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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用抗日剧书写跨国SM游戏

《罗曼蒂克消亡史》电影剧照

那股浓浓的唯美主义风骚气

《罗曼蒂克消亡史》,看了之后有立即二刷的愿望。这部作品耐得住读。

喜欢它的那股子风骚气,那份仪式感。两三人喝茶,聚众吃饭,一人小酌独饮,都是剧烈冲突,都埋下暴力导火线和性爱伏笔。它敢于大量使用固定镜头,影像肌理看起来就十分老实。这些组接其实很有味道,显示出导演的功力。再看那些缓缓移动的全俯拍镜头,拍摄的是地板上的尸场血海;许多镜头中演员都是直视摄影机,那效果是既间离,又浸入。喜欢导演营建的暴力美学华彩乐章和禁室培欲的那份唯美主义邪恶趣味。

上海日本人的乾坤颠倒

所有海报和介绍都把葛优扮演的陆先生作为本片一号人物,可是就形象塑造和人格力量、丰富内心世界的呈现乃至某种人性道义来看,浅野忠信饰演的渡部才是一号大英雄。新浪微博的科林汪说:浅野忠信表现最好,是真正的主角。看来,葛优有时候还是不会读剧本啊。如果看出来最出彩的戏不在陆先生身上,最吸引眼球、最叫座角的色也不是陆先生,他接戏时会不会犹豫一下?

这个渡部是上海日本人,或者说日本上海人,导演把他写得有料,写得最完整。他是程耳为中国电影图谱增加的全新形象,魅力邪恶、惊煞众人。他穿长衫、说一口上海方言,开口闭口“偶似桑哎咛,当呢保卫阿拉上海(我是上海人,当然保卫我们上海)”。一口上海话之外,他还有得意之处:“搓麻将都搓得比侬好”。谁知道,导演给我们亮出大翻盘:他原来是潜伏的日本间谍,翻手云雨,他操纵沪上黑道风云,战事一开,他立刻换上日本军装上前线!

渡部爱日本国,死讲究国家大义。他妻子是陆先生的妹妹,他知道上海黑道二哥为了与日本势力合作要来陆先生家灭门,他也绝不对自己的妻子透露半句。

也讲究儿女情长,为了有人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渡部居然不顾规划好的计谋放走了陆先生。这在他的日本同伙看来就是为了亲情坏了国家大事。

与章子怡扮演的小六关系变化起伏,写出了渡部的内心的复杂、纠结和那点人性的温暖亮色。强奸之后的禁室培欲,是程耳为中国电影贡献的顶级戏码,唯美情色,引出许多人性深思和几万个长考。那一段打击乐节奏音型伴奏的密室做爱,可算是复杂又锐利刺眼。这个段落和两人的这段关系引起许多评论惊声叫绝。腾讯《大家》的红肚兜儿撰文细说慢品:“故事被撕成了碎片,你得慢慢拣……床戏是唯一的完整,也是黑白颠倒里唯一的结束”。往近了看,这部片子承接日本的《禁室培欲》系列电影扭曲的唯美画卷,往遥远的1970年代看,《夜间守门人》与它意趣相投,女导演卡瓦尼也演绎出集中营的法西斯医生与少女的虐恋游戏和难以解释的性爱服从结局。

面对小六,渡部终于在置她于死地的最后一刻放手,这对他可是有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但他就是凭着内心那一点怜爱、些许一念之善给这女子留下性命。就在他放手的那一刻,小六就从他的性奴变成了他的恋人!两人在国家民族的残酷战场上互相拯救,灵魂升华,闪现出灿烂的人性亮色。

要是这样看,最后小六击毙渡部那一枪,戏就走得就有点硬,感觉作者为了结尾收场而硬做大义、硬努着力气营造出狠毒爆裂的戏剧终曲。

弄不好,观众的悲怆之情很容易就落在渡部身上。为了让小六开枪杀掉渡部,陆先生当着渡部的面杀死他年少的儿子,以另一个小儿子的生命把渡部逼出战俘营。可那两个少年是陆先生自己抚养大的、也是他的亲外甥!这一笔写出了渡部的勇敢和亲情,写出了陆先生的冷血和偏执。观众心里也许会嘀咕,面对渡部,小六和陆先生会不会多少有点不敢直视呢?他们两个人都曾经被渡部于必死绝境中给过生路的。

新好莱坞的儿子

从电影学院导演85班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他们开始,导演系学生基本是新好莱坞的儿子。商业化的类型电影是他们熟悉的套路。

他们不像第五代学长,那些导演深受红色电影的影响,前苏联电影、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哺育了他们。叙事讲究主题,比较偏向注意作品的政治性。

对新好莱坞和之后的现代电影作品,程耳这一代作者如数家珍。《邦妮和克莱德》《逍遥骑士》《教父》《唐人街》《迷墙》和香港武打片是他们的开蒙课本和捧读的圣经。赛尔乔·莱昂内、科波拉、昆丁·塔伦蒂诺是他们的膜拜对象。

《消亡史》用了非线性叙事,“故事被撕成了碎片”,让观众品读时感觉费力。要细分析,这种跳跃分切的叙事大致来自两个电影文本之父:昆汀·塔伦蒂诺和赛尔乔·莱昂内。

几个人、或几组人物粘连成故事,将其时空切断,在导演的叙事时空中重新分段组合,让观众自行脑补拼接,这种叙事结构是来自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但是那里头人物之间彼此结构咬合得比较紧密。在《消亡史》里头,有的叙事线头被掐断了,“童子鸡”与妓女那条线就比较短,跟总体的结构联系比较松散。车夫与老五在刺杀现场表现出的人物关系也有点过于含混。

一条主线故事,但是叙事文本在不同时空跳跃,让读者自己拼接,当然是对赛尔乔·莱昂内《美国往事》的继承、偷师,或者叫艺术对话。

程耳最早观看《美国往事》应该是在电影学院的课堂或拉片室。1986年春天的某个下午,导演85班与王志文、张建栋、庞好他们的表演84班等同学一起在电影学院的一个小木板房里看到英国电影学者托尼·雷恩带来的《美国往事》的录像带。那个木板房就在现在北电院子里石头金字塔的位置。此后江湖上那个录像带翻录版开始流传出儿子、孙子拷贝版,那是我跟同班的安景夫一起制作的。

人们将昆丁·塔伦蒂诺称为旷世奇才,总觉得他横空出世、天马行空。其实,他那《低俗小说》的分段叙事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往事》那种自由跳跃时空叙事方法的学习与翻新、对抗。那是类型电影作者最常用的方法。

类型电影的往日陈规,对青年导演既是营养,又是圭臬。每个艺术领域的前人大师都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强者诗人”。因为大师作品和海量文本既是启发后来作者的营养,也是压迫后来作者的强大毁灭性力量。每个重整艺术山河的后生都面临着“死在沙滩上”的那种巨大危险。

到程耳这里,凭借着才华和执着,他总还是扛住了电影行当里头那一系列“强者诗人”的影响。虽然有些吃力,虽然在故事结构整体上还不够自觉,还差一小口气,但程耳带着俄狄浦斯情结在压抑和抵消那些强大作者们的影响,营造出观众熟悉又陌生的形式系统。

程耳有十分广泛的艺术文本阅读经验,有唯美处理视觉的那股子锐气和执着劲头。凭借创造力和感悟力天分,程耳左冲右突,营造了醒目的个人风格,其风格锐利,也许略有刺眼。循规蹈矩中,却又显示了作者对许多艺术规范“破格”的冲动和才气。他摆脱了受前辈大师影响的忧郁症,突破了布鲁姆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

彰显才气和创意冲劲,程耳已经创作出带有作者签名的商业电影作品。他承接科波拉、赛尔乔·莱昂内、昆丁·塔伦蒂诺等人的营养,他把这些“强者诗人”的以往的文本色彩和影像肌理中揉进了自己的艺术画卷。

《消亡史》中多次出现眉心一枪爆头,黑色轿车冲过来冲锋枪扫射的画面,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美国往事》《教父》里头那些已经成为新经典的枪战场面和《邦尼和克莱德》结局段落那著名的冲锋枪暴雨扫射。

被“强者诗人”和强大的政治主导话语吞没的反面悲惨例子大概是姜文。他也试图模仿《教父》和《美国往事》,与强大导演们做些对话,也把马龙·白兰度怀里的小猫咪换成小白兔,《太阳照常升起》里头,那哥们也拿着一根猎枪到处朝天放,却只是让人看到简单的电影语言戏耍和观念认识上的找话茬、耍贫嘴。

上海往日,怀旧话语的当代意味

为了营造那份上海“腔调”,《消亡史》用了上海方言。这腔调里头,有许多上海人乃至中国人至今津津乐道,引以为骄傲的历史荣耀和领先风潮。

上海方言营造出某种风骚味道,这是电影文本肌理的陌生化处理,也是对内地和北方黄土文化、政治话语的某种显摆和居高临下。这里头有面对着上海往日辉煌的迷茫和惆怅,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充满遗憾的凭吊。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自那时起,上海怀旧的话语,一直带着一种怀想旧日的浪漫,一种对民国叙事的重新评价和内在的价值唤醒。“讲规矩”也是《消亡史》秉持的一种内在伦理。大老板说“当(打)到侬屋里厢来了,得个事体阿拉要裹”。(打到你家里来了,这个事情我们要管)。

苍黄影调营造的上海往日画卷,浸透了浓浓的怀旧和感伤,饱含着对旧日繁荣的志满意得和往事不堪回首的苍凉。这种怀旧,看起来是回顾,又何尝不是前瞻?这里头当然有些民族心理的炙热岩浆翻滚,这是某种艺术口味的调适和演化,也有社会秩序、价值取向的模糊宣示和心理无意识的不定向流动。

上海腔调,怀想往日,今天的艺术把玩和文化讨论看似温柔回首,其实是在设计明天。这种讨论,电影作者从来没缺席过。张艺谋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抒发感慨,王安忆和关景鹏拿《长恨歌》浇灌心中块垒。李安的《色戒》中那些咖啡馆、首饰店、老洋房,难道仅仅是给民众奉献“眼睛的沙发椅”而没有凭吊和抒怀?

强盗片还是抗日剧?

在中国大陆,民族历史的悲情、爱国主题的宏大叙事一直在对商业化的类型电影模式构成强大的吸附、侵入和消解。这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最大的观念统领和情感倾向还是来自爱国主义的话语。就整体的叙事大结构和压轴的最后结局来说,《消亡史》是抗日话语、爱国话语对怀旧话语、民国话语的某种收编和侵蚀。抗日战争、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话语击碎了,或者说提升了强盗片的类型模式。

强盗片叙事非常在意兄弟关系,有人说那种兄弟关系洋溢着浓浓的基情。强盗片还特别在意与法律的冲突。从整体结构看,《消亡史》的戏剧冲突建构不是兄弟情愫而是民族矛盾。陆先生跟二哥一起参与合作办银行的谈判,那是全片大冲突的结构性肇始点。谈判中,二哥冒失地表示出对金钱的兴趣,于是日本人决定杀陆先生而推出二哥。此后的戏剧走向基本就是这一场戏钩出的凶险变故。这里的戏剧情境跟《教父》完全如出一辙。在那里,马龙·白兰度带着大儿子桑尼一起跟巴尼家族谈判不参与毒品交易,桑尼表示出合作兴趣而被教父阻止。

面对着穿军装的“合作者”,陆先生坚持不搭理,这是出于民族大义和对国家敌人的警惕,与强盗片所聚焦的兄弟情、个人奋斗与法律的禁忌相去甚远。

写兄弟情,还是写爱国情,这里有点小小的隐秘变化,这差别看起来无伤大雅,对于电影类型来说却是惊天巨变。

用国家命运、民族恩怨来填充或者改写强盗片模式,对于民族大义、宏大历史叙述来说,这是弘扬和华美包装,但对于强盗片类型来说,就是消解和粉碎。

这样看,《消亡史》的大结构处理和主控思想还是落在了抗日剧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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