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记者 | 实习记者 胡怡嘉
编辑 | 林子人
7月25日，德国女子体操队选手身穿覆盖大腿并延伸至脚踝的连体紧身衣参加东京奥运会资格赛。“通过服装我们想传递的是‘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穿紧身衣还是穿全身体操服。”21岁的德国运动员莎拉·沃斯（Sarah Voss）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根据国际体操联盟的规定，体操服可以是长袖或短袖，且可以遮盖腿部。在2021年4月的欧洲巴塞尔体操锦标赛中，德国女子体操队就曾穿着长款体操服出战。当时德国体操联盟发布声明称，长款队服是反对“性别化”体操运动员的宣言。
女性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往往被要求穿着紧身、暴露的服装，而这也不是第一次有运动员对“性别化”的着装要求表达自己的立场。在2021年的沙滩手球欧洲杯上，挪威女子手球队因为比基尼在比赛中不实用而集体改穿平角短裤参加比赛。对此，欧洲手球会纪律委员会以“穿着不当”为由对每名球员处以150欧元（约合1147人民币）的罚款。据2014年国际手球联合会要求，女性运动员身着的比基尼泳裤应“贴身裁剪，并朝腿的顶部向上倾斜，最大边宽不超过10厘米”。
长久以来，女性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直到她们在20世纪初叩开竞技体育的大门，服装上的层层桎梏也都从未轻易松绑。女性运动员的着装和身体直至今日仍是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而这与体育商业化亦有着隐秘的联系。
露或不露：作为争取自由和权利战场的运动服
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女性运动员第一次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22位女性运动员只获准参加了网球、槌球、帆船、高尔夫和马术五项运动，数量上仅占全体参赛运动员的2%。即使如此，她们走进体育场的画面仍在主办方中引起一片哗然。就像现在多数用以限制女性着装自由的借口一样，当时的主要顾虑是女性运动员的身体会使男运动员“分心”。也正因此，女性被要求穿着拖及脚踝的高领长袖长裙，其在活动上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这种繁重的着装首次被挑战是在1887年温布尔登女子单人锦标赛上。当时年仅15岁的夏洛蒂·多德（Charlotte Dod）身着一条长度及小腿肚的校服式网球裙参加比赛轻松夺冠，而她的服装则被许多年长参赛者认为对比赛不公。1919年法国选手苏珊·朗格伦（Suzanne Lenglen）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延续了多德的运动服变革，将长袖改为短袖，配以宽松的过膝百褶裙和长袜。虽然这身轻便装备帮助她在决赛上击败了七次获得温网女单冠军的多萝西·朗德（Dorothy Round），媒体仍批评她为“不得体”。
在泳坛上，女性运动员同样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赛事表现不断地试探、突破着服装的边界。1907年，作为初代女性游泳运动员的澳大利亚人安妮·凯勒曼(Annette Kellerman)是最早穿上一体式连体泳衣的女运动员。为了推广这种更轻便、科学的泳衣，凯勒曼随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助推了女性泳衣的现代化。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女子100米自由泳被列入比赛项目，标志着女子游泳第一次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被认真对待。当时的泳衣虽有露出女性的小腿及手臂，但仍旧以宽松遮体为主。直到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泳装才以贴近时下泳装的面貌出现。
女性运动员得以在运动时裸露更多的肌肤与20世纪欧洲的性解放运动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选美比赛和影视产业的快速兴起加速了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竞技运动亦受其影响，以另一种形式完成它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国际羽联一度试图推行“限裤令”，就外界质疑，第一副主席帕森曾回应：“我们在几年前就建议女运动员们穿裙子参加比赛，想让她们穿得更好更漂亮地比赛。”
当女性运动员面对“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比赛着装是否让她们看起来“更漂亮”似乎成了单独附加在她们身上的一条标准。不难看出，更漂亮、更美观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适当裸露更多肌肤，但“何为适当”的标准似乎很少听从女运动员的意愿。当挪威女子手球队试图提出她们对“合适”的理解，驳回她们的是总计1500欧元的罚款。
性感叙事与国族叙事：争夺主体性的女性运动员
为什么不论裸露与否，女性运动员总是摆脱不了约束和非议？服装和外表又为何频频成为女性在运动赛事上被讨论的焦点？当社会开始接纳并鼓励女性参与体育比赛，它又以何种说辞说服女性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9世纪，上层中产阶级女性终于被允许参加草地网球等运动，她们的服装强调用得体的女性气质以吸引未来的丈夫，而非增强其运动表现。缀以蕾丝的白色长裙在飘动时形成一道迎合男性观者的景致，比起竞赛，网球对于当时女性可能被称作一种赢得追求者的表演或是社交更为合适。
同样以男性凝视为中心的女性运动叙事在1930年代吹入中国的“健美”之风中也可窥一斑。在出版于1933年至1937期年间的《女子月刊》中，就曾有一篇名为《理想的爱人》的文章讨论男性为何以“健美”为娶妻标准。作者写道：“女子要有‘健而美’的体能，在现代社会呼声最高，由男子找爱人的要求，进而至于男女共同的要求了。因为女子身体健美，不但于女子本身精神上、事业上有关，就是对传种上子女的遗传有关。所以男子要有健强的体魄，女子也应该要有‘健而美’的体魄了。我们要打破从前所重视的所谓‘娇小、娉婷、婀娜…’等弱质的病态美！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粗壮的‘健康美’！因这，我欲得一个健而美的身体的爱人。”在作者自我感动式的表述中，健美的女性身体成为了男性投射理想爱人欲望和想象的载体。
另外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写男子要有“健强”的体魄，到了女子就附加了“健而美”中“美”的成分，隐晦间形成了一种双重标准。“美”作为一种偏主观、抽象而不可量化的概念令人感到捉摸不定，与之相对的“健康”则是科学的、可以被计算和量化的。通过健与美的连结，“美”被转化为一个人人可以靠严格规划、身体力行达到的状态。而当美丽被营造成女人皆可通过努力和金钱达到的标准，因经济实力而被排除在外的女性或是不愿迎合这种审美标准的女性势必成为众矢之的，或是被批“懒惰”、“堕落”，或是被视为异己或“不够女人”。
因此，当一名女运动员的身材不符合主流审美时，她不会因为她的“不同”而会因为她的“不自律”被批评。美国体操界四枚奥运金牌得主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曾在她的自传中透露，2013年她在一次比赛中失利，无意间听闻一位教练在她背后议论，“你知道她为什么失误吗？就是因为她太胖了。这样的身材怎么比赛。”换言之，定义女性体操运动员的不是她们的训练水准而是身材，这项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竞技还是美好身体的展现引人不禁发问。
除却性感叙事，个人在运动中的主体性也容易被国族叙事所捆绑。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对健身的狂热与二战后振兴民族、抵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侵蚀的思潮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的健美潮中也有“只有健康美才能打破中国积弱，使种类优生化，只有姿态美才能扫荡苟且堕落的丑态，收到民族杰出的效果”的说法。运动对于当时裹小脚、束胸风气还未消散的中国女性来说或许是急切必须的，但以一概之的宏大叙事不免会让女性个体在探索体育意义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声音。
不论男女，体育赛事如何演变成一场关乎身体的表演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男性运动员（尤其是游泳、跳水运动员）的身材也每每在奥运会期间成为互联网上津津乐道的话题。诚然，射向男女运动员的目光在态度和包容度上或许仍有微妙差异，但不论哪种目光都并非是竞技体育诞生之初就出现的产物。
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在《体育场：从看台走向大屏幕的体育表演》一文中提出，表演在早期并非体育运动的核心，观众也非必要存在。就体育精神的纯粹性和道德层面而言，观众的视线甚至是受到忌惮的。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曾在一篇体育论述中表示，“体育表演‘使运动员神圣化’，但同时使其迷失方向；体育表演是对运动员的认可，但同时也是利用。体育表演运动员应当为理想行动，比如道德建设和无报酬追求。但是因为体育表演的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动机、虚荣、自命不凡等因素会促使运动员行动。”1870至1880年间，鲜少有观众会入场观看法国早期体育俱乐部的比赛。在此环境下，体育场馆疏于修建，树木丛生，场馆界限标识不清，近似一种无序的状态。
进入20世纪，工业时代带来了更多“闲暇时间”，催生出人们对于表演和休闲市场的需求，人群涌向体育场刺激了体育场馆建设的改革，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巨大环形体育场开始逐渐流行。1908年伦敦奥运会专为赛事观看设计了“多级”体育场，多个赛事可同时表演，井然有序。那一年的《奥林匹克杂志》曾评价道：“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体育运动的同时性；单调乏味的感觉完全被排除在这场肌肉文化的盛大节日之外。”比起能观看具体化的运动，环形场馆空间营造出的新奇视觉体验对当时的观众来说更令人心潮澎湃。
1930年，摄像机进入比赛场馆，比赛从此出现在了电视新闻中，竞技体育在表演性质上又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家庭电视实况转播使体育变的普及，当电视成为传播赛事的主要载体，如何利用体育令人兴奋的一面促使观众数量上升便是首要任务。体育节目的热度能为电视带来大量的收视率，增加广告商的投放量，电视频道付费给比赛主办方，为比赛吸引更多赞助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相互交错。根据2000年《世界报》统计，“1980年电视转播费占足球收入的1%，如今占到了30%，远超赞助商16.3%的比例。”
为了提高收视率，体育比赛开始创新，对比赛规则、空间及时间等都进行了调整。奥运比赛决赛时间的设置往往在最大限度上考虑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而非考虑其是否对运动员是最佳的比赛时间。为了吸引除体育业余爱好者之外观众群的眼球，美国就常在体育比赛期间增设夺人眼球的表演，这些表演通常以身着鲜艳服装、活力四射的女拉拉队员表演为主。就比赛本身而言，大众虽不一定能看懂规则和评分细节，但一定都能欣赏美好的肉体。在体育产业资本的逻辑下，体育比赛组织方为迎合观众的视觉欲求，在不严重影响运动员表现的情况下对运动员着装进行种种规定似乎不再难以理解。
法国作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这样评价当代社会：“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当运动员在赛事中的主体性被剥离成一种仅为观赏而存在的表演，甚至是性的符号，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竞技体育的精神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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