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今天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逝世四周年的日子。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卢西亚，一个远离欧洲的小小岛国。英国、法国、荷兰先后殖民此地，留下他们的文化和贫困的现实。当年轻的沃尔科特用诗歌的眼睛环顾四周时，他发现“所有一切都是新的”，进而用诗歌（和戏剧、绘画）“发明”了这个“迄今为止没有被定义过的世界”，犹如亚当在伊甸园。无论是被殖民的历史、混杂的种族，还是大海、棕榈树、沙滩和太阳等自然之物，都像是第一次被语言触及，沃尔科特这个本地的“先锋者”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创造。
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画家，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著作有《奥麦罗斯》《白鹭》《黄昏的诉说》等。
沃尔科特的体内流着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液，用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写作，这矛盾导致的撕裂让他感到痛苦：“在这/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而最终，沃尔科特接受，或说超越了这一矛盾，融合西方传统文化和加勒比海的历史与现实，为那片海洋、“在码头背煤炭的黑人妇女”、水手的苦难、白鹭、帆船命名，让这些一一成立，并被看见、进而铭记。在这一过程中，沃尔科特同时抓住了全球化的脉搏，足以为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启示。从多种层面说，我们可以引用其好友布罗茨基的评价：（这个地方）由哥伦布发现，被英国人殖民，因沃尔科特而不朽。
下文为沃尔科特诺奖受奖词《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在文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家乡西印度群岛，投向加勒比海地区，诉说了作为一个诗人，如何用独具个性的词语，在矛盾的撕裂中找到修复的可能。
原作者｜德里克·沃尔科特
摘编｜张进
《黄昏的诉说》，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刘志刚 马绍博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1. 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修复我们的岛屿
天福村坐落于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的边陲。卡罗尼平原位于岛的中部，广阔无垠，至今仍大量种植甘蔗。想当年奴隶解放后，许多人签了契约，来到这里收割甘蔗，所以这小村里住的都是印度人的后裔。那天下午，我和同行的美国朋友来到村里，沿路所见全是印度人的脸。我想说，这是一道非常迷人的流动风景线，因为周六下午《罗摩里拉》，即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戏剧即将在此上演。村里来的演员们穿着戏服，聚集在彩旗飘扬的田野上，俨然加油站的开业典礼。英俊的印度少年，一身红黑色的衣裳，随意将手中的弓箭指着午后的阳光。远处，天边是一座座低矮、黛蓝的山脉，闪闪发光的青草地，渐趋厚密的云朵。天福！真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名字，透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气息，留存着一段史诗般的记忆。
田边一座敞棚下，堆放着两副硕大的竹铠甲，形似一对巨型铁笼。这是神明身体的一部分，小腿或大腿，只要安装好、竖起来，便是一座巍峨的神像。戏演到最后，神像会被焚烧殆尽，以此表示史诗的结束。望着眼前的甘蔗田，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雪莱的那首十四行诗：坠落在地的奥西曼德斯塑像和他的帝国，漠漠黄沙里“偌大的残骸”。
鼓手们在敞棚里生了火。他们把手鼓凑上前，使劲想把鼓皮绷紧。橘黄的火焰，鲜亮的青草，将要付之一炬的竹编铠甲，这些不是在瀚海沙漠，不是在灭亡的帝国，而是经久不衰的祭典的一部分，如同焚烧甘蔗的丰收大会，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典的意义正在于不断的重复，毁灭的意义乃是要浴火重生。
神明开始进入田野。用作舞台的敞棚里传来了喧闹的乐声，即通常所谓的“印度乐”。史诗剧即将在这敞棚里上演。服装整齐的演员们出场了。我猜，他们是王侯与诸神。啊，真是不打自招！“我猜是神吧”，这么一耸肩，正好体现了我们非裔和亚裔移民的身份。我时常想到《罗摩里拉》，只是一直无缘得见。我不曾见过这剧场，就在露天里，由村里的孩子扮演武士、公侯和神明。我不知道这部史诗的内容，不知道主角是谁，他的敌人又是谁。不过，我最近刚为英国某剧团改编过《奥德赛》。我的假定是，观众了解奥德修斯，这部小亚细亚史诗的主人公，了解他所经历的磨难。而《罗摩里拉》则不同：在特立尼达，没人知道罗摩、迦梨、湿婆、毗湿奴是谁，除非你是印度人。这话听着很别扭，可在特立尼达，至今还有人这么说：“除非你是印度人。”
天福村就像是中部平原的边陲多出的一片高地，茫茫甘蔗地当中漂浮的一只竹筏，《罗摩衍那》将在这里上演，虽然表演会很粗糙。不过，这只是我作为作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天福村观赏《罗摩里拉》，把它当作一台戏来看，但其实它关乎的是信仰。
沃尔科特水彩画
演员化好妆，穿上戏服，登台前对着镜子点下头，那一刻，他相信他从现实步入了幻境。你把这份自信放大几倍，或许就能体会演员的心情。但他们也并非演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又或者自己选定了某个角色。这部圣剧要连演九个下午，每次两小时，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不是业余演员，而是宗教的信徒。没有什么戏剧术语足以形容这些人。他们不用铆足劲演戏。他们的演技很可能就像这午后草地上交错的竹箭一样轻快，一样自然。他们相信自己表演的内容，相信剧本的圣洁，相信印度的真实。而我，出于作家的习惯，却在少年武士的笑脸上、乡村公侯的纹章里，寻觅着哀痛、失落，甚至是堕落的模仿。我的怀疑和欣赏玷污了这个午后。甘蔗田、契约工、重现的失踪军队、寺院和庙宇、吼叫的大象——种种历史的视觉共鸣，导致我误读了眼前的所见。实际上，周遭的一切恰好相反：兴高采烈的气氛洋溢在少年的叫喊中，洋溢在糖果摊前，洋溢在粉墨登场的演员身上；这是自信的喜悦，而不是失落。天福，果然名副其实。
试想，如果把整个亚洲微缩到这些碎片上：宣礼塔上纯白的尖顶，抑或甘蔗田里庙门前的石球，这样，你便能体会某些人的自嘲与尴尬；他们认为这些仪式不过是滑稽的模仿，甚至是堕落的。这些人以正统自居，他们对待祭典的态度，正如语法学家之于方言，首都之于地方，帝国之于属地。记忆渴望返回中心，残肢想念原来的躯体，就像那些神明的竹腿。换句话说，人们眼里的加勒比海仍然是化外的、无根的、非正统的。弗劳德说，“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人。只有真人的片断与回响，支离破碎，了无新意。
这表演就像一种方言，是母语的分支、删节，却绝无半点扭曲，甚至不减一分气势。在特立尼达，在这里，我发现一部全世界最优秀的史诗只在某个季节演出，其目的不在抢救文化，相反，它是信仰的一种开放姿态，波澜不惊，如同风儿吹过卡罗尼平原，吹过茂密的蔗田。为了赶上傍晚归来的红鹮，我们必须在戏开演前越过卡罗尼沼泽，红鹮的表演极为自然，一如《罗摩里拉》中的那些演员。我们目睹它们归来，明晃晃如同小弓箭手的红裳，如同鲜红的旗帜。然后，它们逐渐占据水中的小岛，直到它们变成一树繁花，永远不再凋零。历史的叹息在这里毫无意义。《罗摩里拉》和林立的红鹮，两种奇观汇成了一声感恩的叹息。在加勒比海，视觉的意外是很自然的事；它连同旖旎的风光，一起湮没了历史的长叹。
我们太在意那萦绕不去的叹息。我庆幸发现了天福村穿红衣的弓箭手，还有美丽的红鹮。历史的叹息起于废墟之上，而非天地之间。在安的列斯，除了荒凉的蔗田与古堡，很少有可供叹息、凭吊的废墟。慢慢环顾四周，像相机镜头那样，眺望西班牙港低矮的蓝山，村舍与马路，扮演武士的弓箭手，扮演神明的演员和教练，已经在播放的音乐。此刻，我真想拍一部电影，就算是对着天福村的一声长叹。我过滤了午后的时光，召唤回一个逝去的印度。可为什么是“召唤”？为什么不是“赞颂一个真实的此在”？为什么印度已经“逝去”，而村民却浑然不觉？为什么不是“传承”？为什么不是连绵的喜乐，在天福和所有中部平原的地名——库瓦、查瓜纳斯、查理村当中？为什么不让我的喜悦敞开窗口？和所有特立尼达人一样，我有权享受狂喜，因为喇叭里鼓声阵阵，宣泄的正是狂喜。我有权享受侯赛因的盛宴，享受穆斯林史诗中的镜子与皱纸，享受中国的舞龙表演，享受西班牙裔犹太人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假如要拾起特立尼达所有的语言碎片，那我这个作家的工作量还要再乘以八倍。
《奥麦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杨铁军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打破花瓶，再将碎片重新黏合，这其中的爱要比它完整、对称时更深沉。黏合碎片的胶水保留了它原来的形状。正是这份爱弥合了亚裔和非裔之间的裂缝；传家宝一旦修复，便会露出白色的裂纹。这个重拾碎片的过程，是安的列斯的哀愁与痛苦。倘若碎片形状各异，拼凑不起来，那它只会带来更多痛苦，那还不如将圣像与圣器留在原处。安的列斯艺术就是这么个修复的过程，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修复我们的岛屿，因为它正在成为旧世界残余的同义词。
而这恰恰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再创作”的过程，破碎的记忆，神明的铠甲，甚至于最后的火化仪式。一支支甘蔗，一根根芦苇，编织出神的躯体，天福村的工匠们要把它立起来。
2．贫乏自有贫乏的好处
诗，得自于勤勉与汗水，但又必须清新如人像眉头的雨滴。它融合顽石的质地与自然之美。它将古今并置：如果人像代表过去，那额头的露珠或雨滴便象征着现在。这里有被埋没的语言，有独具个性的词汇，写诗变成了一个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就声调而言，每个人的嗓音都是一种方言；它形塑属于自己的重音，属于自己的词汇和音调，以此反抗帝国的语言观，反抗奥西曼德斯的语言，反抗藏书与辞典，法庭与评论家，教会，大学，政治教条，体制用语。诗歌是脱离了大陆的一座岛。在我眼里，岛上的这些方言就和那人像额头的雨滴一样清新。它不是大理石像颦眉而凝成的汗水，它是另一种清新的元素，雨露和海盐调和的精华。
被俘的部落成员沦为契约工，被剥夺了原生语，于是便撷取亚洲与非洲史诗中旧有的词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它的血液里，却仍保留了祖先的狂喜节奏，那是奴役和契约也无法抑制的。事物有了新的命名，而天福村、舒瓦舍尔岛等既有的地名则沿用了下来。原生语犹如渡海的云雾，因为距离的阻隔而逐渐消逝。而这个寻觅新的譬喻、重新命名事物的过程，却和诗人每天面对的挑战完全一样：像鲁滨逊一样制作工具，汇集必需的名词，借鉴天福村的方言，甚至重新命名自己。于是，一无所有的人又找回了那个元气淋漓的自我，又学会了思考。而这正是安的列斯经验的基础，这些沉船的残骸，这些历史的回响，这些部落语汇的碎片，这些记忆模糊的风俗，它们没有腐烂，它们依然顽强。它们在“黑三角”、“安拉胜利”号中幸存了下来。那艘船载着第一批来自马德拉斯港的印度契约工，乘风破浪来到天福村的甘蔗田。同行的还有被克伦威尔放逐的戴着镣铐的囚犯，被迫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来自中国的蔬果小贩，推着自行车兜售布料的黎巴嫩商人。
他们来到这里，住在同一个加勒比城市里，西班牙港，成为历史的总和，特罗洛普所谓的“非人类”。市中心有各个语种的商店招牌和路名，居民们五方杂处、南腔北调，一时间竟催生出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化，宛若人间天堂。在新大陆，城市都是这样，它们是作家心目中的天堂。
沃尔科特水彩画
众所周知，文化乃是由城市所造就的。
又是一个在家的早晨，等不及看日出——一夜都没睡好。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没必要打开窗帘。然后，天突然亮了，眼前是一座警局，淡黄色的外墙，棕褐色的屋顶，掩映在低矮的王棕树叶中，典型的殖民地风格，屋后是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棕榈，一只鸽子振翅飞向屋檐，一排曾经很时髦的公寓，墙上满是雨渍，大清早，通往警局的旁路上空荡荡的。这一切交织出令人惊讶的宁静。每次来到一个深得我心的城市，都会感到这份宁静。那真是山也美花也俏，怎么看都欢喜；只是那建筑，在初来乍到的早晨，让人有些晕头转向。以前，从花花世界美国回来以后，你会感觉这里好像缺少点什么，而它也正在努力完善自己，就像那沾满污渍的混凝土公寓。于是，潘神离开了窗口，抛下身后的种种累赘——一座努力腾飞、努力变得残暴的城市，侧面看就像来到了美国，和哥伦布、得梅因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张扬的权力，乏味的装潢，空调的温度恰好能让秘书和行政人员炫耀各自的开襟羊毛衫；谁的办公室越冷，谁的权位就越高，这完全是在模仿另一种气候。对凉意的一种渴望，甚至于歆羡。
在严肃的城市里，灰暗、萧瑟的冬日，午后时光尤其短暂，每天似乎都在带纽扣的大衣中度过，每栋建筑都像是一座营房，窗口亮着灯，一下雪，仿佛自己就生活在俄国小说里，回到了19世纪，因为冬天的文学就是这样。所以，加勒比海的游客必须感觉自己活在明信片当中，一张接着一张。其实，对这两种气候的感觉都是我们的阅读经验所致。在游客看来，明媚的阳光不会是严肃的。不仅是文学，冬季同样增加了生命的深度与暗色。在热带的漫漫炎夏里，贫穷或诗歌（在安的列斯，贫穷是大写的诗歌，une vie，是想象的条件，也是生存的状况）似乎都无法深刻，因为周围的大自然是如此欢快，让人欣喜若狂，一如这里的音乐。建立在快乐之上的文化注定是肤浅的。可悲的是，为了推销自己，加勒比海却一直在倡导这种没心没肺的快活，麻木不仁的享受；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远离寒冬，还能躲避四季分明的文化所独有的那份严肃。所以说，这里怎么会有人存在，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存在？
他们对季节一无所知：落叶送走一年的时光，塔尖在风雪中消失，街上白茫茫一片，整个城市隐没在浓雾之中，壁炉里熊熊的火光。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地带，那里的节奏就如同他们的音乐，永远都只有两个重音：潮湿和炎热，晴天和雨天，光明和阴暗，黑夜与白昼。不完整的韵律总会有些局限，也因此，这个民族无法体会矛盾的微妙，无法理解想象的繁复。那就随它去吧。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蔑视。
我们的城市不是通常所谓的城市，不过，也没人想要这样的城市。在某些地方，它们自有一套规制和定义，且格调也不比贬损它们的人逊色。现在，不仅是圣詹姆斯区，就连奈保尔怀念的那些街道也都这样：一条条巷弄短小而醒目，就像他写下的句子。图纳普纳镇不但有喧闹、汹涌的人潮，同时也是C.L.R.詹姆斯《越界》的故事发生地。不仅是卡罗尼平原上的天福村，就连整个塞尔文大草原都受其影响。而这也正是它现在登岛的方式：简·里斯笔下的多米尼加仍是昔日的模样，此外，还有早期作家塞泽尔笔下的马提尼克，佩斯笔下的瓜德罗普，就算不再有软木遮阳帽和骡子。目睹一种文学——用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帝国语言创作的文学——在文化的形成期萌芽、开花，传遍一座又一座岛屿，不羞怯，不因袭，就像鸡蛋花的白色花瓣，这是多大的喜悦与荣幸啊！这不是逞强自夸，而是大势所趋：百花齐放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西班牙港，一个石头发烫的午后，一条白晃晃的小巷里，藤蔓的爱溢出门前的篱笆。转过街角，一排棕榈树和一座轻烟缭绕的大山映入了眼帘，让人不禁回想起沃恩或赫伯特的那句诗，“棕榈树下啊阴翳的城”，回想起卡斯特里一座木教堂内的哈蒙德牌电风琴，回想起众人齐唱“金色耶路撒冷”的情景。我很难将这样的空洞视为荒芜。安的列斯生活的宽度全在于那份悠然，诀窍是别对它有非分的要求，别强求它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而游客往往以为这就是迟钝和懒散。
《白鹭》，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程一身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有人说，这里的书不够多，而且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说白了，就是没事可做。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书看，他必然会更注重思想，而他若能将思想理出个头绪，就势必会产生记录的欲望，极端情况下，若没有记录的工具，他就会口述、诵读，而这个对记忆进行整理的过程又会生发韵律和怀念。贫乏自有贫乏的好处，这其中，免于平庸肯定算一条，因为现在的书多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城市造就文化，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些放大的市镇。那么，理想的加勒比城市该有怎样的规制呢？乡野环绕四周，来去都方便，城郊绿树成荫，幸运的话，城市背后最好有宽广的平原。它背靠秀丽的山峦，面朝湛蓝的大海。教堂的尖塔矗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是蓊郁、深秀的公园。鸽群列队从空中飞过，携带着关于预言和信仰的记忆。市中心要有马，对，一匹匹的马。还记得吗？19世纪末，戴着高帽的市民坐在各色马车里穿街走巷。但必须是活在这个时代的马，蹄声里听不见岁月的哀愁。日出的时候，寒山里飘来的薄雾笼罩着千家万户的屋顶，马匹从萨凡纳女王公园的围场里迤逦而出。市中心会定期举行马会，如此一来，当这些19世纪的动物疾驰而过时，市民们便会大声赞叹，赞叹它们的神速与优雅。至于船坞码头，则既无浓烟蔽日，也无机声隆隆，最重要的是，种族多元，世界各地的文化——亚洲的，地中海的，欧陆的，非洲的——异彩纷呈，人们相亲相爱，关系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更融洽。市民可以自由通婚，不必恪守传统，有一天，子孙后代会发现家谱已经毫无意义。难走、危险的路段会越来越少，出行会更加方便；商业区由内到处能听到南腔北调；五点钟一到，所有原生语立即噤声；星期天，码头上连人影都看不到。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西班牙港，一座商业繁荣又宜居的理想之城。在这里，市民是漫步者而非行人，遥想当年，雅典城或许就是这般景象吧。
3．诗歌将不顾历史的阻扰，要和这世界谈一场恋爱
西班牙港最美的剪影，应该像精美的手工艺品，不是玻璃和水泥的营造，而是巴洛克风格的木雕，每一座都如梦似幻，宛如一幅自画像，而非建筑的实体。城市的背后是卡罗尼平原：遍布的村寨，印度人的经幡，高速公路旁的水果摊，如彩旗般翩然而至的红鹮。风景如画的贫瘠！明信片一样的悲哀！我不是要再造一个伊甸园；我所谓的“安的列斯”，是指阳光、工作、生存所构成的现实。它是乡间小路旁的一间房舍，它是烟波浩渺的加勒比海，透着生存与不断变幻的气息。生存是倔强的胜利；正因为精神的倔强、高尚的愚痴，写诗这一行才得以生存，才能破除重重困难。将这一切归结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字：“世界”。
如此说来，这便是安的列斯看得见的诗。生存。
如果想了解这些岛为何让人怜悯，你就看看那淡彩的版画吧。安的列斯的森林，独有的棕榈、蕨草和瀑布。它们温文尔雅，像植物园一样，仿佛天空就是那玻璃天花板，底下茂密的植被是专为行人和马车预备的。所有的景致里都刻入了一种惆怅的情绪；它左右着雕刻师的刀笔，影响着测量员的情绪。而且，也正是怀着这份惆怅，才会取“天福”这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村名。一个世纪的回望，在糟糕的光线和角度下，回望这绿意蔓延的景物。叫人伤心的不是热带本身，而是这样的画面。这些精美版画中的糖厂、港口和身穿民族服装的当地妇女，都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目光越过雕刻师和后来的摄影师，望向了远方。历史会改变目光和挥动的手，给自己留藏一份记忆。它可以改变地名，让你发思古之幽情；它可以缓和热带的强光，幻化出单调朴素的哀歌，模仿康拉德小说、特罗洛普游记里审判的语调。
沃尔科特水彩画
这些游客自己有病，还到处传染病毒，就连他们笔下的景物也都显出病态的忧郁和自卑。从建筑到音乐，每一次努力都被贬为抄袭。大家都相信弗劳德说的，以为既然历史建立在功业之上，既然安的列斯的历史先天有缺陷，总是在大屠杀、奴隶制和契约制之间死循环，那么，它就无法孕育真正的文化，那破落的港口、腐朽的蔗田里，就无法有任何新的创造。然而，对这一论调，不仅安的列斯的精英们公然反对，就连这里的庶民也同样不以为然。站在瀑布旁边，你就再也听不到它的咆哮。诚如布罗茨基所言，像马一样停留在19世纪未必是什么坏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安的列斯，似乎仍遵循着上个世纪的节奏，就像西印度群岛小说里写的那样。
即便是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独具慧眼的作家，也一样以哀戚的心情来看待加勒比海。对这悠远的惆怅，列维斯特劳斯有个极为恰当的形容：“忧郁的热带”。他们的“忧郁”源自他们的态度，对加勒比的黄昏，对加勒比的雨，对这里滋长的植被，对城市粗暴复制的现代建筑，以此排挤穷街陋巷的豪气。有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残阳如血般弥漫的忧郁，像椰子树金黄的病叶。可是，英国、法国甚至于我们的某些流亡作家，他们形容这哀愁抑或是病态的方式，却往往言不及义且破绽百出。这和对阳光以及阳光所照之人的误解有关。
这些作家向读者描述我们尚未建成的都市，描述它们尚未实现的教化目的。然而，加勒比的都市随时有可能戛然而止，只要它对自己已经满意。这就像加勒比的文化，它并没有一直在演进，而是早已定型。它的形制不能让游客或流亡者来规划，而应该照市民的意愿和建筑本身来确定。假如有人说你们没有像样的城市、像样的文化，你就该这样正告他：我们不要你们的城市，也不要你们的文化。如此，将来或许才会少一些“热带的忧郁”。
在这里，在这漂流的宝座上，汹涌的海浪在为我们喝彩：我们的山川，我们的历史，“终于”得到了认可。《终于》是加勒比地区最早出版的书籍，作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查尔斯·金斯利。同时，这也是最早将安的列斯的风景与人物写入英语文学的作品之一。我没读过这本书，想必口吻一定很亲切。特罗洛普、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长久以来，安的列斯群岛一直都是书写的对象，却不懂如何书写自己。而我观看天福村表演的角度，竟然和前辈作家完全一样。我是个富于同情心却很糊涂的局外人，一边享受表演，一边和这村子保持着距离。你不可能爱上隐蔽的东西。游客不会爱上一个地方，因为爱必须停留，而旅行则是不断的运动。假如你重归深爱的故土，在那里住下来，你就会细心观察它，就不再是匆匆的过客，就会爱上那片土地，成为一个当地人。很多人自称“热爱加勒比”，言下之意，将来要回来看看，但绝不会久留。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善意的侮辱，在游客身上颇为常见。他们也关注切实的问题，且都是同样的问题：岛屿的变迁，植被的荣枯，贫困落后的现状。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将这些问题提到很高的地位。它们像漂亮的剪影从眼前掠过，然后永远被人遗忘，恰如一次度假旅行。
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笔名圣-琼·佩斯，是第一个因此荣获诗歌奖的安的列斯人。他出生于瓜德罗普，用法语写作，但他那些描写童年的诗，写一个白人少年如何在安的列斯种植园度过童年的诗，《喜庆童年》《赞歌》以及后来的《鲁滨逊画像》，风格都极为清新，在当时亦是前所未有。终于，书上吹拂过第一缕清风，页边沾着咸湿的海水，如信风般去又复来，书页沙沙地响，棕榈婆娑摇曳，“咖啡的香气袅袅地爬上了楼梯”。
然而，加勒比注定文运多舛。也许有人会说，歌颂佩斯就是歌颂旧的种植园制度，就是歌颂种植园的栏杆、走廊和黑白混血的家仆，就是歌颂白人的法语、白色的软木遮阳帽，就是歌颂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即使佩斯否认其出身——大作家总爱干这样的蠢事，我们也不能否认他的成就，将他和非裔的艾梅·塞泽尔一起拒之门外。这不是划地盘的问题，因为诗是反讽的共和国，每当看到箬棕摇曳在晨光里，我总感觉它们在默诵佩斯的诗句。
佩斯的童年诗馥郁芬芳，很是迷人。天福村的少年弓箭手，他们身后播放的印度音乐，也同样叫我心醉。一样的箬棕，衬着一样的安的列斯的天空。我在这些诗里，就如同在人的脸上，感受到同样深切的自豪。可是，鉴于安的列斯的过往，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史，其实也就是欧洲史，记录了那么多部落的纷争与种族清洗。终于，有些岛不再任人书写，而要书写自己！棕榈树和穆斯林的宣礼塔正是安的列斯的呐喊。终于！瓜德罗普的王棕开始朗诵自己的“赞歌”。
这之后，佩斯在《远征》中重拾碎片，拼凑出一部想象的史诗：磕着牙的边境大门，寸草不生的旱谷，泛着毒沫的湖泊，沙暴中披着连帽斗篷的骑士，这一切和加勒比凉爽的早晨截然不同，但反差却未必那么大。你看那天福村引弓的印度少年，伫立在插满彩旗的田间，耳畔回荡着嘹亮的诵经声，大象、猴神各就各位，战争一触即发。而另一边，瓜德罗普的白人少年却在整理碎片，希望创作出自己的史诗：甘蔗田里的长矛，庄园里的马车和牛群，竹叶上留存的古老语言，梵文、汉文、阿拉伯文，像书法一样写在安的列斯的蓝天上。从《罗摩衍那》到《远征》，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到处散落着零星的古物，来自没落的非洲王国，来自遥远的广州，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且不是深埋在地下，而是暴露于喧闹的街头。
一位眼力不济的少年，在爱琴海的港湾里，向着波平如镜的水面掷出一块石子。就在这曲臂挥手的简单动作里，包含了《伊利亚特》《奥德赛》当中那些跃动的诗句。而另一个孩子则将竹箭瞄准村里的祭典，还有一个听见了加勒比日出时箬棕叶飒爽的行军曲。就是在那乐曲声中，携着部落神话的碎片，佩斯开始了一场小型的史诗征程，虽然其间相隔了几个世纪、几座列岛。在每个诗人的眼里，世界永远都只有早晨。历史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已经被人淡忘。历史和对自然的敬畏，永远是我们最初的起点，因为诗歌将不顾历史的阻扰，要和这世界谈一场恋爱。
当作家发现自己正目睹一种文化在萌芽，他会心花怒放，他会额手称庆，因为这文化正在定义它自己，一片片叶子，一根根树枝，在那天地初开的黎明。所以说，日出理应成为一种祭典，尤其是在海边。如此，名词“安的列斯”才会泛起明亮的涟漪，树叶、棕榈和鸟鸣才会变成清新的方言，变成这片土地的母语。个人的词汇，用人生编排的旋律，或许也能融入那声音，而身体则像一座觉醒的岛，一座行走的岛。
一种新的语言，一个新的民族，这才是值得赞美的恩赐，才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他们的名义，虽然未必代表他们的形象；与此同时，我也代表他们彼此交流用的语言，就像那些树木的名字，每一个都比英语更柔美、更青翠、更有早晨的气息——肉桂、浮木、木舟；或者，树木名字里提到的那些山谷——圣雅克、马邦亚、福雷斯蒂尔、罗索、马奥；又或者，那些空旷的海滩——醉鬼湾、下茅屋、乐天堂；这些名字本身就是歌，就是历史，说的时候不用法语，而是用当地的土话。
一朵玫瑰听到了两种语言，一种是树叶的沙沙声，一种是学童的英语朗读声：
假如我说这给我带来痛苦，
你会说，“没错”。
假如我说你刺痛了我的心，
你会说，“没错”。
所以少年人啊，
千万别将爱辜负。
历史并没有被晨光湮没。它还在，在安的列斯的山水间，在这儿的一草一木里。大海呜咽，和着葬身“黑三角”的黑奴的叹息，加勒比人、阿拉瓦克人、泰诺人，被屠杀的土著流淌着永生花一般猩红的血，连沙滩上的海浪都无法抹灭非洲的记忆，而那蔗林仍是一座绿色的牢笼，亚裔的契约工，天福村的祖先，至今仍在里面服刑。
这就是我从小从周遭、从诗歌的源头所读到的，努力中透着优雅。它在樵夫坚硬的红木里：脸，满手树脂的男人，烧炭炉。它在前臂上藏着弯刀的汉子身上：他牵着叫不出名字的黄狗，伫立在边缘。它在他今天早晨添加的那件衣服上：天刚蒙蒙亮，还透着清寒，他就起床去照料山上的园子——山，园子，离家有好几里路，但他的田全在那儿。更别提那些渔夫，卡车上的男仆，呻吟着爬上山坡。这些原本都是非洲的碎片，但现在已经定型、固化，根植于海岛的生活，不著一字，就如同那些树叶。它们没有文字，它们等待着被解读，假如解读正确，便会有独立的文学诞生。
然而，在我们的旅游宣传册里，加勒比海却只是个碧蓝的大水池：佛罗里达像合众国晃着的一条长腿，伸进了水池，充气的游泳圈在水里载沉载浮，橡皮筏上插了伞签的饮料杯正漂浮而来。就这样，为了生存，他们不知羞耻地出卖了自己。就这样，自我的身份受到了季节性的侵蚀。同样宾至如归的形象，一遍遍声嘶力竭的叫卖，岛与岛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船坞眼看就要遭受污染，官老爷在洽谈土地的交易，而这一切都伴随着《喜洋洋》的乐曲，还有呲牙咧嘴的大笑。什么是游客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连续两周不下雨，皮肤被晒到通红发紫，夕阳下，戴着草帽、穿着花衬衫的流浪歌手，翻来覆去地唱着《黄鸟》和《香蕉船之歌》。其实，这里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超越了地图上的疆界——那就是这片无边无际的海，还有它深远的记忆。
整个安的列斯，每一座岛都是记忆努力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部种族的传记，终将陷入失忆和浓雾。浓雾中会泄漏一缕缕阳光，还有乍现的彩虹。这正是努力的体现，安的列斯想象力的体现，一字一句，从竹雕中重塑它的神明。
从阿拉瓦克人开始的种族屠杀，是安的列斯历史被诅咒的根源。旅游业像一场温和的疫病，传染了这里所有的岛国，不是渐进地，而是悄无声息地，直到白翼宾馆的鸟粪、天穹和倒退的历史洗白了每一块岩石。
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终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
沃尔科特水彩画
最后一点顿悟：苏弗里耶尔城外，草木茂盛的山谷里，一座朴实的石砌教堂；群山围挤着房屋，几乎要将它们推入棕色的河水；树叶上闪着油润的阳光，一个落后的地方，无足轻重，此刻正勉强从这平庸里显出它的重要来。我无意将它神化，也不想赋予它什么，就连记忆都不需要。身穿主日礼服的非裔儿童走下普通的水台阶，步入教堂；披垂的芭蕉叶闪烁着光亮，一辆卡车停在院子里，老妇们蹒跚地走向门口。真正的壁画应当画在这里，不必多么煊赫，但却倾注了虔诚的信仰，地图上找不到，和“历史”不相干。
然而，这一切可能即将消失！我们正开始被逼进所希望的人迹罕至的地方，末路尽头的绿色秘境，又或者海滨的岬角，那里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宾馆酒店，而是空无一人的长滩，还有极远处渔夫烟卷上悠悬的问号。加勒比海不是一首田园诗，当地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从中汲取劳动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像草木，像山上的榄仁树和香料月桂。这里的农夫，这里的渔民，不需要别人的关爱，甚至不想被相机拍到。他们是会流汗的树，树皮上包覆着薄薄的盐层。而在某个岛上，盛装的无根之树每天都在歌颂减税的优惠，招徕来往的老板，每天都在毒害山上的榄仁树和香料月桂。那一天可能终将到来：届时，政府过问的也许就不只是森林和海湾，它也会关切整个民族。
他们回来了，又出现了，一张张脸，容易堕落的天使，光滑的黑皮肤，瞪大了白色的眼睛，透着兴奋和喜悦，就像天福村里参演《罗摩里拉》的亚裔少年。两种不同的宗教，两个不同的大陆，同样在心里注入了快乐的痛苦。
可什么才是免于恐惧的快乐？对自私的恐惧。此刻，我站在这讲台上，世人关注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所以，我更想让这些简单的快乐不受玷污，不是因为它们多么纯洁，而是因为它们真实。佩斯便有这样真实的天赋：他在箬棕的飒飒声中听见了小亚细亚史诗的碎片，这灵魂里的亚洲是想象驰骋的疆域，假如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外，确有所谓想象的话。天福村的田间，少年们对着彩旗引弓射箭，他们的快乐也是真实的。现在，一个男孩打开了练习本，心里怀着感恩的喜悦，但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在页边的限制下，写下一行又一行诗；那里或许闪耀着无名岛山顶的光，珍藏着我们的微不足道。
本文是沃尔科特荣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受奖词，选自《黄昏的诉说》，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摘编 | 张进
编辑 | 申婵
校对 |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