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地缘形势,农耕民族燕云十六州的失去,意味着长城尽入敌手,北方游牧民族随时可南下劫掠,且一马平川无险阻之地。北宋末年,金国南下攻灭北宋后,赵构在江南一隅仓皇立国,但是在国都的选择上,朝中大臣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定都临安,一派主张定都建康,但是最终高宗驻跸临安。
后人在审视南宋小朝廷的定都决议后,无不痛惜其偏安一隅,缺乏进取的的短视,但是就当时的地缘态势来看,南宋定都临安却是无奈的选择。金兵不断南下入侵,北方地缘接壤不稳,南宋的国防压力十分巨大,再加上立国之初民心不稳,江淮防御体系形同虚设,定都临安可以看作是权宜之计,但是南宋君臣却在此地安逸沉沦下去。
南宋立国之初定都之争
都城是一个政权的统治核心,决定了政权对于周边区域的控制以及正常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权兴衰的标志。在金军骑兵的穷追猛打下,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仓促立国,最终定都临安,不仅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更是南宋边疆防御战略的产物,无进取之心、消极防御乃至偏安一隅已经刻在了南宋政权的骨子里。
在南宋建立到绍兴八年之间,南宋君臣在建都问题上便争论不休,并且有着不同的建议和主张。政权建立之初,由于金军的威胁甚大,宋军在金军的铁骑下节节败退,应天府终究不是驻跸的长久之地,为了稳定人心并抵挡金军南侵,南宋必须迁都他处。建炎年间,在南宋统治阶级内部,关于迁都的争议便有三次,第一次争论的焦点在于坚守中原还是巡幸东南。
宰相李纲面对宋辽双方的军事态势,主张并建三都,长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这是在积极进攻的角度上考虑,但是宋军在战事上的迅速溃败,金军近在咫尺的威胁使得宋高宗急切下诏巡幸东南。在金军骑兵冲击之下,南宋君臣无法从容渡江,宋高宗选择驻跸扬州。建炎三年正月,金军南下两淮地区,击溃了宋军薄弱的淮河防御体系,并且企图长途奔袭生擒宋高宗,维扬之变后,宋高宗在群臣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瓜州渡江南下。
宋高宗临江驻跸后,长江天险便成为了南宋政权的天然屏障,这时,都城位置只能在长江流域选择。一开始有大臣提出定都襄阳,“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近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定都襄阳自然是为了以图复兴之计,但是当时的襄阳已经被勤王军兵劫掠一空,再加上远离江南,为南宋摒弃。
建康与临安建都比较
早在建炎元年,南宋行在移至扬州时,朝臣请求高宗驻跸建康的声音便日益高涨。扬州位于长江北岸,虽然为淮南东路首府,但是离淮河南岸较远,再加上背江防守便失去了长江天险的防御,控制江淮地区便有一定的难度,“扬州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一部分官员认为,既然要渡江自保,便应该阻江防御,建康无疑是最佳选择。
随着时局的发展,渡江后定都何处便成为南宋的核心问题。南宋虽然占据半壁江山,但是可供定都的地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建康,另一个便是临安。建炎元年七月,卫尉少卿卫肤敏便请求宋高宗驻跸建康,指出汴京遭受金人蹂躏,还都已经不再可能。建康乃是历朝古都,东南形胜之地,外连江、淮,内控湖海,并且将定都建康放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之上,“非保东南,无以为陛下之资,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南之势”。
但是高宗预感镇江以及建康等地濒临长江,距离前线太近,不够安全,便再度商议下一步地巡幸地方,这时,临安出现在了南宋君臣的视野中。当时大臣王渊提出意见,指出建康虽有长江天堑,但是江面辽阔,难以防守,如果金兵成功渡江,依然不够安全。但是临安却具备自身的地理优势,临安附近水网密布,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有利于抵御金军骑兵的进攻。定都临安,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建康与临安作为建都的不同选择,二者的区别在战略上是守江和守淮的不同。建都建康,长江便是前线阵地,而自古以来守江必守淮,淮南之地便是第一道防线;如果建都临安,那么淮南鞭长莫及,长江便成为第一道防线。就军事战略来看,守江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守淮可留中原之地,因此南宋建都临安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守的战略,表明了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缺乏开疆拓土,恢复中原的勇气和决心。
南宋定都临安的政治、经济背景
即便是众人皆认为应定都建康,并且建康作为江南东路首府,“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宋高宗依然决心迁都临安,除了军事地理上的考虑以外,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皇帝周全。
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官僚虽然各地都有,但是其家属都安置在临安附近,究其原因,无外乎临安远离前线,且金兵不易攻入。当皇帝将临安作为避险之地,各方士人乃至中原大族无不涌入,躲避战火,导致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
更为重要的是,临安是富庶两浙的中心,并且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漕运很发达。唐朝时期两浙之地一分为二,隶属于浙东、浙西两道,到了唐末吴越选择杭州为中心,控制两浙,随后杭州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广阔的经济腹地以及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建都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仅如此,在社会风气上,临安和汴梁有众多相似之处,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不仅富庶,还有美好的自然风光,由于宋代经济的发达,宋人自然崇尚奢靡,审美倾向也精致秀雅。当时的建康“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之,莫不为之而踌躇而凄怆”,宋人对建康的印象更是停留在满目疮痍之上。
除了以上的因素,建都临安,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临安靠近东海,即便金军突破了南宋军民的重重防线,宋高宗也可以出海逃跑。早在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桧就提出在入海口做好海道逃遁的准备,绍兴三年,宋高宗便将禁卫亲军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今国势危如累卵,而方且费国用造御舟乃于海上欲为避寇之计”。
自建安元年到绍兴十一年,驻跸临安终成定局。在朝臣的争议中,南宋的国防战略由坚守中原再到展望中原再到偏安江南一隅,足以说明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消极防御的地缘战略思想。定都临安之后,意味着中原故土就此恢复无望,此后再有北图之举,也注定是积重难返,事倍而功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