只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波兰采用,到1926年时土耳其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采用格里历的国家。中国正式采用格里历是在1912年民国成立时,后来一直又通称阳历。

只是中国到现在都还有一个跟阳历并行不悖的阴历。不知道英文是不是从中文来的,但如今的阴历却实实在在受益于西方。改定这一历法的关键人物,名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中文名叫汤若望。格里历颁布时,他还不满9岁。

汤若望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忠粉,他受的贵族教育也是宗教教育。由于成绩优异,27岁的学霸汤若望被授予一个光荣的使命:去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传教。

1623年,汤若望到达北京。此时明朝政坛格局以九千岁魏忠贤为主、万岁天启帝为辅,经过之前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铺路,明朝高层认识到:西方科技,可以为我所用。很快传教士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要传教?先把你的西方知识拿出来,为大明作贡献先。

金庸在《鹿鼎记》里写韦小宝爵爷陪侍康熙,一起观看传教士汤若望和副手南怀仁试炮——试炮确有其事,而试炮的皇帝却是明朝的崇祯。

1630年,主持修订历法的吏部尚书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传教士,所以向崇祯申请,力荐汤若望来钦天监历局工作。汤若望帮徐光启编《崇祯历书》,教他们用伽利略望远镜看日食,还一起绘制星图。徐光启感叹道,有了这东西,才知道以前我们都没看清楚。

作为当时极其开明的、乐于汲取西方知识的明白人,徐光启堪称两百年后洋务派的先驱。后来他的十七代外孙女倪桂珍,招了三个还算有名的女婿: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

但当时崇祯最需要汤若望的,其实是他天文学之外的知识。1642年,他要汤若望设厂铸炮。崇祯记得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大炮轰死的,他把拯救大明的希望寄托了一些在汤若望身上。

汤若望在两年里不仅铸造了20门大炮,而且还跟中国学者合作写了一本《火攻挈要》,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挽救大明。当崇祯在煤山上自缢的时候,汤若望在自己的居处内,静待新统治者的降临。李自成进了城又出了城,一进一出之间居然没人来汤若望这里骚扰,也算侥幸。

也许农民军一推门见到满屋的书籍和刻版,连顺便放把火的兴致都没有,直接去豪富大贵之家为所欲为去了。汤若望就这样跟明朝没来得及殉国的文武百官一起,迎来了新的统治者:满洲人。

清军入关,坐在皇位上的是8岁的顺治帝福临,手握大权的却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也是相当的务实开明,尽最大可能推行汉化统治:汉语?学。有才的汉人?用。以往的规章制度?遵照。汉人留下来的洋人?当然更加没问题。

汤若望希望新皇帝来了,也能开拓传教事业的新局面,所以他积极主动地向当局呈上了一部根据西洋知识修订的新历法、一份当年的日食图表,还有三件天文仪器: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和望远镜。仪器当然都是百分百的真货,因为没有冒充文物进博物馆骗钱的必要。

1644年八月初一,清廷派大学士冯诠来检验一场“是骡子是马拉到天上遛遛”的历法测试。历来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和汤若望的西洋历,各自给出了一个日食的准确时刻。最终京城百姓目睹“天狗吃月”的一刻,也正是汤若望推定的时刻。

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天子祭天祭地,都要依据历法定日子;百姓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剪裁洒扫、沐浴剃头、挖井起屋……统统要根据历法挑选黄道吉日。执掌一国的历法制定,实际上就是决定着一国的时间。

事实摆在面前:西洋历是最精准无误的。于是多尔衮赐名“时宪历”,“颁行各省,此我朝用西人治历之始。”汤若望不但被任命为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局长),甚至连他的继任也是一连串洋人。

时至今日,现行阴历也仍然因袭自汤若望的“时宪历”。“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方法和日期都来自时宪历根据的太阳黄道位置,跟时宪历之前均分一年日期的“平气法”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现行农历包含的智慧很多来自西方。

汤若望很开心,传教事业推进得很顺利,教众从明末的几千人扩展到了二十万人。如果是在欧洲,他就能在国家天文台一把手的位置上专心工作直到退休了,可惜又不是。

安徽人杨光先,对汤若望有发自肺腑的反感。理由如下:1 他是洋人。2 他信洋教。至于他制定的历法,在两个前提都错得离谱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杨光先一早就坚定表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要把汤若望搞下台,杨光先毫不犹豫地扣上去三顶帽子。1 潜谋造反。2 邪说惑众。3 历法荒谬。哪一顶帽子都足以掉脑袋,这也不奇怪,杨光先天生就爱憎分明得可怕。他自己描述自己的情商:“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下尊卑,必高声怒目、如争似斗。”但杨光先上书时,正是信任汤若望的顺治在位时期,所以杨光先的攻讦没被当回事。

顺治一死,麻烦来了。八岁的康熙刚刚即位,朝政掌握在辅政四大臣手里。掌权的鳌拜跟多尔衮相反,出了名的保守,于是杨光先再次踊跃上书《请诛邪教状》,说不杀汤若望不足以平民愤。为什么?因为根据他的历法选择的日期不正确,不仅导致了荣亲王夭折,而且还连累荣亲王的母亲董鄂妃以及顺治皇帝相继去世。这是有目共睹的弑君大罪啊,不杀还有王法嘛。

汤若望再也躲不过去了,鳌拜授意礼部吏部会审汤若望。跟着不仅把他扔进监狱,还把钦天监那一拨他的手下统统抓起来,接着就是废除时宪历、重新启用明朝大统历。

就算汤若望懂得反咬一口“罔顾本朝新历、翻用前朝旧历,不知居心何在?”——话语权此时也不由他。何况在事实上压倒汤若望,杨光先自认有百分百的理由。他在《不得已》一书中嘲笑汤若望所持的地圆说,质疑如果地球真是圆的,海水怎么可能不掉下来?如果地球真是圆的,那不是从你脚下穿出去、另一头就站着一个人?天圆地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啊亲!

因为指斥汤若望历法荒谬,自信满满的杨光先还加演了一场当众观测天象的大戏,准备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西洋历的荒谬。因为一月十六有日食,所以再度安排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洋历同场竞技。

回回历预测的时间最早,但没日食。

跟着大统历预测的时间到了,也没日食。

最后西洋历预测的钟点一到,日食就来了。

在众目睽睽被打脸之下,按照常理杨光先应该给一个说法,而且更应该自愧认输金盆洗手、汤若望则应该喜从天降官复原职。但政坛从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杨光先当无事发生、位置依然稳如泰山,而汤若望的死刑则从绞刑升级到了最残忍的凌迟。以为当成了学霸做对了考题就安全了?汤若望呀汤若望,你太天真了。

但汤若望终于没有被刽子手押上刑场千刀万剐,不是因为高层突然天良发现,而是因为政治势力的暗中博弈救了他一命。

鳌拜专权,对于孝庄皇太后和年幼的康熙而言是巨大威胁。若是让你为所欲为,我的存在感又如何体现?夹在两方势力中的办案人员,把最终给汤若望定罪的皮球既没有传给鳌拜、也没有传给康熙,而是在看似无意中精准地传给了孝庄皇太后。孝庄对汤若望信任有加、顺治与汤若望过从甚密,他们都假装不知情。

果然孝庄一句话就救回了汤若望的命,“你们如此胆大妄为,要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有什么感想?”

汤若望自己的命是保住了,但他五名手下,却仍然在这一次“历狱”中掉了脑袋——已经开恩由凌迟改成了斩首。此时汤若望也已经病骨支离、奄奄一息,1666年8月15日,他死在中国的土地上,终生没有回过欧洲。

杨光先此时倒是志得意满,当成了钦天监的一把手。纯属外行的他,靠着副手和汤若望算好的康熙五、六、七年的历法,优哉游哉过了三年好日子。但一到康熙八年,问题就来了:他出品的历法中写的是“当闰十二月”,颁布天下之后忽然发现推算有问题,但已经晚了。唯一的挽救方式是以康熙名义出面更正,颁旨宣布“停止闰月”。所幸年初还是鳌拜掌权,虽然无能的杨光先给了朝廷的公信力一耳光,但大家都可以装作没听见。

但也就在这一年,康熙以雷霆万钧之势粉碎了鳌拜反动集团。杨光先的后台一倒,他自己的下场也就来了。康熙很快就翻案,本来要砍头,最后开恩让他滚回家。于是杨光先病死在回家路上。

康熙给汤若望平了反,又把南怀仁任命为钦天监的负责人,历法也恢复了时宪历。拨乱反正之后,康熙自己也开始学习西方科学,但终于只是康雍乾盛世的始创者,而不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领路人。所以后来的道光咸丰光绪多半都要埋怨他:先人板板呀,你学了个啥?

当罗马教廷在欧洲审判伽利略时,传教士正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让中国人看到另一种实打实的知识。1978年4月,汉学家谢和耐在法兰西学院作报告时,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

赛先生来得这么早,为什么这“第一个”没能继续保持?为什么最初开明的满洲人没有继续开放进取、反而学会了闭关锁国?为什么徐光启不能像自大傲慢的杨光先一样层出不穷?为什么师夷长技无问西东就这么难?谁能解答这些问题,足以连续拿一个世纪的诺贝尔奖。

参考:

李兰琴《汤若望传》;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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