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庄兰花/口述
黄毓婕/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庄兰花（@奋斗的女人很霸气），今年35岁，来自福建著名的侨乡福清市江阴镇。侨乡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戚在国外发展，人人都有海外关系。
2008年，我23岁，也想像其他老乡那样出国挣钱，因为没钱去发达一点的国家，最后看中了非洲西南部的小国家安哥拉。
在安哥拉13年，我走街串巷卖过皮鞋，还风风火火地搞过沙料运输，生意最好的时候开了7家水泥店。后来因为货币贬值、生意出意外，我辛苦挣下的500多万财富缩水到只剩几十万。无奈之下，我用最后一笔钱转行开了家超市，慢慢一点点翻身。
我所在的安哥拉北隆达省华人特别少，周围的黑人朋友占多数，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身为侨乡人，我的事业心一直很重，这种性格也许和地域有很大关系。我的家乡位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半岛，那里的土地不适合耕种，本地人大多靠海为生。为了挣大钱，江阴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过大人们出国的故事，那会儿他们大都是偷渡去日本、新加坡、美国做劳工。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偷渡危险价又高，一旦出去的人想回来便会主动露馅被抓。比如在新加坡，要挨三下鞭刑作为惩罚，再关上半个月左右就能遣送回国。这种方法既省钱又安全，缺点是再也回不去遣返国了，只能不断去新的国家。江阴镇虽然只有几万人口，却因此遍布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
过去办签证难，需要找蛇头花一大笔钱才出得去。出国的人大都靠亲戚乡邻互相帮忙，一个人先出去，挣下钱再连带一家人都出去。
我妈是从四川嫁过来的，我爸的亲戚里也没有人能帮上忙，所以我们家一直没机会出去。除了下海捕捞，我爸还尝试过很多挣钱的门路，开砖厂、包鱼塘、养海鳗……财运却总是不好，赚的钱只够维持生活。
在我小时候，家里的卧室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开间，爸妈和我们姐弟四个，一共六个人挤在一起睡。厨房是用土砌成的一个小屋，和圈牲口的棚子挨着，每次遇上下雨天，雨水总会倒灌进来。看到周围的人都出国挣到了钱，村里盖起一幢幢小楼房，那种落差感真的很强烈。
江阴镇村村都盖这样的三四层小楼，如果一个人既没出国也没在国内挣到钱，是很没面子的事。
在学校里我也特别自卑。从幼儿园开始，我每次都是拖到快期末的时候还没交齐学费，经常让老师在班上点名提醒。和那些父母出国挣钱的孩子相比，我用的文具、穿的衣服都算差的，总感觉抬不起头。我们身上唯一相同的点是：大部分人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出国挣钱。
江阴孩子普遍结婚早，像我们这代人，女孩长到十六七岁，家长便开始张罗为孩子相亲，结婚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国挣钱。我的两个姐姐就是这样，在夫家的帮助下先后去了阿根廷做生意。
江阴镇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海外打拼，为了照顾侨民，保护大家的利益，镇里成立了侨联。
我也想早点离开家。可惜因为年龄太小，没办法像姐姐们那样结婚出国，只能先在国内打工。刚满17岁，辍了学的我就跑到大伯在江苏开的加油站帮忙。
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初恋。一开始他对我很好，我恰恰又是个缺爱的人，一下陷进去了。爸妈让我回家我死活不回，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了。2005年我结婚了，那时我20岁，我爸作为娘家代表来江苏参加了婚礼。我就这么倔强地嫁到了陌生的江苏，在那儿怀孕、生孩子。
走过那段最叛逆的青春期，我对于儿时的经历慢慢释怀，和爸妈的关系早已好转。
在感情这件事上，我想的很简单，只要别人对我好，我就全心全意对他。不过，这个道理在婚姻里并不一定适用。我是从外地来的，家境不算好，婆家人总是看不上我。即便月子期间刀口发炎，我还是挂着吊水自己抱小孩、洗尿布。在这个新家里，我一直感受不到温暖。
生完孩子没几年，我和老公的感情就基本宣告结束了。我妈劝我：“婚姻要是保不住了，你还是得靠自己。”我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在国内很难挣到钱，既然婚姻不合适，那我不如出国去打拼。
那几年，阿根廷、南非成了江阴人出国的热门目的地，想到这些地方挣钱，至少需要十几万找人帮忙出国。由于成本高，大家出国后都不再像以前一样做劳工，而是尝试各种小生意，比如开超市。
想开个像样点的超市，至少还需要上百万，我们家凑不出这么高的本金，借到了还债压力也太大，挑来挑去，我看中了花费相对较少的非洲国家安哥拉。
安哥拉有不少中国人，其中很多是从江苏泰州、盐城过去开工厂、搞基建的，我们福建江阴人大多以卖鞋为生，少数有本事的会托关系找个门店投资，搞鞋子批发生意。想要零卖可以从他们那里进货，600宽扎（10美元）的鞋子能卖到1500宽扎，利润还不错。一番打听之后，我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
一旦出国，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都在海外挣钱，我和大姐已十几年没见面，这是去年回国相见时的合照。
我之前听别人讲过，说非洲特别乱，经常有杀人抢劫的事，遍地都是苍蝇、病毒，好多人只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可江阴人骨子里就是有种不怕输的劲儿，想挣钱一定要敢拼。爸妈看我下定决心要出国，到村里借下三万六，帮我办好了出国手续。
2008年，我强忍着不舍，将刚刚断奶的儿子留在江苏交给他爸爸照顾，一个人跨越万里飞去了安哥拉。小孩当时刚刚一岁六个月，但再舍不得也没办法，我必须出国挣钱。
上飞机之前，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想象那里是一个很落后很原始的地方。等到了首都罗安达之后，我发现一切都比预想的好多了。这里毕竟是首都，街道也不是那么脏乱，当地人很爱干净，经常洗澡，也有钱买吃的，买衣服。
我在飞机上拍的航路图，从中国到安哥拉几乎跨了半个地球。
为了省房租，我最早是和15个做生意的老乡挤在一个二十平米的客厅里住，铺上凉席加个枕头就是床，所有人睡大通铺。每天晚上起床上厕所，总得蹑手蹑脚的穿过其他人的铺位，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到了白天，我们会把所有的席子收起来，没有桌子，大家就统一坐在地上吃饭。
出国前我已经买好了电饭锅、电磁炉，还带来了很多大袋的榨菜、紫菜。每天的伙食都是稀饭配榨菜，偶尔才做个紫菜鸡蛋汤，很多时候连鸡蛋也舍不得放，只想多攒点钱。
白天烈日暴晒，我要背着一人高的包穿梭在罗安达的大街小巷，包里的皮鞋很沉，最起码有三十多斤重。我还不会讲当地语言，只能跟在同是卖鞋的江阴老乡后面，模仿他们说几句最简单的葡萄牙语，听不懂就坐在沙地上给当地人比划。因为摩擦和暴晒，我的脖子和背部经常起水泡。
这是我早期在安哥拉租住的房子，门前这棵树是刚搬过来时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得很高。
即便这么辛苦，做生意也不能安安心心，每天都提心吊胆。当初没钱办商务签，我来的时候办的是工作签，按规定可以打工，不能做生意。每次走在街上卖鞋的时候，我都担心突然被移民局的人抓走。
有一次我不小心被警察发现了，四个人分别抬着手和脚把我扔上了警车，我又哭又闹使劲挣扎，做手势求他们不要把我遣送回国。如果被抓回国，欠的几万块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还。
好在他们只是把我身上的钱、手机和鞋子全部没收。损失点钱是小事，只要还能继续留下来做生意，我就很知足了。
胆子大的同行一般都去繁华市场卖鞋，一天能挣一万五宽扎，相当于一千人民币。我胆子比较小，被抓之后更不敢在人流量大、警察多的大道上，只敢去一些偏远小路。一天只挣五千宽扎左右，相当于三四百人民币，偶尔生意好能挣八千宽扎，合五六百人民币。
当地的黑人在街头卖货，当年我也常在这样偏僻小道上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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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鞋卖到第七个月的时候，我偶然来到了一个天津老板开的砖厂，这位老板见我一个女人在安哥拉打拼不容易，主动提出让我做他们厂的开票员，每个月付我八万宽扎，相当于八百美金。考虑到这份工作要安稳一些，我答应了。
进了砖厂，我才意识到当地运输行业利润有多高。在安哥拉，一辆自卸车一天就能挣一千多美金，看得我直羡慕，赶紧跑去和老板商量，希望他能让我也投资一辆车在厂里拉料。为了说服老板，我答应可以免费帮他们开票，外加做饭，老板很爽快地同意了。
我们家自然是拿不出买车的钱，只能从村里找人借。借钱要靠熟人关系和信任，我爸妈为人老实善良，和村里人一直处得不错。那些年，村里的经济条件也普遍变好，可以借钱的人有很多。通过爸妈的关系，我很顺利地借到了二十几万，和一位司机合伙买下一辆自卸车。
自卸车每运走一车沙能赚50美金，此时的安哥拉正在大搞基建，我的运输生意特别好。
在非洲挣钱尤其需要注意安全，否则很容易被盯上。有天我正在厂里上班，四五个本地人突然闯进厂里，他们用枪抵住我的头，对着我拳打脚踢，逼我交钱。我非常害怕，急忙解释说自己只是个开票的，把抽屉里所有钱都交给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
经历过这次抢劫，我特别没有安全感，见到本地人就心慌。2010年上半年，我把自卸车转让给司机后便回国了。那时我刚25岁，不仅还清了之前从村里借的钱，还攒下40万人民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能挣这么多钱算是很不错的了。
回国后，我在老家开了个休闲食品店，结果只营业七八个月就开不下去了。投资的二十几万全部亏损，加上自己大手笔的花销，很快手里就只剩七八万。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还是得出国。我用剩下的钱办理了出国手续，临走前到批发市场进了不少小商品，有耳机、小音响、手链，还有膏药、风油精、头痛粉，这些都是黑人喜欢用的。一到安哥拉，我又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货。
我是个有野心的人，卖了一阵子货还想挣大钱，于是重新联系上之前搞自卸车的老板。通过他，我了解到安哥拉首都机场正在搞基建，需要自卸车运沥青，工程可以持续好几年。我和爸妈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门生意回钱快，可以不用担心还不上钱的问题。
凭借他们俩在村里积累下来的人脉，我很快又借钱买了车。结果连干了三个月，包工头一直赖账不付款，10万多人民币的运费就这样打了水漂。
那阵子我每天都顶着大太阳在外面跑运输业务，出门前总是全副武装。
车不能闲着，我需要尽快找到其他活路来赚钱。原本，我想到离首都远一些的北隆达省做冷冻批发生意，到那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公路旁边总能看到一些黑人手握四五百美金在招手买沙。原来是因为这个省的沙场资源有限，很难满足当地建筑业的用料需求，他们都得抢着买。
这可是门好生意啊，我必须抓住商机。和北隆达省的地矿局沟通好抽成后，我自己包下了一块沙场，又联系上爸妈，托他们在村里借了五十万，买下一台沙料转载机。沙场开始运转后生意好得不得了，我每天都不停地往工地跑业务。
2012年下半年，我手里只有一台自卸车。到2015年，我已经有7台自卸车，另外还开了7家水泥店，几乎承包了北隆达机场建设所需的沙料、沥青运输任务。我的资产总数已经超过500万人民币，还花500万宽扎（35万人民币左右）给自己买了一辆帕杰罗V6越野车，把叔叔也从国内叫来帮忙管理。
给我水泥店拉运的板车，整车货都要工人们一袋一袋转运。
我妈见我挣钱这么快，一个劲提醒我：女孩子心不要太大，挣了钱赶紧都拿回来还掉。当初从村里借钱是按一个月1分2的利息算的，那九十多万我借了一年多，连本带利加起来一共一百多万。
虽然我已经挣到了钱，但一直没有拿出来还债，而是用它们当本金，把事业做得越来越大。
因为跑业务的关系，我认识了不少当地权贵，这是2013年在省长家里拍的照片。
搞运输是赚钱，不过安全风险也很高。我每天最怕早上五六点的时候接到电话，因为坏消息总是在这个时候传来。
当地水泥路少，大都是泥沙铺着的土路，一旦遇上雨天，车很容易陷进沙子里打滑上不来。车子在行驶途中经常发生爆胎，要不就是钢板断了，或者发动机出问题。
车辆磨损都好说，最让我担心的是人出事。运气不好的时候，我的车队在三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三次车祸。最严重的那次，是一辆刚买的新车发生撞车事故。驾驶员全身被卡在车里，头破血流，9个小时之后才被救出来，而被撞的黑人则当场死亡，这场车祸让我损失了七八十万人民币。
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心脏就蹦跶得厉害，身上得常备救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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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做生意，能不能挣到钱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汇率。2015年下半年，安哥拉宽扎的市场汇率慢慢开始下跌，我本想等汇率回升，银行重新打开外汇窗口再去兑换人民币，没想到宽扎的汇率一直到2016年还在跌，直接缩水了好几倍。
原先，我的现金和资产加起来大约五百万人民币，因为货币贬值加上车子磨损导致的价值下降，后来只值七十万人民币左右。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地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很多本地人只能靠国家补助生活。他们没钱盖房子，沙场的活就越来越少，运沙行业渐渐没了市场。
安哥拉的法定货币是宽扎，这是100万新钞，金融危机之后，宽扎的价值比以前低了好多。
眼看经济不行，好些中国同胞决定回国，可即便情况最差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回国，我还欠村里人100多万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即便我把所有车子卖了也还不完这笔钱，回国之后只能打工，要还到什么时候去呢？
在我们老乡的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福建人宁愿睡地铺都不会跟别人打工的。”像我这种事业心特别强的人更是如此。但如果汇率继续贬值，沙场又没有生意，这样下去很快就要一无所有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不一定非要做工程，不如就像姐姐那样开个超市，简单又安稳，只要跟着汇率跑，每个月及时兑换货币，还是可以赚到钱的。
2016年我30岁，在这一年内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不过心态一直保持得不错。
我不死心地到处转悠，想找间门面开超市。后来我走到了一个当地的富人区，发现那里的房子建成四五年了，已经搬进去两万多个住户，很多门面却还是空的。我抓住这个机会，花光手头近两千万宽扎的现金买来一个店铺，又进了一点货物，将超市开了起来。
那里只有两家超市，每天来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进更多货，我又紧急以一半的低价出手了一辆价值四十万人民币左右的全新自卸车。由于超市太忙，我没时间和精力再顾及沙场的事，只得安排几辆自卸车先停工。
超市开业几个月后，我觉得生意已经走上正轨，便狠下心将剩下的几辆车分别以低价出售、赠送朋友、报废的方式处理掉，彻底结束了沙场生意。
我是瞒着我妈干这些事的，直到超市开始赚钱了，我才敢告诉她真相。超市的东西很多都靠进口，利润率比我想象得要大，每年盈利在一百万人民币以上，一年后我便把之前从村里借的钱全部还完。
为了多挣钱，我也会去当地市场进购普通批发店没有的货。
之前剩下的两家水泥店我分给了叔叔去经营，和他相聚的时间少了很多。2017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一位当地医生的电话：“你叔叔可能得狂犬病了。”
我赶到那才知道，一个月前叔叔被狗咬了，他没有去打针，只是到当地一个小诊所简单地做了消毒，他觉得自己能够扛过去，却没想到一个月后狂犬病毒才发作。
别人告诉我，狂犬病一旦发作，病人往往挺不过一周，我用最快的速度为叔叔定了回国的机票，遗憾的是，他最后还是倒在了开往安哥拉首都机场的路上。
和叔叔分开后，我一直租住在富人区，超市也开在这里，要不是医生打电话根本不知道他生病。
叔叔临走前，他手机上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是《想家》，我知道他想老家和亲人了，全家人也都希望他能叶落归根。我动用了在安哥拉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终于打听到一家葡萄牙公司能托运遗体，最后花八万人民币圆了他的回家梦。
那段时间，我在安哥拉重新开始了一段感情，有了新的男友。他也是从江苏过来打工，确定关系后，我把他留在超市干活，每个月开三万人民币工资。遇上一个这样陪在身边帮我，对我百依百顺的人，我真的把心都掏给他了。
2019年夏天，我和他一起回中国探亲。这次回去本来是打算领结婚证的。我还在江苏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已经打算和他过一辈子。
我刚回国后不久，穿戴从迪拜买回来的衣服首饰，和男友回到村里觉得很有面子。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在国内的医院被误诊为早期肝癌。后来又赶上疫情，我待了九个月都没能回安哥拉。还在安哥拉的熟人告诉我，店里的员工认为我一定回不去了，把超市的货全部清空，钱也被他们拿走了。一时间所有事情涌来，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心里很慌乱。
超市里的货基本都靠进口，这批货的损失有几十万人民币。
就在这个时候，男友的母亲也因为生病住院。考虑到要留下回安哥拉创业的本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确定究竟怎么样，我自私了一次，没有答应给他母亲支付医药费。结果，他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他的家人也拿走了我的行李不肯归还。
过去掏心掏肺的付出，都因为这一次没有伸手帮忙被统统否定，让我对这份感情彻底绝望。我没有时间思考太多，为了守住在安哥拉的基业，我只能在海外疫情依旧很糟糕的时候出国。2020年10月，经过两天的中转飞行，我又回到安哥拉，把空空如也的超市重新开了起来。
以前我一直觉得纹身会给人不好的印象，但这次出国前我纹了身，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自己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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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首都，我所在北隆达省的华人很少，当地人也更淳朴一些，抢劫这种事很少发生。为了预防有人偷东西，我还是雇了两个持枪保安看守，另外还有六个店员，一个开票员，帮我一起守着这个80平米大的超市。
当地的工资水平不高，我给每个员工开几万宽扎的工资，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五百。他们表现好的时候，我就多给七千多宽扎作为奖励，折合成人民币其实也就五十不到，但能让员工开心好多。
我们店里请的员工和保安，手里拿的是真枪。
疫情还在继续，可很多本地人都不相信有病毒这种东西，他们的防范没有很到位。所以我在外面从来不摘口罩，有时候还戴面罩。雇来的保姆只需要帮忙打扫卫生，我坚持自己做饭，很少出去社交。
偶尔，当地的一些权贵也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走进这些人的圈子后，我发现其实非洲富人的生活也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
在他们的晚宴上，我能看到当地最有名的歌星唱歌跳舞，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深海海鲜……身处其中，我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超市卖货收钱，过简单一点的生活。
这是我在安哥拉租的房子，一个月只要500人民币，我不打算永远待在安哥拉，选择长期租房。
朋友见我一个人很忙，总是劝我再找个伴。而我觉得自己在情感方面就像个小孩子，看不清人，不太懂爱。经历过两次失败的爱情，我可能再也不会相信它了。
超市的生意非常好，我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只有人少的时候才会找点好玩的娱乐娱乐。两个月前，我迷上了国内的抖音，发现上面有很多跳舞的视频。我特别喜欢跳舞，每天都趁客人不多的时候花一点时间跟着学，学会之后还带着店员一起跳，活跃活跃店里的气氛。
最近我又学会了直播，每天起床上班、吃饭或者进货的时候，我都会和直播间的粉丝分享。有时候不小心磕到碰到了，很多网友会立刻关心我。那个瞬间，让我觉得网友间的关心也好温暖。这样看来，一个人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店里的黑人朋友帮我庆生。
现在，我已经基本掌握了葡萄牙语，也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国外毕竟是国外，始终没有家的感觉。我没有计划过自己要在安哥拉待多少年，对于我们江阴人来说，只有在海外奋斗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那样才算是成功。
我不太想回到老家，和大家一样盖那么大的别墅，比来比去很没有意思，这种生活不是我喜欢的。等条件更好一些的时候，我就回到江苏，在那里开个超市。如果未来能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我也会选择跟他一起，如果遇不到，我就一个人孤独终老。
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几乎每隔一两年回一次江苏看望儿子，平时也经常给他买各种东西。儿子从小由爸爸和爷爷奶奶带大，可以说功劳都是他们的，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也一直没太尽好母亲的责任。
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弥补儿子过去缺失的母爱，多陪陪他。我所受过的苦，不想让他再经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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