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了一本名为《犯人船》的书,书中记录了这样的历史故事。
18世纪,英国政府为了开发新占领的殖民地一一澳大利亚,决定将已判刑的囚犯运往此地。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
1790~1792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的26艘船共4082人,死亡498人,死亡率达到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
为此,英国政府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受到社会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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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查,英国政府发现:为了节省陈本,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用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还尽可能地多装人,导致船上条件十分恶劣。船主只要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艘船上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毫无效果。
政府又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在他的提议下,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大利亚的囚犯人数付费。
实施新制度之后,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1793年,3艘新制度下航行的船到达澳大利亚后,422名罪犯只有1人死于途中。
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直观地体现了绩效管理中制度的作用,战略绩效专家上海行隆咨询的内功心法中有这么一条,“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作为”。
在行隆咨询看来:
管理说到底是借力,是通过别人实现目标。是通过员工的工作实现企业的目标。员工是人,我们任何管理制度,管理措施和管理工具的应用都必须符合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或者说必须符合“人性”。“人性”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管理,都会受到自然规律无情的惩罚。而人性中最重要的规律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会导致人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会选择自己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或者说“最舒适”的方式存在。这就导致了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反应。人的天性中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因此必须要有适合的制度和机制去规范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