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撰文丨陈宁远
这篇具有个人色彩的俄罗斯文学读书心得，写于20多年前。根本没有想到，20年过去，乌克兰会和俄罗斯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战争。
那时候，前苏联已经分裂了，但直到现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觉得果戈里、舍甫琴科不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璀璨明星。就像我们不会细分曹雪芹作为满族人是归化的蛮夷，他就是中华文学传统之中的一员一样。
我对国际局势的起起伏伏没有研究，缺乏判断，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演变，但我知道一点历史，那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叫弗拉基米尔大公，他是这两个国家共同承认的创始人和祖先，头像被印在两国货币上。
乌克兰纸币上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图/网络）
这篇文章写于20多年前，那时我是没有这些思考的，只是对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化传统发出一些感叹。这篇被想到的文章，其实是在和散步的好伙伴任大刚，就俄乌战争的观点发生分歧想起来的，具体的分歧就不说了，很容易争吵。
但我们都承认这将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战争。我承认在这场战争之中，世界的未来会怎么样？并不取决于这篇文学读书笔记里的个人思考。
但假如从史学的角度谈一下心得，我更喜欢引用汤因比的观点。他在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为希特勒作为历史性人物，做了一个另外一种的历史可能性的描述。他在该书的第四卷《希特勒的欧洲》序言里写到：
“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处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历史上某一位创建帝国的英主，那么我们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坏他的前辈和他本人亲手的建树，达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里的那副牌，不是在他手里，而是在奥古斯都，（汉）刘邦或者居鲁士的手里，靠了那副牌，这等雄才大略的人物还有什么大事业干不出来呢？他无疑会以希特勒的欧洲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开国者去世以后，帝国还将延续四百年之久。”
可惜的希特勒只能是千古罪人，留有万世的骂名，因为他只会对人类犯罪，而不知道人类需要和平幸福的生活。
政治化文学的全球影响力
俄罗斯文学辉煌灿烂，不是由一颗两颗的个别星座构成的，而是群星璀璨。自普希金始到前苏联时代，这辉煌的传统不绝薪火，这是庞大的俄罗斯贡献给世界的奇迹和财富。
二十世纪以降，地球上的读书人，少有不知俄罗斯的魅力。即便不懂俄文，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诸方面缺乏了解，也不会拒绝认同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光芒四射不容拒绝，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用不着多说。
“苏维埃”在今天的俄罗斯已成往事，它的影响却远非如明日黄花之凋残，“苏维埃”在俄罗斯的情况稍待再说，单就中国论，对“苏维埃”精神刻意追求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99年就已唤回四五十岁人的青春岁月，重新热闹了一把。可见往事已逝黄花虽成，却并不意味着一切烟消云散。
1973年的前苏联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图/豆瓣）
但这又不妨换个角度说，它证明了俄罗斯文学力量的强大。
虽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非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它依然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产物。“苏维埃”时代的思想专制，并未能完全禁锢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全部活力，有时候两者之间还有美妙的姻缘，令人晕眩，使人对俄罗斯的神奇魅力倍感难以捉摸。
比如那些曾主宰“苏维埃”俄罗斯一切的政治家：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直到有点儿浪漫，对“苏维埃”不太负责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几乎每个人在位期间，都呼应着同时代的某个能代表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作家。
如列宁对高尔基；斯大林对肖霍洛夫；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热闹半截子的戈尔巴乔夫差不多也对上了同样半截子热闹的艾特马托夫。
这样的枚举，不是要说他们的私人关系如何如何，这样蜻蜓点水式的枚举，只是想说明，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政治的某种亲密的对应联系。
这种亲密联系，常常使得俄罗斯政治进程文学化，并更强地以文学的名义、而似乎是非政治的名义，干预社会生活诸方面。相反也一样，文学似乎也容易政治化，并亲密地是政治的某种似乎是非附庸的独立之物，强烈地使政治文学化。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罕有的话题，政治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也不是罕有的事。
罕有的是，政治化的俄罗斯文学，并非如贯常的那样，成为干瘪的说教，而依然是魅力十足的政治化文学，并同时给了文学化后的政治以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是政治本身不能缔造的，使有时不能为人称道的政治本身合法并抒情得光彩照人。
文学加“苏维埃”的形象，在我国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生动地取代了“电气化加苏维埃”，此乃这方面残酷且动人的例子。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传统决然不同于其他文学传统的地方。
比如欧美，就少有这样政治文学一体化的现象。在那里，文学大部分时候就是远离政治行为后的结果。就是有文学政治一体化的作品，但要做到俄罗斯政治文学化这样强大，这样迷人，这样光辉不减，似乎也勉为其难。
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种性质，把一切文学“化”之后的强大，影响了世界。认同俄罗斯以认同它的伟大文学为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就连领导今日世界文明进程的欧美思想，也为它锋芒所及。
所谓今日起领导作用的欧美思想，是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但表面上看的大相径庭，并不是必然否定有无关系的证据。
二十世纪代表欧美传统的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英美传统，一是欧陆传统（主要指法德传统，俄罗斯在此传统边缘地带）。能代表这两个传统方面的杰出人物，如同操德语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分别能找到他们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证据。
二人虽都以德语发表思想，但并不意味着只代表一个传统，维特根斯坦是英美分析哲学的执牛耳者；而海德格尔则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薪火传人和新的开拓者，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比如维特根斯坦，他就用自己的行动直接证明了他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据说他在一次大战的前线中浴血，就随身携带了一卷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仿佛此书是护身符，可以护着他的肉体和灵魂平安地穿过战场的硝烟，抵达他企求的哲学灵境。
海德格尔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证据，虽不是这般直截了当，但也是有迹可循的。如他研究尼采，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大加挖掘阐述（他有著名的文章）；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就与陀思托耶夫斯基是共通的。
又如海德格尔立学之处深受现象学之浸染。不仅胡塞尔，包括另一位现象学大师舍勒对海德格尔都影响菲浅。舍勒的学术受俄罗斯启示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比如舍勒与索洛维约夫的关系。
另外舍勒对俄罗斯文学大加赞扬，且努力为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提供哲学式的解释。比如解释《卡拉玛佐夫兄弟》有“杰出的学术内容和宗教先知性的意义内容”，却用小说表达的原因。
舍勒同时还认为，陀思托耶夫斯基和另一位伟大巨匠托尔斯泰“诗意化、先知化地赞美”的俄罗斯的“恭顺的被动性忍耐品质”，已是“痛苦和受难的意义学说”之世界性理论的组成。
总之，舍勒离俄罗斯很近，离俄罗斯文学很近。
以此观照海德格尔的“尼采”行为和“现象学”行为的思想脉流都通向俄罗斯文学，最切近的证据，就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名字：陀思托耶夫斯基，他总以这样或那样的间接面孔，出现在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图/网络）
能代表领导世界文明的欧美传统的两个人物，都似乎与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名字相连，这似乎也证明了他们代表的传统，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要之，俄罗斯文学的全方位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世界性事件。
在此事件中，影响已从单纯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诗情画意、艺术技巧、语言文字、阅读欣赏、思想内容这些文学的各要素中，脱颖而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吸引或进入其他的文化。
这种全方位影响不同文化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都是神奇的、富于魅力的和力量强大的。它以某些时候看似并不具体的一切文学化的进程，实质性地进入不同文化的核心深处。至于在此深处埋藏了什么，却又不完全是文学各要素组合就可以言说的。这不能用文学化的文学埋藏物到底要发生什么作用？
在与其他传统的相互策动中，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起什么影响，都在重重雾障里看不清楚。因为这不是泛泛而论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随便说说托尔斯泰等几个伟大的名字和他们伟大的作品，就能一五一十理清全部堂奥的。
毋宁说这样只是知道的开始，知道有这么回事，离知道深藏不露于其他文化面孔底下的真实俄罗斯文学灵魂，还相距甚远。也许越是知道这么回事，它越无形，越像谜。并以其迷一样的光芒，遥遥相对于各种各样的认同之上。
但对于这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又不能轻言放弃。宏观作论并不能很好地切近它。那么谈谈个人的感受，虽肤浅，却也是前述宏观作论流于空泛的一种纠正吧。
“犯罪”是俄罗斯文学的核心
现在谈我个人的具体感受。
以纯个人的方式切入这样庞大的话题，所有力不从心、支离破碎的坏处，都可以找到妥当的借口，因为这仅只是代表个人，这仅是个人的阅读。
我认为俄罗斯文学的所有伟大贡献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该传统中对“犯罪”现象的描写。如果说俄罗斯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突出表现在它的文学传统上；则该传统的伟大光辉，是与“犯罪”文学分不开的，可以说“犯罪”文学是俄罗斯文学的核心部分。
谈俄罗斯文学，不涉及其它题材甚至可以勉强过关，要不谈“犯罪”文学则是不可以想象的。
那些创造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作家们，大都直接以“犯罪”为题材创作了他们的代表作。托尔斯泰的《复活》；“杀死上帝”的行为寓于一起弑父案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契可夫更加直接，他采访流放地，写出的《萨哈林旅行记》……等等。
此传统才华二十世纪并未绝响，索尔仁尼琴的《伊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更是这方面题材这方面才华的高度集中，且被视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典范。
我个人对俄罗斯文学想有所表达，其感觉就从“犯罪”文学的伟大贡献者之一，“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开始的。
有感而发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境况。
纪录片《对话索尔仁尼琴》（图/豆瓣）
据报载，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祖国如同客居，对于他曾热情呼吁反对的“苏维埃”烟飞云灭，并没有燃起他在其它方向上的可能热情。所以客居感油然。加上开设一年的电视讲座，草草收场与热情与观众的日稀，与昔日每出一呼声便得到大回应，真是有天壤之别。
不知是俄罗斯失去了热情，还是他本人失去了热情？总之是两相寂寞，徒有往日了。
于此情此景，我回忆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并非想肯定能回答出什么，但也算是寻找某条线索。某条个人的线索对个人感觉的诠解。
我的记忆中，很难忘记索尔仁尼琴那些伟大作品中的两个细节。一个是在《伊万的一天》里，另一个是在《古拉格群岛》里。
前者说的是主人翁伊万劳动改造了一天，收工归监。入监前有例行的搜身检查，这天等着搜身的伊万忘了他还藏着一小段锯片——用以制成所谓精致的刀具好与他犯交换食品，可快到搜他时，他碰到了他放在身上的硬硬的锯片，他一下子就呆住了，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后悔和心跳，只有硬捱着等着被搜身。
可是门卫不知怎么只搜了一半，就挥手放他归监了，让他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劫，否则被发现私藏铁器可不是闹着玩的。
另一个细节是《古拉格群岛》上一群劳改犯，他们私下挖地道准备脱逃。宏大无比的地道工程，居然在克格勃鹰眼环伺下完成了。别的复杂艰难不说，就是消化挖出来的土方就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可是成功的地道并没有保证他们成功脱逃。原因是脱逃成员中，有一个家伙不太沉着，在脱逃中，因为一个不需要的抬头，于是失败了，脱逃者全部被捉回。被捉回时，克格勃的鹰眼还没有查到有地道。命运真是与伊万太不相同了。
这两个细节之所以传神，就是译文也没有让魅力失去。我惊叹于作者的艺术天赋，却忍不住替书中的人物做出另外的想法。
比如伊万，事先不是忘了而是藏好锯片，不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归监嘛。对于脱逃中的失误者，索尔仁尼琴没有半点儿责备，似乎错不在他。
也许是错不在他，克格勃的鹰眼环伺，怎么责备同伴呢？然而其他同伴事前的心血和事后的牺牲，这又如何了结呢？
索尔仁尼琴与他的作品对此并不言说。要之，索尔仁尼琴的倾向并不在这些环节上，他的倾向是，将人事的成毁系于天命的眷顾与不眷顾。
一切成功与失败，似乎都不在于人事的精心或粗疏，这种宿命感弥漫着整个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虽然他在这种宿命感的文学化把握中，是有力量的伟大的“持异见者”，但他的“异见”并不以人事见长，似乎也不看好人事。
也许人事是啰嗦的，也没有魅力。如果索尔仁尼琴在人事上倾注精力，他的作品或许魅力稍逊？当然这只是我猜测，因为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似乎只能感到心跳，一种命运让人不得不的心跳。
当然，人事之与天命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保持魅力的源泉之一。但日夜等着天命的眷顾与否，是不是要把心天天提到嗓子眼上来过日子？这种状态如此动荡何来安定？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才能承受？谁又能事事保证在硬捱硬等，结局不妙前得到开脱？——开脱不了，就以为是天命昏昭难定，这能为一切粗心大意做借口吗？
总之，这样的生活是反日常的，是强刺激性的，是不计后果的。没有对反日常之后的局面保持坚强承受耐力的人，是绝难做到的。更何况会安心？安心于不知下一步，只等天命！
由此而想到陀思托耶夫斯基，在一起弑父案中，伙同罪犯“杀死了上帝”。全世界受此不安长达一个世纪，多少弥补性方案都不能消此惶惶。因为连最有可能指望得上的下一步——上帝，也不在了。这种刺激性的大力量真是彻底凿空了日常性里“常”字的基础。
托尔斯泰则是另一条道跑到黑，为了上帝的纯而又纯，彻底将自己“复活”成圣徒，别家弃妻，否定文学（萨士比亚和自己都在内），同时并行。总之人间的一切都不要了，都要换成天国行在地上。
这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代表，能否说他们涵盖了俄罗斯文学的全部，我不敢断定。但就他们所反映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主流方向：抨击罪恶来看，他们共同具有某种偏执的狂热，这狂热之以光辉形象出现的道德伦理型力量，有粉碎日常生活的危险。
这么说，就我个人的感受，并不认为是有失公允和没有根据的。
1960年的苏联电影《复活》（图/豆瓣）
无论是索尔仁尼琴的全赖天命的倾向，还是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凿空常字基础，包括托尔斯泰相反的纯之又纯的向上帝之路，都具有粉碎正常生活的力量。
这力量锋芒所及，罪恶遁形。但这些力量却也不一定与人间烟火相互滋养；也许根本上就与人间烟火无关；甚而至于锋芒所刺擦罪恶而过，却伤及无辜。
当然这三人这方面的共同点，于文学于思想意识形态里的诸般活动，锐进到伟大的境界，有时可谓善之善者也，但是与日常之常字，却是敌人。
他们即使有与人间烟火相关的行为，这些行为由他们施出来，也绝大部分是食“常”自肥，而显得是非“常”的元气淋漓，却永远表现得与“常”字无关，无补。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许是俄罗斯哲人中较少文学气味的思想者）说“俄罗斯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这句话我想是对上述三人的特殊的共同点的最好总结。这份总结也许使我个人私自的危险感觉哲学化了。
如今这危险依然存在，并未在俄罗斯消失。
自“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民族元气大伤，经济危机重重，意识形态领域也乱烘烘的一无定见。“苏维埃”之退出历史舞台，并未见到合适的别物上场。这不光是重新选择本身很艰难的问题，也是“苏维埃”在俄罗斯现实退场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
它大举退场，一如它革命性来临，好像只准备了几句台词，什么动作什么情节都不曾预备，好像没有功夫。俄罗斯十年没有国歌也算是一个奇迹般的例子。
随便插一句关于俄罗斯国歌的情节说明。十年无国歌的俄罗斯，后来已定用前苏联时代的旋律。但争议之汹汹，几乎掩盖了普京总统对此发言的真谛。
普京说，“用前苏联的旋律，是要证明我们父辈的生活并非一点价值也没有”。这也许是俄罗斯少数清醒者开始懂得方法了，可是注意到了日常之“常”字。
常字无它，就是要稳定地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文明的建设和存在，是诸多因素汇合而成，并非专持力量，尤非批判的粉碎性力量一着所为。
在圣徒的对面生活
但我所说的危险并不会因为少数者的清醒而完全消失。
那些因为看到真理，就认为真理万能；迸发出生命中的激情，便以为上天如此眷顾我，可以一往无前了……
凡此种种依然魅力十足，并非比清醒者的力量更逊色，有时可能更强大。
我感觉到此，并非是想否定真理的取向和热爱生命的热情的重要性。我只是恐惧这样的行为，变成一个纯而又纯的指南，且旋风般卷入大千万象。
在此指南中，过去和现有的一切都参与这种纯化行动，人间烟火的庸常于旋风中羞于立足，也无立足之锥。也许有人于此行动中充分体现了真理、道德、使命、公义、公正、良心，甚至慈悲和宽容。这是圣徒。
但这样充分体现的成功，却只能属一个个人成功的圣徒，尽管也可以在圣徒后自豪地说圣徒属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祖国。
如果企图把这些伟大的品质加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的每一个个人身上，我想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专制就有可能控制不住了。
这绝非是我个人危言耸听。圣徒的纯粹与专制常常只有一纸之隔，难以抵挡。
别尔嘉耶夫又说：“沙皇所关心的不仅是天国的利益，而且是灵魂的拯救”。看来圣徒之心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政治美妙姻缘的基础。双方透过一纸之隔相互渗透，使得圣徒式的专制更具诱惑性和破坏性。因而我个人的感觉并非完全是个人的危言耸听的危险。
我以为圣徒是不能生活在日常之中的。被烟火熏过的圣徒是当不成圣徒的——可能还诱惑他人。我以为圣徒只能供着，让他们寂寞，却并不妨事。否则他们出没在常人间，发狠一问，如共产主义的圣徒保尔·柯察金著名之问：这一生怎样才有意义？像我这样惫懒庸俗的家伙是无法回答，也不愿意回答的。
电视剧中的保尔·柯察金（图/视频截图）
至于别人如何，却不在我所考虑的范围内。因为我个人身上毛病百出，于柴米油烟、小心眼、自私贪欲、昏聩庸俗、无信仰诸般琐屑多少不缺，怎能回答“意义”之类高尚问题。且由于懒惰至极，想都不会想去为做圣徒而如何。
不过世事难料，圣徒的魅力难拒。果有巨大的力量欲拯救我的灵魂，我虽敬谢不敏之心不变，怎奈此力量的光芒万丈？这是我认为的危险的具体之象，倒也不完全是就个人而论出的长短所致。
圣徒魅力总有说服人的实质性理由，使人情不自禁地向善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大家圣徒之心日炽，则继而由圣徒罕有，而人人圣徒。直如毛泽东的豪迈大气：“六亿神州尽舜尧”。天地从此翻覆，只有圣徒的世界与只有上帝的世界也许并无二致。因为二者都是全知全能全好的世界。这种大全也许会更寂寞，未可知数——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过。
而一则寓言似乎说过上帝创造万物的理由，说是上帝造物是因为上帝闲着，使这未可知数多少有点实可知其寂寞也！
索尔仁尼琴在“苏维埃”的退场和现今俄罗斯“准自由世界“的上场过程中，扮演了某种圣徒式的角色。
演出如今过半，登台的“准自由世界”因为“准”，并不合于他的想象，他因此寂寞。如完全合于他的想象，我觉得他也许会更寂寞的。因为他好歹还生活在圣徒化的进程中，还不满世界都是圣徒，有寂寞也是热情过后的寂寞——也许是被供起来的的寂寞。
如果完全符合他的想象，全圣徒化了，他恐怕连异见的机会都没有了；没有异见的机会，他也就没有了激情和要施展的，能施展的魅力。
“苏维埃”时代索尔仁尼琴曾经与另一位圣徒加父执的前辈高尔基打过交道，但他那时是异见者，是谴责高尔基的假圣徒的。我想他那会儿自己还不是被供着的圣徒，对圣徒的种种情形的了解还不深。
在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里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明那时索尔仁尼琴的确不了解如何对待圣徒。那广为流传的故事说：
高尔基曾视察过地狱般的古拉格群岛，走马观花之后，略加赞扬。但一个安徒生童话中才有的，揭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站了出来，对圣徒且如父亲般的，力量是暴风雨中海燕闪电之疾的高尔基，说出了一切真相。可是高尔基无动于衷。不要说帮助古拉格群岛上的受苦受难的劳改犯，就连顺手带走这童话般神奇的孩子也没有做。他只是无动于衷，让童话般出现的孩子，依旧在地狱里死去。
索尔仁尼琴愤怒了，他谴责他抨击……
可是也许他不知道高尔基圣徒之身心俱成，对于环他四周的一切他只当是圣徒的世界。这四周的一切当然也这样供着他。如此这般两相辉映，高尔基于其中是自个儿寂寞着，还是有别的凡心都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这份上，不闻不问不能闻不能问与全知全能全问全好，虽然还是完全相反的，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相同。
索尔仁尼琴的愤怒可能是因为这种相同的相象而误会了，误会相象才谴责抨击虚伪，但有无之间真假莫辨，唯有寂寞一词聊以感慨。但就不知道如今索尔仁尼琴的客居祖国之感与此是否相通？也许有区别？春江水绿冷暖自知，个中曲折唯付寂寞也罢。
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说：“革命性的变化永远不会像它的支持者那样革命”。也许这从经济角度出来的话，并非不适合防止本文中的危险失控。
索尔仁尼琴（图/网络）
我不反对圣徒，我反对人人以圣徒为楷模，个个争当圣徒。都指望一旦圣徒化了，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危险的。且不说这是空想。就说圣徒的出现所要付出的代价，无论圣徒本人，还是社会，都无法预计。
法律和常识，乃至一切社会中正常的秩序,都无法为圣徒的出现提供担保性定律，说如此ABC，就有这样一二三的圣徒。即便圣徒已成，圣徒被供着也主要是用来看的，中用如何？则用之未必不添乱；不用则好不容易有了，如何不用？
可是被供着的圣徒他的功能绝不是可用的，尤其是指望他来解危济难——高尔基在古拉格群岛上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索尔仁尼琴那时的愤怒，便是入了如此的误区。
群众出版社《古拉格群岛》封面（图/豆瓣）
以为人民为圣徒付出了热情和渴望，圣徒就将救民于倒悬。殊不知这种救民倒悬的神奇，是付出者因为付出的热忱的成本太高而徒生幻象。
圣徒与付出者没有投资和回报的关系，圣徒的产出最大的实用只能用来装点，比如装点所谓的民族的骄傲和自豪。除此之外，别无它用！别无它用！由这样的角度，我以为不如远离圣徒。
既不对已经有的全部圣徒予以破坏，照旧供者不妨——只要不崇拜若狂，认为万灵；对还未出现的，更不做一切到了那时就好了的指望。只是一步步踏实地走向未来，没有侥幸之心，哪怕多点庸常，少点圣心，也绝不是无价值的生活。
这要求认真对待实际的生活，要求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付出的心血绝不会少。但如此付出是否有“常”？有巨大的回报？这虽然也不能肯定，但可预计的范围里，比圣徒的世界多一分平常，我想这是可以预计的。但我又不能做预言家，因为先知是圣徒通常的面孔之一。
所以我只是安心地站在现在，要求一个安心的下一步——也许去吃饭，也许去睡觉。
至于对俄罗斯文学，我想将道格拉斯的话套改一下，做一个美好的轻松些的私人安定的感觉出现之后的结语：
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永远不会像它的那些同样伟大的创造者那样危险。因为它无论如何都只是美丽的文字、画像中的圣徒之心，被供在纸上的传说。如此则幸甚。如此则我们就神闲气定地沐浴在俄罗斯文学的辉煌之中，但如果因此少了激动，少了心跳，那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