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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明军别：最近客明军在写有关客家足球的历史，更新有点少。
民国的体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足球。因为有了梁玉堂、李惠堂、戴麟经等一大批卓越的球星，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连续九连冠，碾压了日本和菲律宾二十年。足球在当时堪称“国艺”。所以后来民国参赛的最重要项目就是足球，足球也是代表团最终能够成行的经费来源。足球在民国，堪称“国艺”。
1928年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牌
祖籍梅州五华的球王李惠堂，从小热爱足球，以无比的勤奋和非凡的颖悟，练得了一身好球艺，从17岁开始，逐步成为推动民国足球兴旺的耀眼明星。李惠堂终生致力足球，他和他的队友们，在国家贫弱、战争频仍的时代，用足球带动国民对体育的热情，用足球为国家增光添彩，用足球赈灾、抗日、慈善，晚年又致力于足球的教育，并获得了国际足坛的高度认可，最高做到国际足联副主席。那是中国人在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
球王李惠堂是一位具有伟大专业精神的足球教练、导师。但是国内对他的研究都不算特别系统。他曾经三次带队参加奥运会：1931年柏林、1948年伦敦、1960年罗马。他还曾经率队获得两次亚运会冠军。过去很多写民国足球远征奥运，总是描述得苦兮兮的，实际上，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弘毅坚忍，富有专业精神，以及向国际学习的开放思维。
正值奥运收官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惠堂三次带队参加奥运会的历程。
第一次
李惠堂领衔中国足球队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
20世纪30年代，现代足球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只有6个国家参与，到了1934年第二届，报名国家增至31个。1932年，国际奥委会把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德国柏林。次年3月23日，德国纳粹党头子阿道夫·希特勒逼迫国会通过所谓的授权法，授予他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改权，使他成了不受议会任何约束的总理。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接管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自封为元首兼国家总理，开始实施法西斯主义。鉴于此，当时许多国家抵制这届奥运会，南美洲只有秘鲁参赛，非洲只有埃及参赛。
中华体育协进会出于“虽无任何成绩，但借此使我国青年于国际竞赛得有观摩，获益实非浅鲜”的态度，决定“派遣大量选手参加”。在体协的奥运会筹备书中称，“我广大中华沃土，惟有足球，尚能一搏”，所以足球成了各个竞技项目中的重中之重。
1936年8月，中国派出14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参赛
1935年10月，李惠堂代表香港足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全国第六届运动会。这次全运会主要目的是为备战1936年奥运会选拔运动员。会上香港队以19比0战胜安徽队，李惠堂一人独中16元，在决赛中，他又连进3球，最终3比1战胜广东队。
中国共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个大项的比赛，除符保卢一人通过撑杆跳高及格赛（决赛中也被淘汰）外，其余均在预赛中遭淘汰。另外还派了一个9人的武术表演队和一个37人的体育考察团。该考察团曾赴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考察。在其他体育项目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在远东运动会上九连冠的足球项目，成了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惟一希望。
足球选拔赛在香港举行，选拔委员会由领队容启兆、副领队颜成坤、教练黄家骏、协会特派代表周家骐等人组成。[1]中国足球队通过集中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优秀选手以及印尼，新加坡华侨选手进行选拔组成。
当时报纸登载的国足二十二人名单
李惠堂身高5英尺11英寸（180.34cm）
早期的体育运动比赛，有一条“业余主义”要求，即参赛者必须有其他工作营生，并且不能是体力劳动，参赛者必须全部是业余球员。业余原则被写进奥运会宪章，在很长时间里，职业运动员都不能参加奥运会。业余原则一直到巴塞罗那奥运会才废止。此次比赛的中英两方，都是业余球员。李惠堂在上海时是金融公司职员，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专门职业。
1936年中国奥运足球队初选成员在星洲桃李酒家留影
自左至右前排：梁荣照、徐亚辉、包家平、叶北华、贾幼良；中排：冯景祥、陈镇和、谭江柏、颜成坤（教练）、容启兆（领队）、黄家骏（管理）、李惠堂（队长）、孙锦顺、李天生；后排：郑季良、杨水益、李国威、曹桂成、张昱源、黄纪明、黄美顺、蔡文礼、麦绍汉、梁树棠、卓石金
中体协选拔了22人，但奥运会规定报名15人，最终报名的包括：包家平、黄纪良、谭江柏、李天生、麦绍汉、黄美顺、陈镇和、梁荣照、曹桂成、冯景祥、李惠堂、叶北华、孙锦顺、徐亚辉、郑季良。“这15人代表当时的国家水平。”[2]落选的4位球员中，梁彦赞有伤在身，李甯手臂旧伤复发，谭福桢表现欠佳，张荣才受门将名额限制，都无缘柏林。为磨合拉练，也为了筹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参赛费用差额，正式成军的国足立马踏上征程。在离开香港前安排了三场公开赛，门票收入作为大军赴沪的旅费。
为了筹款，中国足球队在两个多月里，每周星期三、六、日都必须比赛，在更换国家比赛的时候，要坐轮船过去，国足大部分成员都晕船。国足先后在去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及印度等6个国家踢了27场球。国足以23胜4平的不败战绩完成南洋拉练。所遇球队的实力虽非顶级，但在舟车劳顿、转战千里的不利条件下，能取得如此佳绩，李惠堂认为，“殊属难得可贵”。国足南洋之行，共筹得20多万元港币，其中10多万交给体协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赴柏林的旅费。南洋拉练虽然辛苦，但所有球员都获得出场比赛机会，相互配合日臻默契，实战能力比出国前有很大的提升。
7月9日，中国奥运代表团乘坐康特凡第号轮船，历时14天抵达孟买。完成南洋拉练之旅的国足登船会合大部队，经苏伊士运河到达意大利威尼斯，再转乘火车前往柏林。7月19日，奥运会足球比赛对阵抽签，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先将参赛国划分为A、B两档，A档为往届赛事进入三轮或半决赛的强队，B档则是实力较弱或初次参赛的球队。国足为B档，抽中的对手是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另一支亚洲参赛队日本，对阵瑞典。
7月23日，早上9时，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柏林，11时离开市政府驱车前往距离柏林市区30公里外的奥运村，在担任旗手的李惠堂持旗引领下入驻指定的宿舍。中国国旗在奥运会场外升起，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排在第24位。从孟买到柏林这十多天时间里，李惠堂都没有安排训练，让球员们休养生息，恢复伤病。
7月29日，英国队入驻奥运村，驻地和中国队很近。李惠堂了解到，这支英国队中有4名球员效力于苏格兰甲级联赛唯一一支业余队女王公园（Queen's Park F.C.），另外有9名队员来自英格兰著名的业余队卡苏尔斯（Casuals F.C.）和科林蒂安（Corinthian F.C.），其他人则是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业余好手。英国很晚才确定参加本届奥运会，在开赛前一个月球队才仓促成军，队员很多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也谈不上场上默契。
为了隐藏战力，英国队来到柏林后没有安排任何热身赛，李惠堂探营的结论是英国球员的个人能力确实在国足之上，身材体力都占据上风。国足的优势在于经过南洋拉练，配合已经相当默契，依靠团队作战仍有一线希望。但从7月8日结束在南洋的最后一场比赛起算，足有一个月时间国足都在船上，没有进行过任何比赛。国脚们此前习惯了每两三天打一场的节奏，对长期无赛的空窗期感到不适应和焦虑。李惠堂后来总结比赛得失，认为这恐怕是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8月1日，下午，希特勒亲临现场，宣布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幕。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全员头戴礼帽系领带，身着蓝西装白裤子，脚踏黑皮鞋，形象整齐划一。李惠堂扛着国旗在前面，在绕行跑道一周后在体育场中央列队。
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李惠堂高举国旗率领中国代表团步入体育场
8月6日下午17时20分，柏林奥运会足球赛第一轮中英大战在柏林的蒙森体育场打响。德国及欧洲周边国家的500多名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啦啦队为国足呐喊助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除了当天有比赛的运动员外，其他悉数到场为国足加油，程天放大使和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等高官也在看台上。
英国队采用五三二阵型，守门员：希尔；后卫：富尔顿，霍姆斯；前卫：斐蒂特；前锋：艾区、文特斯登、陶滋、凯尔、克劳福特。中国队也采用五三二阵型，守门员：包家平；后卫：谭江柏（左后卫）、李天生（右后卫）；前卫：陈镇和（左前卫）、黄美顺（中后卫）、徐亚辉（右前卫）；前锋：叶北华（左边锋）、孙锦顺（左内锋）、李惠堂（中锋）、冯景祥（右内锋）、曹桂成（右边锋）。
1936年中英足球赛中国队阵容[3]
前排左起：曹桂成，冯景祥，李惠堂、孙锦顺、叶北华
中排左起：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
后排左起：李天生，包家平，谭江柏
1936年中英比赛开始之前，李惠堂向裁判介绍队友（右二为李惠堂）[5]
挑边时队长李惠堂择取背阳位置，国足占得地利先机。主裁判芬克（Helmut Fink）一声哨响，比赛开始。英国队一开球就被叶北华断下，传给李惠堂。李惠堂策动攻势，经过两三次传递后，球被英国队5号中前卫乔（Bernard Joy）拦下，立即长传给锋线，谭江柏及时封堵将球解围。英国队再度进逼，8号右内锋凯尔（Joseph Kyle）起脚射门，包家平接球后大脚开出，但被乔在外围截住。徐亚辉救球心切，将乔放倒，被判任意球。英国队开球直吊禁区，徐亚辉回防到位。英国队再度攻入国足禁区，7号右边锋克劳福德（JamesCrawford）劲射，谭江柏鱼跃头球解围。第6分钟，英国队利用谭江柏犯规获得直接任意球，9号中锋多兹（JohnDodds）的射门高飞出界。
第12分钟，叶北华左路突破正欲起脚传中，英国队2号右后卫福尔摩斯（Guy Holmes）将球挡出底线。叶北华开角球，福尔摩斯头球顶出，徐亚辉外围迎球扫射打偏。英国队，多兹接福尔摩斯的长传射门，也只是稍微偏离目标。
第15分钟，孙锦顺得曹桂成传中球，离门15码处不待球落地即第一时间凌空抽射，仅仅擦柱而过。两分钟后，冯景祥连续盘过两名英国球员传至门前，叶北华接球即射，门将1号希尔（Haydn Henry Hill）反应神速，单掌拍出。第20分钟，英国队大闹国足禁区，10号左内锋埃德尔斯顿（Maurice Edelston）举脚射向球门左上角，包家平飞身跃起将球托出横梁。
包家平飞身跃起顶球[6]
第21分钟，徐亚辉解围时弄伤脚部，需要下场治疗，一分钟后重返赛场，仍骁勇如常。第34分钟，叶北华底线传中，冯景祥冲顶没顶到球。1分钟后，英国队的快速反击打穿国足防线。第37分钟，黄美顺长传，全场都遭到英国队严密看管的李惠堂正欲接球，乔冲上前来一脚踢出，球正射中李惠堂腹部，疼得李惠堂在地上躺了足足两分钟，经施救后才重新投入比赛。
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场面精彩激烈，双方0比0，中国队的表现赢得全场观众的一致赞扬。在南洋拉练之时，各场比赛时间只有70分钟，较之奥运会正式比赛时间为短。到了柏林以后也没有安排热身赛，国足缺乏足够的体能储备应付全场90分钟比赛，进入下半场后这一问题暴露无遗。
起初国足还能发动攻势，第49分钟，曹桂成传球给孙锦顺。孙锦顺连过两人再回传曹桂成，但曹桂成动作太慢被对方后卫回追将球破坏，错失机会。随着体力下降，国足表现开始走样。李惠堂被冻结，依赖短传配合难以撼动英军防线。英国队进攻一浪接一浪。坚守到第55分钟，克劳福德右路断球反击，多兹接应传中球，在门前10码处扫射入网，先开纪录。10分钟后，又是克劳福德的传中球绕过了国足后卫，由11号左边锋芬奇（Lester Finch）再下一球。两球落后的国足虽然也由冯景祥和李惠堂取得几次射门机会，但始终无法攻破英国队大门，最终以0比2告负，无缘进入下一轮。
比赛虽然输了，到场观战的欧洲足球专家均认为中国队的技术流踢法相当出色，没能取得进球实属运气不佳。时至今日，这场比赛仍是国足在奥运会正赛中最出色的一战。后世的文章为了凸显国足惜败，编造了“孙锦顺进球被主裁判当越位球吹掉”的野史，但当时的报纸和体协官方出版的《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均无此记录。当时的奥运会采取单淘汰制，输了就没有再赛的资格，中国队首战遭到淘汰。
英国人在赛后表示认可中国足球的实力，并邀请中国足球队来英国观摩比赛。英国队胜了中国队以后，第二场就负于奥地利队。东道主德国队在首轮比赛中以9比0击败卢森堡，第二轮就被挪威击败淘汰。
1936年英国阿森纳著名前锋特德·德拉克（Ted Drake，左一）签名
赛后，中国队收到了欧洲各国访问赛的邀请，当时适值民国西南政务委员、梅州籍官员邹鲁正在驻德大使馆出差。邹鲁积极支持和赞成中国队接受邀请，以期通过交流来开拓视野。李惠堂率队离开柏林，沿途访问比赛，前后踢了九场球，中国队仅得1胜1平7负，与南洋拉练形成对比，对手水平高出很多，球员转战数月，已是疲累状态。[7]
李惠堂作为队长，对中国队的战况清醒的认识，他承认客观差距，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人心理，靡论其为观众，靡论其为运动员，对胜利对虚荣殊有过于重视之嫌，较之于外人之确能胜败如一，其精神相去，殊不可以道里计。”他所指出的这种足球心态，在很长时间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中国队初次露面于欧洲，当地一些报刊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特别是李惠堂和另一个队员在伦敦加入英国著名的阿森纳队协同作战，博得好评。在法国，与红星队（巴黎圣日耳曼队前身）打成2比2，红星队希望李惠堂加盟，开出当年法甲的高薪酬和合约，李惠堂因担心成为职业球员之后无法再为国家参赛，婉谢了加盟。之后在伦敦市长欢迎宴上，阿森纳领队阿里森问李惠堂年龄，得知他虚龄32，不禁叹息：如果你年轻十岁，我一定不让你回国。[8]
在英国伦敦时李惠堂见到了足球骄子“亚力詹士”（即艾力克斯·詹姆士，AlexJames），两人握手畅谈。詹姆士是阿森纳30年代统治足坛的关键人物。[9]李惠堂回忆了和詹姆士的会面：“余最感愉快者，即一九三六年道经英京时，能与足球骄子亚力詹士握手畅谈，偿片大愿，盖彼为余十几年来之崇拜偶像，而本港某西报亦尝誉余为‘东方亚力詹士’也。”“民国廿五年秋季，我参预世运到伦敦的时候，以弟子礼求教于标准球人“亚力士”君，他谦和地说：‘球员到了场中先要把双方球人的各个位置，和距离的远近，随时认识清楚，象幅图画般活现着脑海中，才进一步谈到攻守进退和战略’。金石良言，至今犹刻骨铭心，惟恐忘怀。”
1936年李惠堂和阿森纳队巨星艾利克斯·詹姆士合影[10]
这场奥运会被德国摄影师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拍成纪录片《奥林匹亚》，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中国足球队的珍贵镜头，年轻的球王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面带微笑，形象优雅、从容、阳光，彰显了中国足球队的文明风范。
这次奥运会，以李惠堂为队长的中国足球队虽然没有赢得奖牌，但是国足不畏困难的拼搏精神、出色的球场表现、文明的举止形象，获得不少正面评价。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给中国带来了登场的机会，参加了这届奥运会，为国家荣誉和体育精神打了美好的一仗。
国足征战奥运会失利后的新闻
李惠堂对这场奥运会的回忆录中，不止加强了对“体育救国”的思考，更有了“生而有涯，学而无涯”的紧迫感。他如饥似渴地抓住机会，借鉴和学习国外在足球方面的专业智慧，并在著作中总结。李惠堂在《谈中西足球歧异之点》中坦承：“他们（指西方球队）的练习是持之以恒，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十寒一曝的……如果上半场胜人家的球数不多，则下半时便支持不住。”李惠堂反复指出，西方足球职业化程度远超想象，中国队不补足短板，永无获胜希望。
1936年10月11日，中国队对阵香港四家华人球会组成的联队，门票收入捐给政府作购置飞机之用。之后，很多队员的国脚生涯就结束。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全球体育赛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响而停摆，国足重返国际舞台还须等待12年之久。“铜头”谭江柏到大后方参战，“小黑炭”陈镇河则成为飞行员，在抗战期间牺牲，李惠堂也在大后方不辞辛苦地为抗战打义赛。
未完待续，且听下回分解。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1]孙锦顺.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
[2]叶北华.第十一届奥运会亲历记.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3]1936年9月1日《号外画报》
[4]德国摄影师LeniRiefenstahl纪录片《奥林匹亚》.
[5]德国摄影师LeniRiefenstahl纪录片《奥林匹亚》.
[6]1936年9月1日《号外画报》
[7]德国《Kicker》.1976年4月5日
[8]赖文辉.香港十大名将.p14-15
[9]阿森纳中国官网（）
[10]体坛先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五辑（体育专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截图来自德国摄影师LeniRiefenstahl纪录片”Olym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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