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与巴西结缘的来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巴西虽未建交，却已有不少来往，有中国京剧名旦去巴西演出，也有1958年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长来访。1961年，中国贸促会第一任主席南汉宸访问巴西。同年８月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成为第一位到访新中国的拉美国家领导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为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制订了“七年外语应急计划”。1964年，高等教育部选拔了700多名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和部分在校的大学生，于7月在北京集中，进行外出学习前的思想教育和外事知识的强化培训。当时，我被分配学习葡萄牙语，这就使我和葡萄牙语和葡语系国家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据说，我们学习葡萄牙语的这批同学原计划派往巴西进行语言学习，但由于当时巴西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于是，就安排我们一行30多人前往澳门。迄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对外的身份是南光公司的职员。当时，澳门连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都没有，我们实际上是南光公司开办的 “私塾”上课。前后有4位来自葡萄牙的老师给我们授课，每天5小时，强度非常大。课余，我们更是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想尽快把葡萄牙语学好。1965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曾经希望在外的留学生能提前学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的殷切期望更是激励我们学习的强大动力。
陈笃庆1965年1月在澳门留影
1967年初，我们结束了在澳门的学习生活回到北京。之后几年间，我先后在军垦农场锻炼和地方政府工作。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随即召回分散在各地的外语人才。1972年6月，我加入外交部的队伍，分管巴西工作。自此至今，差不多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我的外交生涯始终聚焦在葡语世界，曾先后担任中国驻莫桑比克、东帝汶、巴西三个葡语国家的大使。可以不夸张地说，葡萄牙语和葡语国家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和生活。
（2）亲历中巴建交过程
刚到外交部时，中国对拉美的外交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最初，我进入的是欧美司拉美处，只有十多人。1974年，我接到赴巴西出差的任务，目的就是与巴西开展建交谈判。8月3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11人离开北京，团员来自外贸部、外交部、贸促会、中国银行等部门和机构。我和另一位同事肖思晋就是以贸促会工作人员名义参团的，葡语出身的我作为随团翻译，参与了双边建交有关会谈。6日，我们抵达里约热内卢，巴西方面派出军用飞机将谈判代表团送到首都巴西利亚。一般来说，两国建交首先会达成初步谅解，然后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抵达巴西利亚后，巴西外长西尔维拉直截了当向陈洁副部长表示建交意愿，并希望“此行就把建交的事情敲定吧”。谈判达成意向后，代表团派代表团成员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和我前往阿根廷，通过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向国内报告。巴方听说中国代表团人员要去阿根廷，立即代为把机票买好，并派出联邦警察一路护送。此外，中方人员在酒店给国内打电话，报告建交喜讯，付款时，酒店人员告知巴方外交部已经将费用结清，这充分体现巴方的积极态度。最终，双方于1974年8月15日建立外交关系，从中方代表团抵达巴西到签署建交公报，前后只用了10天。
两国建交后，我留在外交部继续负责巴西事务。由于国内葡语干部紧缺，我们的外交工作变得更加忙碌。1981年3月，外交部才安排我赴巴西常驻。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常驻，直至1985年4月底回国。
（3）感受萨尔内总统对华友谊
1988年7月3日至8日，萨尔内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美大司南美处处长，被指定担任接待来访的主要翻译，这使我有机会从旁来观察这位客人。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给予了高规格接待。7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会见是这次访问的高潮，也为未来的中巴关系迅速推进奠定了很好的政治互信。
7月4日下午，萨尔内总统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技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重要演讲。演讲非常精彩，受到全场观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许多人索要讲稿。事后，萨尔内总统的秘书告诉我，演讲稿是总统本人反复推敲定稿的。后来，《中国科技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稿。
萨尔内总统也是一位作家，曾出版了不少小说和诗歌。他曾说过“我爱政治，但我酷爱文学”。另外，他还是一位法学教授。访华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的小说集《水之北》的中文版的发行仪式。当他看到我国著名诗人艾青坐着轮椅进入大厅时，很是感动，急步上前俯身用法语向艾老亲切问候并赠书。他在现场为大家签名，中国读者的热情很高，以致临时推迟了下一场活动。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对此感动非常荣幸并引以为豪。
萨尔内总统也访问了上海，时任市长朱镕基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欢迎宴会上，双方宣布圣保罗市与上海市结成友好城市。
萨尔内总统访华不过短短几天，却也有一些小事值得回忆。在前往宝钢参观的路上，我背对着司机坐在轿车中间一排的位置上，由于天气闷热，车速快，感到不舒服，恶心想吐。萨尔内发现后，问我是不是不舒服，还没等我回答，就要我坐在他和中方陪同之间。在他的坚持下，我不得不照办，但心里总觉得不好意思。
在前往西安的专机上，我的一些同事委托我请萨尔内总统在《水之北》书上签名留念。我心里没底，就用试探的口气请萨尔内签字，他欣然应允，一本一本地签起来，轮到我时，他先核对了我的名字，逐个字母地拼写在另一张纸上，然后再把他和我名字一齐写在书的扉页上。这本书至今一直放在我家书架的显要位置上。
1990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巴西，当时在圣保罗总领馆担任副总领事的我也被安排担任杨尚昆主席的翻译。当时萨尔内已经卸任总统，但仍从外地给杨主席发来欢迎到访的电话。2006年4月，我出任中国驻巴西大使。萨尔内当时担任参议院议长。我到任后，提出拜会萨尔内。他立即就让秘书作出安排，见了我这位“老朋友”，并与我进行非常亲切友好的交谈。
（4）难忘的大使岁月
1992年8月，我从圣保罗调往使馆，任政务参赞、首席馆员。1994年8月，我回到北京。四年后，我再次回到巴西，担任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2000年6月回国，之后先后出任中国驻莫桑比克、东帝汶两国大使。2006年4月，再次回到巴西工作，此时我的身份已经变为中国驻巴西大使，这也是我在巴西的第四次常驻工作。算上前面三次常驻，到2009年2月卸任大使时，我在巴西的工作时间达到了13年多。因此，也可以说，巴西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2006年7月6日，陈笃庆大使向巴西总统卢拉递交国书后步出总统府
2006年，中巴经贸关系开始呈现快速推进的势头。为了使中巴合作延续快速发展的节奏，我深刻认识到舆论转化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利用自己对巴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了解以及精通葡萄牙语的沟通优势，为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而更主动更积极地展开工作，广泛地参与到与巴西各界的交流沟通，让他们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巴关系的重要性，尤其给他们提供看待这些问题的中国视角。
我从不回避巴西朋友们提出的交流愿望，凡是收到演讲和会议邀请，我一定积极赴约。在上任大使不到一年的时间，应圣保罗、里约、圣卡塔林纳、米纳斯吉拉斯斯、南里约格朗德州等的邀请，先后在工业联合会、商会、圣保罗交易所、高等军事学院和大学等地做了十几场报告。与会者多是政府官员、经济专家、企业家和新闻媒体，也有许多青年学生。针对巴西有少数人扬言要对华采用“特别保障条款”来限制从中国进口的鼓噪，我曾形象地加以批驳：“保护条款不是救生圈，即使你把救生圈套在身上，还是需要奋力游向岸边，因为大海不会自动把你送到岸上，弄不好还会成为鲨鱼的美餐。”这番“救生圈”分析得到了很多巴西人士的认同，被巴西各大新闻媒体广泛引用。另外，我也非常喜欢与巴西媒体交朋友。只要有空，我尽量接受采访，被新闻界称为上镜和见报率最高的外国大使。我认为，媒体是帮助巴西各界认识中国、中巴关系最便利的渠道。比如，2006年6月，《圣保罗页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对我的专访，当时我就强调，中巴贸易中尚存在争议和摩擦，但这是双边合作中很正常的现象。朋友之间有争议并不可怕，恰巧反映了彼此之间的需求和经贸关系的紧密度，原来几乎没有来往，当然不会存在争议。有了争议通过协商来解决，不断出现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就会成为来往更密切的朋友。我认为，这种直接且形象的交流能够帮助巴西民众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巴关系。
在担任大使期间，中巴经贸关系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同年，中国、巴西共同参与的“金砖国家”也举行了首届首脑峰会。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另一件事与北京奥运会有关。奥运会开幕当日，我邀请了外国驻巴西使团和巴西政要在中国大使馆观看开幕式，外国朋友们的赞叹和欢呼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荣光。奥运会期间，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驻圣保罗总领事馆、巴西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市体育局共同主办了“北京之家”。“北京之家”建在圣保罗著名的拉美纪念馆广场，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主大厅正面悬挂的大屏幕投影电视和四周的20多台液晶电视不停地播放着奥运节目，还有10台电脑可供观众上网浏览奥运新闻。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巴西的形象，改变了巴西百姓对中国的印象。那段时间，中国大使馆的公共邮箱和我的个人邮箱收到了很多巴西朋友的来信，他们赞扬北京奥运会的精彩，羡慕中国的大国地位。
2009年2月底，我正式卸任大使职位。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清楚地记得，2月24日，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参加完里约的狂欢节活动后赶回巴西利亚，专程来中国大使馆为我送别。我与卢拉交情很久，大概在90年代中期就有接触。出任驻巴西大使后，我与卢拉之间的直接沟通也比较频繁，友情自然更深。在送别晚宴上，卢拉总统与我畅谈了两个小时，感谢我多年来为中巴合作所做的工作，并与我一起畅想中巴关系的未来。
2006年12月14日，陈笃庆大使在巴西伊塔加伊出席“战略伙伴——如何优化中巴两国企业关系”经贸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卸任大使后，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伟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的邀请，我担任巴西研究中心的主任，继续从事与巴西学术研究、交流方面的工作。2009年5月19日，巴西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同期访问中国的卢拉总统出席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并做专题研究。当卢拉总统步入会场，第一眼便看到了在台下首排就坐的我，招手向我示意。在参与巴西研究中心相关工作的这几年间，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国内巴西研究的快速势头，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巴西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深刻感受到，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能统一起来，那是最好的。如果有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那么，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要有觉悟，小我服从大我，在任何地方，都要忠诚于祖国。
中国是我的祖国，巴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一辈子的外交生涯都是努力为这两个国家牵线搭桥，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拓宽更大的合作领域。从最初参与两国建交谈判到今天，我基本见证了建交45年来中巴关系的各个片段，合作成果的点滴获得并不容易，两国人民应该珍惜这种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合作友谊，并努力延续两国之间的典范关系。（ 陈笃庆，摘自周志伟、吴长胜主编《中国和巴西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