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者】不被理解的跨性别者：与母亲争吵半生，只为一个签名……

什么人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王佳宁不敢。

她没有违法，也不是逃犯。

作为一名跨性别者，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不一致，让王佳宁时刻生活在焦虑、自我厌弃以及外界压力之中。在她看来，结束痛苦的办法只有一个：做手术重置性别。

但，想要手术，要先获得至亲认同，而获得认同，有时意味着数年至数十年的漫长等待。王佳宁已等了14年。在跨性别群体中，她不是唯一在等的，也不是等得最久的。

王佳宁一直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

向陌生人求助的“女孩”

姐姐一定要帮帮我。”

2020年12月2日，上海地铁2号线，在旁人怪异的目光中，一个全身穿着粉色系绒衣，竖着齐刘海的姑娘，略带笨拙地向坐在旁边的两个姑娘，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她叫王佳宁，今年32岁。彼时，王佳宁刚刚结束了一场兼职，她替不知名的企业“充人气”，从早上6点半站到中午12点半，赚了50块钱。身边的两个女孩是她在这场兼职中认识的，她甚至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她们愿意耐心听她说话，这让王佳宁看到了一丝希望。

说服我妈妈同意做手术，只要帮我这点就行。”

在人来人往的地铁上，王佳宁将自己最大的秘密，一股脑地倾诉给了对方。

王佳宁是一名跨性别者，她的生理性别是男性，自我认知为女性。她希望两个女孩能帮助她说服母亲，在性别重置手术的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说，这关系到她整个的后半生。

“我内心就是一个小姑娘。我现在这样很难过。”

“我三十多岁了，手术一定要做，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

言语间，王佳宁一脸绝望。她已32岁，仍未有正式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为生。她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外表跟身份证性别的不一致：“像我这种情况，外表跟身份证不对称的，我到外面能找到什么正式工作？”

这已不是王佳宁第一次向陌生人求助，事实上，自2007年满18岁向母亲出柜的那一刻起，王佳宁为了重置性别，已努力了14年。

14年间，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王佳宁找遍所有她能够寻求帮助的人：其他跨性别伙伴、公益律师、关注跨性别领域的医生……这些人帮他打过电话、发过信息，但最终，这些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律师的微信被母亲拉黑了，不堪其扰的医生告诉王佳宁，“你现在这样我不敢给你手术”。

这一次，已无路可走的她，将希望寄托在了刚认识不久的陌生人身上。

陷入窘境的人生

王佳宁渴望堂堂正正做个女性，这份渴望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我从小就穿女孩子的衣服，从来不穿男孩子的衣服。”

王佳宁说，她喜欢粉色，平日里，总是穿着一套粉色的绒衣。她给自己留了长头发，还特意用剪刀剪了厚厚的刘海。在外面时，她宁可少喝水不上厕所，也坚决不使用男厕所。

对于王佳宁而言，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

王佳宁说不上自己关于性别的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小姑娘。

“我不喜欢男性。”对于自己的性别，王佳宁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份坚定让她从小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是单亲家庭，他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男孩子欺负，别人建议我给他做心理咨询，要50块钱一次，我请不起，他也不肯去。”王佳宁的妈妈说。

“谁小的时候不被欺负呢？”王佳宁说，她不愿过多提及儿时的经历。她更愿意从07年讲起自己的经历，那一年，她18岁，正式向自己的母亲“出柜”。

当时，还是上海某大学大一新生的王佳宁，坚定了自己“做女人”的决心。她每天穿着女装，背着女士包上学，悄悄自行服用激素类药物，改变自己的身体状态。

王佳宁的决心吓坏了母亲，她被母亲带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诊断，诊断书上描述她：性格内向，背女士包，一直想变性。同时，王佳宁还被发现有反复洗手等情况。

在王佳宁此后的病例里，她时不时会被记录有诸如反复洗手等其他表现，但要求变性的特点始终如一。

2018年，王佳宁被正式确诊为易性症。

王佳宁被正式确诊为易性症

在《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版中，易性症被描述为“渴望像异性一样生活，被异性接受为其中一员，通常伴有对自己的解剖性别的苦恼感及不相称感”，“患者厌恶自己的性器官，要求进行阉割手术的愿望是持续性的，求助无门时甚至自行阉割造成严重后果。”

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只读了一年大学，王佳宁就休学了。

休学后，王佳宁只能依靠低保和兼职维生。有时，因为性别不一致，她甚至连兼职都找不到：“一周被人耍好几次，按时去了，但人家不要我。”

王佳宁常年穿着一件粉色的裤子

生活的窘迫，在王佳宁身上一览无余。她没有什么合适的衣服，常年穿粉色绒衣，上下两件并不配套。刘海是她自己剪的，边缘部分很不整齐。

她总是不自信，每当遇到需要出示证件的地方，她都会下意识向人后躲闪。她怕人们从证件中看出端倪：这个拥有女性身材和打扮的人，身份证上的性别却为男性。

“手术一定要做，否则这辈子就讨厌了。”王佳宁说，这不仅是因为她心理极度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更是因为按照我国相关法规，只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才有可能变更身份证上的性别。

“做了（手术）身体好了，心态好了，调整身份证后，就可以好好去上班了。”对于手术后的人生，王佳宁充满憧憬。

但，性别重置手术有严格的实施要求，其中的要求之一便是在实施手术前，手术对象需提供“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并纳入病例。

在实操层面，相关证明要么是提供父母的签字文件，要么是和父母一起到公证处公证，王佳宁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坚决反对，无论是哪种文件，她都提供不出来。

无法动摇的反对

不出所料，王佳宁这次请来的外援，依然没有动摇母亲反对的决心。

王母说，她不怕王佳宁是否承受痛苦，她要“挽救他的灵魂”。

我是不会签字的。上天生他是什么样子，他就该是什么样子，他难道对上天不满吗？”

和儿子想要变性的决心一样，王母的态度坚决。

在和儿子长达14年的辩论中，王母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理论。她坚信，无论是从经济上、生活上还是王佳宁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上，王佳宁都不能变性：“他不像女孩子，男的怎么能像女孩子呢？”

她告诉曾帮助王佳宁说话的医生，王佳宁不工作，她没有钱为儿子提供手术支持：“他没有工作，现在要去做手术，手术费怎么来呢？”

她告诉来帮王佳宁说话的热心人士，王佳宁的痛苦并非因为易性症，而是因她从小就不正常，有精神上的毛病。

“他不是在你们面前这个样子，他在家里面，自理都不能的。他是有精神上的毛病，关键人家开药，药给他，他不肯吃。”

王母甚至收走了王佳宁从奶奶那里继承的70余万元遗产，以杜绝王佳宁拿到钱后，自行到国外做手术。

她说，除非王佳宁采取法律手段，否则她是不会同意把钱交给儿子的，“他身上要有钱（的话），马上用掉，给他多少就用多少”。

王母这样做，并非不爱王佳宁。事实上，她对王佳宁的感情至深。

王佳宁的母亲也会时不时给她发一些零花钱

尽管两人已经分开居住多年，她依然会买好菜，让王佳宁到家里拿，又或者时不时发给王佳宁100元、200元的零花钱。有时，她会发信息“鼓励”王佳宁，告诉她“不要怕”，也会时不时给王佳宁买几件衣服。

“她买的都是男装，我从来不穿男装。”提起母亲买的衣服，王佳宁很崩溃。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母亲的爱，越发让她感到窒息。

妈妈，我不懂，你为啥不肯放了我，我三十几岁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不要你做主了。”

在一次通话中，王佳宁情绪崩溃，反复请求母亲“放了她”。

王佳宁说，如果妈妈不相信手术治疗真得对她有利，她愿意再去找专业医生进行诊断，由医生来判断，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她。

然而，无论王佳宁怎么说，王母的回答依然坚定：“我接受不了。”

至关重要的签名

“有人曾经告诉我，如果我没有父母，我就可以自己做决定。”王佳宁说，“我不明白有些事情为什么孤儿能做，我反而不行？”

这其实是人格权中身体权和隐私权，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维钦说。“一般情况下，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权利自己为自己的手术签字，无需考虑他人意见。但性别重置手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行为，它牵扯着一个人的家庭、社会属性。”

对王佳宁而言，母亲的签名至关重要却又遥不可及

在2017年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出台的《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中，对性别重置手术的开展，列出了多个前置条件。手术对象不仅需要提供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易性症诊断证明、告知直系亲属拟做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还需要满足未婚、年龄大于20岁、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等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对于直系亲属的用词是‘告知’，而不是同意。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讲，规范并没有要求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一定要获得直系亲属的同意。理论上，只向直系亲属告知即可。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讲，医院如何才能判断手术对象到底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呢？直系亲属签字或配合公证，对于医院而言，可能是比较好判断‘已向直系亲属告知’的办法。”

吴维钦律师说。

“当然，我们说打电话、发短信也是告知。但对于一家医疗机构来说，的确很难判断接电话、接到短信的人到底是谁，甚至律师、法院也不容易判断。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医疗机构会选择从严把关。这就意味着，在实操层面，很多医院会要求手术对象必须获得家属的配合。”

发生在王佳宁身上的故事不是个案。

根据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在2000余份样本中，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在800余名已向父母表达了身份诉求的跨性别者中，近六成人表示，完全没有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任何支持。

激烈的亲情冲突

王佳宁和母亲间的拉锯战持续了14年。尽管争吵、冲突不断，但母子之间深厚的感情，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和沟通。更多时候，发生在跨性别群体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远比王佳宁的遭遇更激烈。

“我离家出走了。”在向家人“出柜”后，当时刚过18岁的“流光”独自一人，从老家跑到了成都，如今已在外面独自生活了近两年。

“流光”留着一头漂亮的长发，长相秀气，终日身着女装的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姑娘。她悄悄服用激素类药物，一步步让自己向心目中的样子靠拢，也正因为如此，她同样无法使用身份证件，只能靠兼职维生，日子过得辛苦又拮据。

“流光”也渴望用性别重置手术更换性别，但对于取得父母同意这件事，她不抱有任何幻想。她说，父母一步都不让。

苏颖和父母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她是从父母身边“逃”走的。在发现苏颖有变性的想法后，在外地读书的苏颖，被父母叫回了家中，并被没收了身份证。

发现情况不对后，苏颖连夜坐着长途大巴离开了家。她一路跑，父母带着一众亲戚在后面追。

逃跑途中，母亲声泪俱下地打电话哀求苏颖，希望能和苏颖见面，苏颖同意了。结果，刚见面没多久，她就被父母和亲人强行带回老家，反锁在了家中，苏颖只能再次想办法逃跑。

第二次逃跑后，苏颖再也不相信父母的话了。在随后长达2年的时间里，她躲在另一座城市中，和父母只通过电话联系，坚决不见面。

苏颖说，她那个时候其实年纪还小，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不和父母见面，一部分原因是她听说，曾有跨性别者被父母带回家后，强制做了“扭转”治疗。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被父母抓走，往往意味着强制扭转的开始。

2018年，因为长期穿女装并要求改变性别，当时已经成年的林可，就曾被父母强行送入了特训学校，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矫正”。

林可的父亲相信，林可只是被洗脑了。只要脱离了其他跨性别者，她就不会再要求改变性别。在特训学校里，林可被分入男生班，终日穿男装，并不被允许与外界联系，林可的母亲对外放出消息，声称林可已经自杀了。

痛苦的心理建设

事实上，父母试图“扭转”跨性别孩子，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的。

不存在所谓的‘扭转治疗’，也没有任何研究证明，跨性别者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改变性别认同。”

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方芳说，目前，医疗届已倾向于不将跨性别归类于“精神障碍”。

目前医疗届的趋势，倾向于为跨性别者去病化。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使用‘性别不一致’替代“易性癖”，并且已从‘精神障碍’移到了‘性健康相关障碍’章节，我们目前倾向于将跨性别认定为一个综合医疗问题，而非简单的心理问题。”

方芳说。

尽管在开展性别重置手术前，根据规定，跨性别者术前接受至少一年的心理、精神治疗，但方芳说，针对跨性别者的心理治疗，其实并不会设定任何有关支持或扭转的“导向性目标”。

“这个决定是角色自己要做的。我们做的其实帮助跨性别者理解性别对他们的意义，帮助他们一起面对内心的冲突，评估他们的情绪状态，最终帮助他们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明确内心的诉求，降低他们的痛苦。”

王佳宁在浏览跨性别相关的信息

在北医三院整形外科潘柏林医生看来，对于那些已经明确了内心诉求的跨性别者来说，扭转治疗甚至有害的。

“他们就是很坚定地要改变，对于这些跨性别者的心理支持，就是明确告诉他们整个医疗过程如何进行、如何取得家人支持、如何融入社会，而不仅是针对焦虑抑郁的干预。”

在潘柏林医生看来，强迫孩子参与扭转治疗，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家长。

我们经常要花大量的力气跟家长解释。其实，真正需要心理支持的可能是家长。”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开展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生，潘柏林曾不止一次遇到情绪激动的家长，或威胁或哀求，希望能够阻止孩子的性别转变。

一个比较容易忽视问题是，在跨性别者自己被性别焦虑所困扰的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的父母同样遭遇着强烈的冲击。

在这种情绪的冲击下，父母做出的决定，也许并不足够理性。

“无论孩子最终是什么情况，如果家属为此感到痛苦，那么他们也应该考虑接受专业的帮助。这就好比家里有人得了癌症，如果家属为此感到痛苦，那么他也应该接受心理疏导。”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方芳说。

让父母接受这个过程，有时不比跨性别者自我接受的过程简单。当已在多年前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白雨霏，试图将自己说服父母的过程总结成经验时，她发现，在那场持续了整整2年的劝说中，她的父母情绪明显的经历了5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忧郁、接受。

“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癌症患者，接受自己生病的心路过程。”白雨霏说，“一说就想让父母接受，这是不可能的，人都有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只是一切的起点

比自己接受过程更漫长的，是让亲人接受，比让亲人接受过程更漫长的，是让社会接受。

手术只能改变性别，其他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

白雨霏说，尽管在许多跨性别者看来，性别重置手术是一场重生，但手术之后的日子，并非一片坦途。

“我改了身份证后，还是吃了很多苦的。”白雨霏说，在性别重置手术前，她已取得了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位，但在更改身份证之后，她标有过去性别的学历学位证书，就变成了一个累赘。

使用学历证书，意味着被迫“出柜”，潜藏的就业歧视，让白雨霏的求职之路变得异常艰难。实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白雨霏直接放弃了使用学历，开始寻找那些不要求学历的工作。

在一次应聘服务员的工作过程中，白雨霏被骗到了一个夜总会，扣押了身份证，拉去做了陪酒。

三周后，白雨霏想办法逃了出来。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为何许多跨性别者在变性手术后，会自暴自弃，甚至选择自杀。

白雨霏曾在求职时屡次受挫

这样灰暗的日子，持续了整整2年。直到2012年，学校同意为白雨霏出具了学历和学位证明书，至此，尽管学历信息尚未真正改变，但白雨霏的生活，出现了真正的转机。

“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学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是不得更改的，除非确有错误。但如何界定确有错误呢？有的学校在跨性别学生更改身份证后，会依据学生新的身份证进行更改。有的学校则会说，这个学生在读书阶段的性别就是前一个，学校没有错误登记，也没有义务修改。这个规定是比较模糊的。”于丽颖律师说，2018年起，她曾帮助40多名跨性别者申请修改学历信息，只有7个人成功了，白雨霏就是其中的第一例。

从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到真正以另一个性别建立自己的生活，这条路，白雨霏走了整整8年。

如今，她已与父母彻底和解，找回了自己过去的朋友，又重新返回到跨性别群体中，为这个群体服务。

在白雨霏看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那场曾让她魂牵梦绕的手术，只是一切的起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佳宁、林可、苏颖、白雨霏均为化名）

来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