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潘国灵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欧梵教授的学问之路有很多同行者、先行者亲睹见证，也有他亲自撰述的，晚生的我再写怕只能是复述，拾人牙慧更是不该的。那从何说起呢？想起早前李教授在一次媒体对谈中说：“潘国灵和我都是书虫。”那且让我从书说起，以书来侧写一个人物，记述一点阅读与人的记忆，和跟李欧梵亦师亦友交往的一点轶事。一些书因李欧梵而读，有他所知的，有他所不知的。
李欧梵
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念文学硕士时，早一年已闻李欧梵会来大学当访问教授，开设现代文学科目，我当然是慕名登记了。记得当时私下为“迎接”这位学者，在书店买了当时新近出版的《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一部口述访谈录，读了许多李欧梵的求学和思想心迹。
不久前跟也曾是李欧梵学生的张历君谈起，他说他读李欧梵的第一本著作是《中西文学的徊想》，一九八六年的书，这可是李欧梵第一本于香港出版的书。于此一提，因二书皆有一个“徊”字，我以为此字多少能捉着李欧梵的精神向往：有自己看法但不定于一尊，尤好徘徊，徘徊于西潮与中国之间，徘徊于雅与俗之间，徘徊于学院与学院门外，当时来说，也徘徊于美国与香港之间。“徊想非非”，浮游起伏我想就是一种精神自由。
在课堂上读的则是仍未成书的《上海摩登》原英文文稿，如此我们约二十个学生就成了此书第一批读者，当时已知同学毛尖已开始翻译，功夫可不少的。此书融合文史，以一九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上海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范例，出入于报章杂志、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与声光化电之间，重访也重启上海—香港“双城记”之讨论。
说到张爱玲，因“九七”契机李欧梵萌生创作《倾城之恋》续集构想，《范柳原忏情录》正好成书于一九九八年，作者给课堂上学生一人赠送一本，我还特意叩他办公室门索取签名，忽见平日谈笑风生的他一脸愁容，许是我敏感，后来才在他著作中读到此年原来是他人生中一段低沉期，此是别话。回到书本，既为“双城记”课，我们也读了Ackbar Abbas当时新近出版、引起热烈讨论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香港：消失的文化与政治》），对何谓“消失”，生出了许多歧义。犹记最后一课完结后，李教授还邀同学一起到大学咖啡店聚餐，买东西吃时遇到当时在科大驻校的荣念曾，闲谈如小型沙龙，李欧梵是身体力行地把大学应有的浪漫精神带到香港来。
再会时已是二○○四年，李教授从哈佛大学荣休，正式回归香港。此时我已转到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念博士，李教授返港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人文学”可作李欧梵的第二个关键词），我有幸成为他返港后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又上了一门研究课，这回深读的是班雅明“未完成的计划”的砖头书《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课堂上真是一段一段细读，也加一点口头报告（犹记我负责报告的是“B Fashion”部分）。
这课开启我阅读班雅明之路，记得李欧梵在课堂上曾问：若放在香港来看，哪些地方最能体现拱廊街这种建筑特色？这问题引发了我将眼目放在地铁的过道空间，也在城中做了不少徘徊游弋，浪游者那种既身在人群却不属人群、既被商品包围又与之抽离、既亢奋又忧郁、把城市当作迷宫的特质颇与本人个性投合，二○○五年我写成《城市学》一书多少受其影响。
后来此书在二○○八年内地出版简体版，李欧梵给此书撰来一段推荐语：“于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一个人可以当城市浪游者、秉承波特莱尔之姿或班雅明式的眼光吗？我曾经尝试，但失败了。潘国灵证实比我成功多了。撇开任何托词，这个问题即可以是一个有趣游戏的开始，潘以高度的敏感性灵巧把玩。《城市学》由三篇专注于班雅明的文章开始，潘于另外二文复把班雅明洞见应用于香港文化之中。对于初接触者，这有一定重量。他的班雅明‘实验’有趣和富启发性的地方，最少对我来说，是他选取的场地：香港地铁和九广铁路系统，特别是‘两铁’于尖沙咀东透过地下行人隧道接通的地点……能看出与巴黎拱廊平行之处——玻璃天花与两旁建有商店的商业通道——本身就是一个照见未来风景的创意举动。”
这固然是对当时年轻作者的鼓励和溢美，亦足见李欧梵那种不嫌自嘲以长人，不拘小节满有大师襟怀的率性。当然，这也是一个从阅读到写作的故事，许多写作者由读者孕育而成共踏的路。
早前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展览中，李欧梵以三个身份亲撰自述：学者、业余爱好者、文化人，其中最后者的英文相应介绍为Man of Letters——西方对文人较古雅的称谓，李欧梵在中文撰述中故意用上较地道也不那么高逸的“文化人”三字。事实上，李欧梵二○○四年提早从哈佛大学退休，来香港虽继续在大学任教，他当时一个新里程碑就是要在香港当一个文化人。
此时的李欧梵更大量地在报章写专栏，专栏文集一本一本地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也出席城中各大小讲座活动，其活力之盛令年轻三十年的我也望尘莫及，是真的落实于香港文化土壤中深耕细作。二○○五年我邀请他到油麻地kubrick书店“粉墨登场”担任嘉宾讲者，这还是他第一趟到这间大隐隐于市的人文书店，我事前约定他在油麻地地铁站等，一起前往。
第二次一起出席公开活动，则是翌年应当时创立不久的《字花》之邀，担任“缺席聆讯卡夫卡——阅读座谈会”讲者，同台的还有黄子平教授和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刘美儿。我那天原本预备了三段卡夫卡有关电影的片段，想从此阐释卡夫卡的“神／法／人”三层次阅读，但技术出现故障，临时只能放映威尔斯（Orson Welles）一九六二年《审判》（The Trial）著名的“在法之前”（Before the Law）一段（李在Musings一书中有所记述）。这样卡夫卡也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契合点。
有好几年农历新年李欧梵及子玉都会广开家门让学生友好拜年，特别爱选初三赤口（不吉利的日子），一年我知李教授正酝酿一本文学改编电影之作，带的手信是米高·汉尼（Michael Haneke）的《城堡》（The Castle）影碟。我以为卡夫卡的“阅读债”这些年来也算还清了，原来不，二○一四年李教授在中大“人文重构”（Reconnections）课中又开设新题目谈世界经典，其中一堂谈卡夫卡的课邀请了我和爱丽斯剧场实验室艺术总监陈恒辉分别担任客席讲者。
我没有告诉李欧梵的是，为了预备这场讲座，事前我差不多整整两周不停地阅读卡夫卡作品，也包括一些谈卡夫卡作品的论述，顺带把那本著名的可读性甚高但不可尽信的《与卡夫卡对话》也读毕。课堂上我再播了那段“在法之前”，想事情二度重演会是如何的。记得课后闲聊李欧梵问到“在法之前”中那句“This door is only intended for you”，“you”原德文用的是：“du”还是“sie”？我知道这一“问”其实是一个叮咛，让我在英译本外更留意卡夫卡的德文运用。
潘国灵
李教授笑说自己也在自学德文，我猜当时他仍在起步阶段，事隔一年，听说他已能用德文一句一句地啃下那个“在法之前”寓言；早前到德国慕尼黑旅行还遇上一间小书店，带回德文版的卡夫卡短篇集，捧在手中如凯旋。我没告诉李教授的是，他这种学语文为念懂文学的心当时对我感染甚深，私下跟自己说，迟些没那么忙时一定要重拾法语，看我喜欢的法国文学如加缪、杜拉斯哪怕是一页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惜我的能量没那么高，短期内恐怕只能流于空想了。
是的，李欧梵是我见过的少数人，真的会看到好书时情不自禁眉飞色舞似赤子小孩如获至宝般。我也极爱阅读，但生性较郁，有时一读就沉下去，李欧梵常常让我想到阅读的幸福，可以把人提起来，从中获取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量和青春气息。这是真正浸淫于书海的馈赠和不老之谜。有时因他而开启了某些阅读视域。譬如，李欧梵常说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促使我打开这方面的著作，近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Kwame Anthony Appiah（奎迈·安东尼·阿皮亚）的《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好像自己也是一个对国家认同无强烈感觉的人。一些则在偶尔见面时谈及，可能不过轻轻一提，却给了我追踪的线索。
如数年前谈起我创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以一个作家消失了开展，他马上提到一个剧作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记忆中是在乘电梯时提及，我默默记下，回家借了剧作光盘来看，后来又在亚马逊网站以五美元买了这本剧作来看。薄薄的书，一九三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皮兰德娄代表作，写六个给作家中途弃之不顾的角色，走入排演中的舞台，要求剧场导演改演他们的生活戏码，探索剧场形式和本质，十分怪诞，但隔了年月来看，可能又不太新奇了。
又如早前在书展一场晚宴中，跟他聊起一些欧洲名著，他说现代人无暇阅读，自己反而对大部头小说胃口更大，近日便买了昆德拉极之推崇的Herman Broch（赫尔曼·布洛赫）的The Sleepwalkers（《梦游者》）来看。我没告诉他的是，翌日我在大学图书馆中找出这本书，还一并找来Robert Musil（罗伯特·穆齐尔）的更大部头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没有个性的人》），其实不过是翻翻，未可攻克的书墙，永不终结的故事，抚摸一下暂以为亲炙。如是者，这些书话还可以绵绵地说下去，絮絮记忆，应也是文人书友理想的交往。谨将此“阅读报告”献给李欧梵老师当作纪念。
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拟，内容摘选自：《回头我就变了一根浮木》，潘国灵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此为“小说家的散文”丛书之一，香港作家潘国灵全新散文集。全书共分八个小辑：家庭、校园、人物、动物、旅游、影像、哲思、书写。作家在文字的时空中，记录告白与私语，捕捉时光与暗影，难忘相遇与交错；作家试图从多个角度，回望成长，内省生命，记述师友，感受文学……其敏锐力和透视力在香港作家中独树一帜。
责编 | 张丽 责校 | 陈萱庆
审核 | 方劲锐 排版 | 陈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