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不响直接说通话中】法国少女性侵案：“女性遭受暴力依然是现实问题”

2011年1月18日，18岁的法国少女莱蒂西亚在家门口50米大路上被绑架并残忍杀害。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1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女性遭受暴力依然是现实问题” 法国少女蕾蒂西娅性侵案的悲剧和见证》）

她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或我们的姐妹

2011年1月19日清晨，法国小城波尔尼克天色未亮，18岁女孩杰西卡出门上学。刚走出去50米，她发现双胞胎妹妹蕾蒂西娅的摩托车侧卧在路边。坐垫已经冻硬，钥匙留在点火开关处，车旁落着妹妹的两只鞋。

姐姐惊慌失措地叫来养父，当街呼喊妹妹的名字。她失魂落魄，不住喃喃自语“蕾蒂西娅，摩托车，鞋子”。妹妹的手机不通，转入语音信箱。

宪兵很快到达现场，开始调查这桩“让人不安的失踪”。

妹妹在离家三公里的南特酒店做服务员。前一晚，有同事看到她和一个三十多岁，样貌凶恶的陌生男子一起。两人发生了争吵。

好友威廉姆是最后和女孩联系的人。凌晨一点，女孩曾打去电话，结结巴巴地诉说自己遭到强奸。很快电话挂断，手机即将没电，她许诺回家后再打来。

但妹妹再未回家。三个月后，她的尸块在偏僻的池塘中被打捞出来。

这桩少女凶杀案长期占据法国社会新闻的头条。凶手托尼·梅隆很快落网，这名出狱不久的惯犯历经13次判决，犯罪记录种类繁多。时任总统萨科齐公开谴责司法机关不作为，引发近万法官罢工。

从2005年开始，杰西卡和蕾蒂西娅这对13岁的姐妹被送到寄养家庭生活，但不幸又很快降临，2011年8月，养父因性侵姐姐杰西卡，被捕入狱。

“（这在）法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伊凡·雅布隆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法国政权的三大支柱来说，总统、司法和媒体三方面都受到了这起事件的冲击。”

社会新闻与政治回响唤起雅布隆卡“反抗的情绪”：“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人们把蕾蒂西娅的死亡当作一场表演，蕾蒂西娅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具尸体，或者是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

雅布隆卡决定为此写书。与题材近似的非虚构作品《冷血》《对面的撒旦》不同，他对罪犯“没有任何兴趣”。雅布隆卡自问：我们究竟了解蕾蒂西娅多少，她是怎样的人？她虽然被编入维基百科，但只出现在凶手页面“谋杀蕾蒂西娅·佩雷”一栏。

“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把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仅仅归结为一个死亡或者一桩犯罪案件。”雅布隆卡说。他生于1973年，是巴黎十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研究儿童公共救济问题。身为犹太人后裔，他为“二战”期间遭到杀害的祖父母写过一部传记。

若说祖父母与蕾蒂西娅有共同点，雅布隆卡认为，那就是“他们都是暴力的牺牲品”。他在给姐姐的律师奥里维拉的信中写道：“同一种感情激励着我去为蕾蒂西娅写作。我渴望追溯她的生命：她的轨迹，她遭受的挫折，她为之奋斗的未来，一个陨落的生命经历过的不公和恐惧。”

因之而生的《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成书于2016年，获得当年法国美第奇奖和《世界报》文学奖。它被陆续翻译为十种语言，中文版提及：“蕾蒂西娅的遭遇并不独特，家庭的暴力、政治的非理性、司法的困局、媒体的虚妄、谋杀犯的野蛮，正在全球各地上演。”

在法国，两条骇人的数据是：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施暴者为丈夫、前夫或同居伴侣；15%女性承认，她们曾遭性侵或被企图性侵。

法语“Féminicide”专指谋杀女性，“有这样一种犯罪行为，就是因被害人是女性而去杀害”。雅布隆卡说，针对女性的大规模暴力可追溯至16、17世纪，近现代战争几乎将强奸女性当做武器。

“蕾蒂西娅事件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儿童虐待，一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两个现象存在了上千年。”雅布隆卡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蕾蒂西娅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正是这两种现象把她摧毁了。”

2018年3月28日，雅布隆卡在广州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语教师陈湘蓉担任翻译，她用两三天通读全书，有些“无法抽离”。作家说起写作过程中与蕾蒂西娅的“相遇”，陈湘蓉忽然不语，埋头抽泣。雅布隆卡始终微笑，轻拍她的背部。

“我认为灵魂是存在的。”雅布隆卡说，蕾蒂西娅不是“完全消失的人”，只是“不在现场”。“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她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因为她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或我们的姐妹。”

法国学者伊凡·雅布隆卡围绕蕾蒂西娅的遭遇，历经两年调查，完成了非虚构作品《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试图将蕾蒂西娅从凶杀案受害者还原成一个曾经鲜活、也未完全消失的女孩。（中信出版社供图/图）

盘桓不去的威胁

调查历时两年，雅布隆卡走访了女孩的亲友们，“蕾蒂西娅在他们口中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女孩”。

1992年，双胞胎在法国西部大城市南特出生，父亲弗兰克·佩雷嗜酒，沉湎于暴力，母亲西尔维娅神经衰弱。离异后某夜，父亲趁姐妹俩入睡，手持武器强奸了母亲。

父亲因此被判入狱五年，母亲每况愈下，因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

雅布隆卡后来见到了母亲，她每天服用大量药物，无法正常交流。“我感觉她的大脑已经死掉了。”在他眼中，这对父母分工明确：吓人的父亲，被吓坏的母亲。

双胞胎四五岁时搬去和奶奶同住，逐渐发展出不同个性：妹妹常躲在角落一声不响，老师和心理医生都很难让她开口；姐姐则照顾、保护妹妹，扮演母亲角色。

姐姐记得人们总在议论：她们的母亲在医院，父亲在“角落”，即监狱。父亲在狱中给儿童法官写信，请求对方协助双胞胎的教育。有关机构调查了这家人的状况，结论为“巨大的难题”。

1998年底，父亲假释出狱，和女儿一起生活两年。他遵守救助规定，找到一间公寓，双胞胎过得很开心。但是，她们的学习严重滞后，八岁还无法正常读写。儿童法官签署临时安置令，剥夺了双亲的监护权。她们是“身处危险的儿童”，被安置在儿童社会救助厅。雅布隆卡认为，救助措施颇为野蛮。

八岁至十三岁，双胞胎在神意护理中心长大，交了朋友，变得成熟开朗。双亲各有两周一次的探视权。父亲第一次来访时，因这个把女儿夺走的“官邸”暴跳如雷。探视只有两小时，他常带她们去附近公园散步，“表现得像个奶爸”。

童年居无定所，双胞胎只有彼此。“我会离开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但永远不会离开蕾蒂西娅。”姐姐告诉雅布隆卡。

2005年春，双胞胎开始寄养于帕特龙夫妇家。养母记得，她们刚来时，身上掉落上百只虱子和虫卵，怎样都洗不干净。雅布隆卡觉得这是种象征：“盘桓不去的威胁，侵袭女孩们的痛苦，而且不可见。”

养父是失业工人，经省议会授权成为家庭救助员。他连续收留六个孩子，还有55个周末或假期“中转”过来的孩子。他对双胞胎独断专行，检查成绩单和银行账户，阻挠妹妹恋爱。

养父不让父亲到家中看望女儿，父女通话得保持免提，他在一旁监视。父亲每三个周六才能接双胞胎出门兜风一次。某个大雪天，路况危险，他打电话给养父，请求破例让她们留下过夜，也遭拒绝。

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双胞胎都到南特酒店实习。姐姐在厨房工作，学徒期不大顺利，很快回到学校；妹妹则适应良好，从事服务和房间清扫，开始了社交生活。

不过，在那个秋天，即去世前最后一个秋天，蕾蒂西娅似乎陷入抑郁。琐事促使她和养父母争吵，抱怨老板，和姐姐逐渐疏远，不再睡同一间房。

年初，蕾蒂西娅写过三封“诀别信”，分别给一位朋友，以及男友。信件事关她的告别和遗愿，于她死后被发现。人们这才知道她早已表现出自杀倾向，谁也不清楚为什么。

在拉丁语中，“蕾蒂西娅”意为快乐。

“我在写这本书时感觉自己在写一出悲剧，这个孩子从诞生就已经宣告了她的死亡。”雅布隆卡清晰地指明谁该为悲剧负责，从重到轻是：暴力的男性们（生父、养父、凶手），贫穷的生长环境，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悲剧在那个晚上来临，蕾蒂西娅遇见凶手，跟他去了酒吧，在沙滩散步，最后回了他家。

凌晨1时，他把她送回南特酒店，下车后怒气冲冲地争吵。女孩骑摩托车回家，凶手开车尾随。离家50米的地方，她被绑架、杀害。

调查人员和雅布隆卡非常不解：案件发生最初几个小时，蕾蒂西娅一直跟随着罪犯，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雅布隆卡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蕾蒂西娅的一生中，遇到的男性基本是暴力、有控制欲的，他们把女性当作性发泄的工具，所以她遇到这个罪犯后，会觉得完全正常……蕾蒂西娅的死亡，也就是这个男性暴力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崩塌的正义，谁之错？

蕾蒂西亚去世前那个夏天，好友罗拉向市宪兵队提供了一份笔录：她看望双胞胎时，发现姐姐杰西卡曾遭养父侵犯。她把这件事告诉蕾蒂西娅，后者证实了养父对姐姐的举动，但称自己“没有让他得逞”。她们约好一起去控告，蕾蒂西娅没有赴约。

拉维奥莱特女士就职于儿童社会救助厅，自2008年起担任双胞胎的监管人，定期和她们会面。她把双胞胎约到办公室，询问她们是否也曾遭受侵犯。双胞胎只回答：“没有。”

救助厅约见养父，他断然否认。调查没有继续，养父禁止双胞胎再见罗拉。

一年后的八月，罗拉和姐姐的朋友茱斯蒂娜再次提出控告。宪兵队拘捕了养父。养父和姐姐在法官办公室对峙了七个小时，拒不承认罪行，只称和已成年的姐姐有过“恋情”。姐姐只能“虚弱不堪，如坐针毡”地描述性侵细节。那始于2006年，那时她才14岁。

两次控告间隔一年，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蕾蒂西娅惨死，她是否遭到同样的侵犯，自杀念头是否由此而生，都无法证实。养父为她代言，在游行中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作为“波尔尼克的圣人”“寄养家庭代表”，两次受到总统接见。

“人们将会明白，共和国总统是和一个恋童癖站在一起与性犯罪战斗。”雅布隆卡讽刺这个“帕特龙-萨科齐轴心”，“它表现为一种互相利用的策略，每一方都试图操纵另一方”。

总统的另一个策略是对法官施压。接见养父母后，他表示要亲自监督案件进展，惩罚刑法系统的“无能”。政客们把凶手称为“性侵累犯”，指责法官没能对其施以应有的司法监控。根据犯罪记录，前者并非事实。

发现女孩碎尸当天，案件初审法官马蒂诺和潜水员、宪兵、技术人员在抛尸的池塘各自忙碌。媒体很快赶来，摄像机和直升机将他们层层包围。

法官晚间回到家，打开电视，看到总统的抨击。案件带来的冲击、恐惧、同情都涌上心头，他对着电视机哭了起来。

2011年2月3日至18日，法官们举行了大规模罢工，自南特蔓延至全国。他们实际上没有这项权利，只是中止了所有非紧急审理。为纪念蕾蒂西娅，众人决定避免谴责和口号，只用少部分横幅声明立场：“崩塌的正义，谁之错？”

当时，《查理周刊》刊登了一幅漫画，总统被画成秃鹫，嘴里叼着蕾蒂西娅的手臂。说明文字为：“被一个野蛮人肢解，被一个腐食动物回收。”

后面几年，审判依次产生结果：养父被判入狱八年；凶手被判终身监禁，包含22年最低刑罚和安全扣留。上诉维持原判。

“蕾蒂西娅效应”在法院、监狱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中蔓延。教养处一位部门主任被免职。教养处在编人数、监狱收容数量都增加了。

“我们可以认为蕾蒂西娅案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局：凶手无期徒刑，国家最终认识到了它的错误。”雅布隆卡写道，“但是，伴随这些改进的也有刑法政策的僵化，它让监狱压倒一切，只考虑罪犯、无政府主义人群。谁知道在这些人类垃圾场中，我们不是在制造新的梅隆？”

如果我们知晓真相……

女孩下葬时遇到一个难题：为申请埋葬证，必须确定她死于哪个市镇。最后只能由法官出面解释：“她死于拉贝衲里镇和勒加斯波之间的某个地方。”

死亡证先于埋葬证签发，上面写着：“蕾蒂西娅·佩雷小姐的死亡发生在2011年1月19日，地点至今没有确定。”

太多真相无法探知。尸体浸泡在池塘两个半月，无法判断是否曾发生过性侵。凶手始终闪烁其词，一时承认强奸，一时称无意间撞死了蕾蒂西娅，一时又坚称一名同谋杀害了她。

2015年的上诉庭审中，律师奥里维拉讯问凶手，蕾蒂西娅最后说了什么。他答道：“嗯，‘晚安’，我们准备再见面。”“蕾蒂西娅在死前说的最后的话！”律师重复。

“如果这能让你高兴的话……”凶手回应。

雅布隆卡伤感地写道：“如果我们知晓真相，便会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于何时失去生命；我们只知道她差点不能下葬，她自己也不会知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谋杀发生于凌晨1点05至2点13之间。南特酒店老板的儿子安东尼听到了马达的噪音和开关车门的声响，从窗口看见女孩对着汽车里的人说话。

她骑着摩托车到了家门前的小路。关门的撞击声传来，姐姐和一个女邻居被吵醒。养父身着睡衣睡裤，拿手电筒出门查看，什么都没看到。

写到死亡那晚的情形，雅布隆卡失眠了。当时正值酷暑，三个女儿都去夏令营了，他写了几行字，决定停笔，“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写了”。他躺了下来，“就像杰西卡、帕特龙先生和那个女邻居一样躺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自己别无他法，就和数年前的他们一样”。

调查令他陷入悲伤。“我不能否认自己卷入其中，而且笨手笨脚。我们进行一项调查而能置身事外，并非易事。”他写道。

雅布隆卡第一次见到姐姐时，她25岁，经历了四次刑事诉讼，“依然很坚强，站得很挺拔”。她正常地生活，有工作、女朋友，经常旅行，“要把妹妹不能继续的生活也继续下去”。

不过，雅布隆卡在姐姐面前会感到窘迫。“因为我是一个男人，而她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给她带去了痛苦……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他反思道，“我投入于你们的秘密中去，我重新打开了你们的伤口，我询问你们的亲友，我试图揭示你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出现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己被表现出来、被解剖、被说明、被公之于众，这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书的副标题中，“hommes”既可指“人类”，也可指“男人”。这是一则双关语——“蕾蒂西娅，男人/人类的终结”。“如果男性暴力达到某个程度，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崩塌，那也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雅布隆卡解释道。

书出版后，雅布隆卡收到了大量信息和邮件，大多来自女性读者，诉说与蕾蒂西娅类似的经历。

“可以说，世界上有成百上千个蕾蒂西娅。我不仅是以历史学家的角度，也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写这本书。”雅布隆卡说，“女性遭受暴力依然是现实问题，不幸的是，现在我们还会遇到，在世界各地都可以遇到。”

（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