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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科因与港口续约受阻而转向山东泰山。
1月25日，足球报刊登了吴金贵的专访，吴金贵在提到球员薪水缩减时说：
“有的球员跟我说，如今只能拿到二三十万的合同了，我说，知足吧，你们可能不知道医生的收入是怎样的，很多去前线的医生，面对生死挑战的医生，他们的收入一年可能都没有二三十万，不要觉得所有医生都有这样那样的收入，医生走过的路，读过的书，面对的生死考验和压力，哪样都不比我们少，可是他们怎样，也要面对。大学教授有的一年的年薪也就是18万左右，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职业球员，也同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大学教授。所以，人有时候该知足，投资人的压力更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这时候我们要感恩还有投资人在坚持。”
吴金贵这是在宽慰年轻球员。他说得有没有道理，另说。
前几天东方体育日报有篇报道写到球员生活水准因为降薪而下降：
“很多球员前几年收入高时，都借贷买了豪宅，贷款数额非常高。如果按照新合同，年收入连还贷都很困难。有球员的别墅2000多万元，一个月还贷超过20万元。如果拿300万元左右的收入，生活标准无疑会大幅度下降。”
这个新闻不确定是不是脑补出来的，但报道里所述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存在。
两个报道结合到一起来看更有意思。收入下降，给球员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这很好理解。任何一个人，行业突然收缩，收入直线下降，生活都会受到困扰的。这需要他们自己去消化。
那些曾经拿过高薪的球员，其实很容易就能消化。如张琳芃上次接受腾讯采访所坦承的：“过去几年我们挣了很多人一辈子挣不到的钱。”
发牢骚的球员，可以卖掉那套还要月供的豪宅，说不定还赚了不少。
那些刚刚进入职业赛场的年轻人，可能会丧失掉一些对未来的期待。住豪宅买豪车，没那么容易了。行业在往下走，球迷在流逝，投资人热情在降低，这份工，打得不踏实。
球员到底该拿多少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判。不过吴金贵拿球员和医生比不合适。双方不在一个价值体系内，很难硬比。职业球员更像一名表演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为满足观众的精神生活。球员更应该跟演员比。
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演员们的收入比一般运动员高多了。
2017年，界面新闻和今日头条联合出台过一个名人收入榜，榜单上排第2的事会踢球的鹿晗，其年收入超过1.8亿人民币。这一年，足球运动员郜林的年收入大概是2500万人民币。
2020年初，福布斯发布过一个《2019中国明星收入排行榜的top10》，周杰伦以1.56亿人民币排第1，已经退役的网球运动员李娜以1.4亿排第2。这说明，只要运动员足够优秀，会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在等他/她。
换个假设的例子：如果孙兴慜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护城乡孙家村人，以他现在的成就，很可能是中国收入最高的明星。
回归正题：限薪令下中国球员的年薪缩减到30万到300万之间，是不是市场价值体现？我觉得是。
市场二字本身是有语境的。相关部门的强制性限薪令，看起来不讲自由市场规则，实则投资人群体的诉求也正是如此。在中国，不要以为大企业家和行政部门是不默契的。你放我也放，你收我也收。事实如此。
中国足球的这四个字，重点其实不在足球，而在中国。“中国足球”有一种无形的价值，这才是大资本疯狂投入把它做成一个招牌的原因。当投资人主业的资金链收紧，在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问题上也不做任何挣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太在乎足球之于自身品牌的意义了。这同样是中国国情下的一种反向投机，不是吗？这是中国足球市场的真相。
以中国足协所阐述的改革出发点来看，俱乐部拥有独立存活的能力，才称得上良性而持久的市场。一家俱乐部能在市场上挣多少钱，这笔账其实算过的。
南方都市报之前做过一个系列报道，分析2019赛季国安、申花、深圳、富力等4家一线城市俱乐部的年收入。地方政府奖励、中超版权分红、俱乐部自主招商收入、比赛日门票收入以及衍生品收入之和，这4家俱乐部的年收入为：2.0亿、1.6亿、1.25亿、1.0亿元。
四家俱乐部的胸前广告都给了投资方，假设把广告位价值换算到市场实际价格，四家俱乐部在2019年的收入理论上限：3亿、2.4亿、2亿、1.5亿。二线城市俱乐部的收入能力只会更低。
注意，这是在没有受疫情影响的，大牌云集的2019赛季。
随着优质外援逐渐离开，第六联赛的噱头化为乌有，疫情影响版权合同，比赛日收益趋于零，各俱乐部的实际收入能力会大幅下滑。球员的薪水出现断崖式下滑，很“市场”。
新环境下，出现了很多新鲜事。比如：一年合同。
2020赛季，李提香跟富力签的就是一年合同。今年，石柯跟山东泰山签的也是一年合同。一年合同的同义词是“等待”。球员对薪水不太满意，俱乐部又不肯提供更好的长合同给球员，所有相互等等看。这跟卖房子是一个道理，行情不好的时候，市场交易就会冷。行情好的时候，还没看房都能先签了再说。
吴金贵说得还是对，球员要学会调整心态。老板若克服下困难，压缩一下，稳一稳，大家还有饭吃。如果像苏宁那样真有了退出的心思，第一个不开心的还是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