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程晖
为什么写高安？这是长篇小说《乡缙》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在《乡缙》单行本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我老家有句俗语：做酒打豆腐，算不上老师傅。意思是说经常重复性的工作应该是熟能生巧。我虽然有过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依然没能做到熟能生巧，每次写得都很艰难，尤其是创作长篇小说《乡缙》，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重大事件独立飘浮，这些元素要在同一审美评价体系中展现，很容易造成形式上的“漏光”和内容上的“散光”，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将近半年的时间，等稍微理出一点头绪后，我决定将这部小说的基座，深植在一个平凡的村庄一一高安龙湾村，让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和情节，都与这个村庄产生种种纠葛。
宏大红色叙事背后的星火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的洪流把江西推向了潮头浪尖：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重要人物、重大活动几乎都聚集在江西、发生在江西。人们一提起江西，自然会想起那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圣地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在那些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背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年活跃在江西各地的一些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革命星火，江西无论在那个县，确实是红色遗址随处可见，红色故事到处传诵，为我们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值得不断去挖掘，去书写。
在高安华林山的南岭，有许多石洞，至今仍留有当年游击队生活和战斗的痕迹。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他们活动在那片群山峻岭中。当然，由于力量的微小，他们并没有天天打仗，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是日常状态，他们出身于农民，生活在自己熟悉的这块土地上，依靠信仰坚守着。在创作期间，我曾经三次徒步穿行在那里的山山水水间，试图触摸感受着那群人。也许他们算不上平常我们文学作品审美评价中的英雄，但我想说的是，他们身上的惟一的品质或者说属于常态的东西,更多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生活化的东西，是那个年代很多地方革命武装的真实写照。
以往对这种革命题材的写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史实的写法，另一种是传奇的写法。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对华林山游击队的描写，我尝试着同时穿插这两种写法，力求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并注意用实证手法去处理革命历史的实与虚的关系，包括在前期的写作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既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又注重想象的合理性。华林山游击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的存在，对当地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对国民党统治者而言，更是如鲠在喉，无数次的围剿，同样在证明他们信仰与坚贞。我想通过这些普通革命者的平凡足迹，去映衬当年发生在江西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伟大业绩，使江西的红色底色更加丰富。
长久以来几近妖魔化的一个群体
读大学时，我同年级的一个好友，其爷爷曾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也是一位大秀才。一次住在好友家，他搬出了他爷爷写的两本厚厚的笔记类本子让我看。这些东西当年被他爷爷藏在屋梁上，解放后在房屋翻修时偶然发现，后来一直被他们家珍藏着。里面是他爷爷当年写的一些日记类的东西，包括联合附近乡绅救济受灾百姓、为村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免学费、为受官府欺负的乡亲申张正义，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位乡绅，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悲天悯人的善良和无奈，以及对大同世界的向往。这彻底颠覆了我对地主老财的看法。
欧洲人讲血统，中国人讲血脉。血统有高低之分，没有地域之别；血脉讲究地缘关系，不论高低贵贱。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情结是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可比拟的，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永远明白自己魂归何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乡绅作为旧秩序的维护者，成为革命对象而受到严酷批判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对原先的“有产者”如乡绅等，将其田产、房产等没收充公或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经济基础，从社会舆论上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进行口诛笔伐。特别是文革期间，社会形成了“越贫穷越革命、越贫穷越光荣”等错误观念，对乡绅文化的延续无异于从文化根脉上釜底抽薪。记忆中，所有的地主老财都有一个坏人标签，没有一个好人，有些还等同于妖魔。如广西的莫怀仁、四川的刘文彩、辽宁的“周扒皮”等；而在文艺作品里，《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白毛女》里的黄世仁、《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更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曾经对乡绅的看法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在广大的中国乡绅群体里，这样的反面人物应该是少数，在生存和威望没有遭到挑战的情况下，大部分乡绅还是以宗族的利益为重，以村落的长期发展为重。他们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作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个“非官非民”的特有阶层，是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缓冲带”，既要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又要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同时，他们还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民族危难时，他们绝大多数会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中国乡绅的历史，至少等于半部中国近现代史。在酝酿这部小说的伊始，我就想塑造金贵田与谢炳坤这么两位具有典型形象的中国近现代乡绅，一位虽有一些缺点，但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而另一位虽有不少优点，但也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两人在年轻时期还是很友好的，但长大后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明争暗斗、产生隔阂；而他们的几个子女之间，又在感情上纠缠不清、关系复杂。在一次次民族的危亡、血的洗礼、正义和邪恶的较量、革命和反革命的抉择的考验下，他们俩殊途同归，最后都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引发社会各方对乡村意见领袖和领导力量的关注，“乡贤”一度成为热词，并多次在高层文件中提及。我也注意到，近几年我国出版的一些相关题材的作品中，对乡绅群体的描写正逐渐回归历史的真实！这部长篇小说《乡缙》，是我“中国乡贤”系列的第三部，我试图通过这样三部曲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中国乡绅这个群体的历史真实，改变乡绅身上不公正的标签，呼唤乡贤文化的理性回归。
流淌在生命之河深处的乡恋乡愁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很多次到高安出差，这里的领导谈起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确实是如数家珍，特别是他们高举“高安就是品牌”这面大旗，打造出“高安陶瓷”“高安货运”“高安蔬菜”“高安黄牛”等一批品牌，财政总收入进入江西十强，并成功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并没有很深的印象，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这是一块“发展高地、文化洼地”。直到2019年初，一位好友把我带到他的家乡高安龙潭镇。随后，我认识了那批美轮美奂的中华国宝--元青花瓷器，认识了老虎山抗日英雄纪念墓的那位子孙后代接力守护的公墓守护人，还有这片神圣丰厚的土地里埋藏着的异彩纷呈的地方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我决定暂时放弃自己已经开始一年多的长篇历史散文的写作，学习柳青、福克纳等人，做一名孜孜不倦的矿工，用三年时间专注在高安打一口“深井”。
高安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1930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转战高安。红军在高安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开展“扩红”运动，在高安革命老区留下了可贵的苏区精神和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在高安境内发生了大大小小10多场战争，日军对高安大规模的进攻有7次，由于高安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地形平坦、公路发达，兼之土壤肥沃、风调雨顺、物产丰饶，因此高安也就成了江西省在抗日战争中作战次数最多、场面最惨烈、敌我伤亡最大、老百姓受损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1941年12月，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军在高安地区与日寇浴血奋战3天，阵亡将士达1000余人。战后，人们在高安龙潭镇老虎山修建了抗日英雄纪念墓，幸存下来的司号长尤汉清没有随部队回南昌，而是做起公墓的守护人。57年如一日，带领儿孙们在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和冬至日，来到公墓祭奠先烈，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他去世后，要求儿子把他葬在公墓中，一定要同战友长眠在一起，而且要继续“站在队伍前面，行使司号长的神圣职责”，同时要求子孙后代接力守护公墓。还有高安人自古重文崇教，以诗书求闻达，唐代江西的65名进士中，高安就有5人，桂岩书院是我国最早招徒授业的书院，高安村前人朱轼，是乾隆皇帝的老师。特别是高安发现的“洪武宝藏”元青花瓷器，高安元青花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瓷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三。回顾三年的创作，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打一口“深井”，更是在挖一座文化“富矿”。
我很赞同莫言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共和国，鲁迅有他的“鲁镇”，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塌法县”，马尔克斯有“马孔多”小镇。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我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没有离开过江西。工作岗位的多次变换，带来的只是城市大小的变化，现实的故乡在内心深处不断沉淀，已经内化为性格气质的一部分，并几乎成为我创作的全部坐标。对故乡人文风物那种竭尽全力的动情描述，时时唤醒着生命之河流淌的关于故乡的记忆，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我心中的故乡，是一件件往事、一个个故人。高安作为一个在江西具有代表意义的区域，在多少次午夜梦醒时恍若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