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颜光中：明代所有的“好书”
文|石鹿生
前言
中华五千年，华夏文化一脉相承，厚厚的头发堆积起来，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哲学体系。
至明末清初，中华儒文化的积累已然抵达了历史的高峰，儒家知识沉淀闪耀着智慧的光华。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广大读书人的家庭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宅第，兴起了儒家文化字板刻制之风：即以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木板为载体，在其上刻制儒家经典语录或记述儒家圣贤格言，用于家中摆设，以自勉或激励家人遵守儒家为人之道。
这些字板文化，可谓字字珠玑，无不是儒家智慧的结晶。对于今人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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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现藏有一套制于清代的儒家文化八屏字板。抚去灰尘，颇为惊艳。该套字板记述了宋明清三个时代一些理学名家或儒风大家的哲理思想，每一屏单独记载一个人物，总计八屏八个人物。
因此，该套字板每一屏都是独立成篇的启示格言，屏块之间可忽略次序。笔者试着分别予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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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儒家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上古尧舜时期，后经商周、战国等时期的启蒙发展，渐成体系。
再经秦汉、唐宋等时期的深入普及与壮大，到了明代，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巅峰。
儒家文化背后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上固然是一脉相承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尽然一致。
就明代而言，儒家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归纳为“慈善孝贤”文化。
没错，在明代的时候，儒家思想展现出了很强的民间传播性，儒家学人喜欢用一种被称为“善书”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慈善孝贤”文化。比如袁了凡的《了凡四训》，影响力深远。
所谓“善书”，简单地说就是劝人为善的文本，其形式包括书籍、格言、标语、家训、楹联、字板等，在民间广为流传。
明代“善书”文化，其核心价值思想当然是属于儒家范畴的，但它们又通常糅杂了道家、佛家的元素，经常通过佛教中的因果、福报等叙述方式，来传导儒家的“慈善孝贤”价值理念。
这个事儿也很好理解，面对市井社会，不加点强有力的精神噱头，如何吸引民间一般人士关注儒家孝贤文化并使之信服？因果相报，就是说服凡夫俗子的最佳噱头。
毕竟，古代劳动阶层可不会像读书人那样，从古时的四书五经读起，逐渐了解儒家文化的圣贤与伟大；他们需要因果相报的直接刺激，才能接受儒家孝贤文化的说教。
围绕“慈善孝贤”主题，“善书”文化在明代大行其道，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现藏的诸多字板，大多数都是明末清初的遗留物。
就像这套儒家文化八屏字板，最后一屏所载内容，即为明代“善书”文化：“颜光衷曰：兄弟生有先后，其原只出一身，观父母其顺，即在兄弟既翕时，怡怡友爱，一团和气，何幸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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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屏内容，大意是说：兄弟有大小，但来到人世的源头是一样的，即父母。
父母最大的如意或和顺，在于兄弟之间和睦有爱，这是让父母最感欣慰和庆幸的。文中的“既翕”一词，是古代常用词汇，意思是兄弟在一起。
很显然，这是一则劝诫兄弟之间要和睦的格言，但在此背后，作者想要表达的儒家思想主题却是“孝顺”：唯有兄弟和睦，才能让父母安心和顺。
所以说，这则“善书”文本，是典型的明代“慈善孝贤”文化。
我们再来看文中的“善书”原创人：颜光衷。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必定是明代很有影响力的“善书”学人，甚至是大儒级别的，因为根据明代字板文化规律，人们只会记录圣贤或大儒的格言，泛泛之辈入不了“善书”文本。
但仅凭“颜光衷”三字，我们借助互联网的帮助，虽然能搜索到此人的很多存世格言、警句（这也证明他的“善书”的确在历史上有很深的影响力），但就是无法确切地知道：颜光衷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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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明代儒学的时代特征，基本可以归结为“慈善孝贤”文化。
期间有影响力的大儒层出不穷，譬如陈几亭（陈龙正）、薛文清（薛瑄）、王阳明（王守仁）、袁了凡（袁黄）等，都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儒人物，他们从各自的理学或儒学角度阐述了“慈”、“善”、“贤”、“孝”等理念主张，为明代儒学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
那么，明代姓颜的大儒会是谁呢？
但凡是熟悉明代“善书”文化的学人，几乎不用任何犹豫，就会说出一个名字：颜茂猷。历史上的颜茂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儒，他的影响力之深远，尤其是在草根阶层所代表的民间社会，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个大儒。
颜茂猷，字壮其，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光衷”是颜茂猷的另一个字，现代历史学者对此并不算熟稔。为便于叙述，下文统一称颜茂猷为“颜光衷”。
值得一提的是，颜光衷的号是“完璧居士”，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熟悉历史典故“完璧归赵”，说的是战国名相蔺相如，将完美无瑕的和氏璧完好送还给赵王的故事。
没错，颜光衷取名号为“完璧居士”，就是寓意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完美指的是人格意义上的，简言之就是在为人道德层面，以完美要求自己。
可见，颜光衷立志做一个劝人为善的大儒，他是下了很大的道德决心的。
颜光衷的生猝年份无历史记载，据推测，他终其一生，大概活了六十岁上下，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地方乡绅的身份在世的，如果要在乡绅后面加一个头衔的话，那就是大儒，即学者那样的人。
1624年的时候，颜光衷考了个举人身份。举人没什么实际的功名利禄，所以他还是个乡绅。
当然了，后来颜光衷也是考中过进士的，所以称他为进士，也没毛病。但有两点因素，让他的进士身份不怎么值钱：
其一，颜光衷考中进士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两三年，即1634年，所以这个进士功名没给他带来什么利禄，他终究还是个乡绅。
其二，颜光衷的进士功名，是崇祯年间的皇帝朱由检特别赏赐给他的，不在常规科举录取范围内。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代科举考试，一般从四书五经范畴内，出二十道题。因为都是作文题，考量比较大，一般公共考题只有三道，考生再另外选答四道题即可，加起来七道。
但颜光衷比较有个性，又或许是他累积了一辈子的学问实在太丰富了，不考不快，所以他在晚年参加殿试的时候，一口气答了二十三道题目，甚至超出了试卷题目，自行加了题。
本来在正常的进士录取范畴内，优胜者都被录取完了，没有颜光衷的名字。
但明思宗朱由检一看颜光衷的考卷：“不得了，这位老生答了这么多题，虽然考得不怎样，但这种态度应该嘉奖！“所以皇帝大笔一挥，特诏录取颜光衷为进士，而且名字还排在正常考生第一名之前。
就这样，颜光衷成了进士。但这种特例加上去的进士，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所以颜光衷十多八九也没太当回事，更没有借此去当官任职。反正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这个进士功名，权当是他大半辈子修来的安慰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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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光衷虽然一辈子都仅以乡绅的身份在福建活动，但他给晚明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却非常深远。
像他这种偏居一隅，自学成才的学者，能在明代“慈善孝贤”文化领域掀起波澜，足可见他有多么了不起。
大概就在颜光衷考中举人身份那一年，差不多在他四十五岁前后吧，他在家乡发起了一个以劝人向善为宗旨的民间文化组织“云起社”，参加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数也是本地的乡绅或读书人等。
这个组织的劝善模式大抵是这样的：通过撰写各式各样的“善书”言论，并开展一系列劝善活动，呼吁大家都来向善、劝善，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从地方影响至全国。
目的就是要让整个大明社会形成人人向善的风气，从而成为明代“慈善孝贤”文化的标杆。
颜光衷关于“云起社”的设想，听起来很书生气，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足够伟大。
就在颜光衷时代的前一百年左右，在欧洲，有一位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乌托邦》，提出了在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设想。
后来我们知道了，乌托邦的设想虽不现实，却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堪称伟大。颜光衷的“云起社”，何尝不是如此？
不管怎么样，颜光衷通过发起“云起社”，确实也产生了不少理论成果。
譬如，由他和其他组织会员共同撰写的劝善文献著作《云起集》，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更是被传至日本，对日本江户早期的社会启蒙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颜光衷本人还通过语录等方式，写下了另一本旷世“善书”著作《迪吉录》，在慈、善、孝、贤等多方面阐述了他的“劝善”理念，对明代社会乃至后世都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
目前，存世被发现的《迪吉录》古籍，包括崇祯十二年（1639）刻制于古闽福州榕城书林的版本，很显然，这就是颜光衷时代的原始版本。
此外，日本江户早期的儒学家中江藤树，著有奇书《鉴草》，但后来人们发现，该书的很多内容，直接取材于颜光衷的《迪吉录》。
作为以宣扬“慈善孝贤”文化为己任的晚明大儒，颜光衷的“善书”及相关思想语录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和思想十分丰富。其中，他的“劝善”思想影响力最突出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孝顺”思想。前述字板载述的颜光衷关于“观父母其顺，即在兄弟既翕时”之观点，即为明证。
此外，颜光衷还曾提出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孝顺思想：
比如说为人子女，如果平常不注意言辞，一旦习惯了对父母语言粗率，就为“不孝”埋下了种子；
又如，他说不要“记怨”而“忘恩”，父母不是完人，一旦有所过失，如果做子女的积怨在心，就不可能孝顺。
颜光衷提出的这两点，非常了不起。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种现象，不论在古代还是当今，在不少家庭中都非常普遍，普遍到很多当事人自己都忽视了。
而看到颜光衷在这方面的警示，相信很多当事人都会有感而发，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待父母的不足或过失。
颜光衷还说了：“天下哪有不孝的人？”
意思是说，每个人的骨子里其实都是有孝亲的意愿的，只是往往疏忽了心志，或方式方法不当等。所以他说：“再不孝的人，听到别人说他不孝也会生气。
可见，人的本心都是孝顺的。“言外之意，孝顺这种事，也是需要引导的。这就是孝亲“善书”的存在价值。
其二，颜光衷极力主张“戒淫”。这一点主张，在儒家价值文化中本不算突出，但颜光衷指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戒淫这种事，要从青少年抓起。
他说：“少年欲心不可起, 更不可纵, 涉及一生前途命运。”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说过于纵欲，影响一生，所以少年时期就要正确引导。
颜光衷又说：“少年欲心。何所不至。譬如口腹嗜味。愈纵愈狂。力自简制。则味淡将去矣。”
意思是说，少年的淫欲之心，如不约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像贪求口腹之欲的人，越吃越贪吃。如果努力控制，这种纵欲之心就会慢慢减弱。
颜光衷的“戒淫”观，跟佛家的“戒欲”理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颜光衷的主张，核心在于反对纵欲，而不是断欲，所以说，十分了不起，合情合理合乎人伦。
其三，颜光衷对为官之道也有精彩表述。他主张做官的人，不能为子孙考虑太多，否则反过来祸害子孙。
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果当官的人总想着为子孙谋福利，就算获得了不义之财，终究是祸害，即“留怨债与子孙，非所云福也。”
不得不说，颜光衷的为官“劝善”之道，也是颇有先进性的，永不过时，很适用于当下的一些为官者。
总之，颜光衷从一个乡绅的视角，看透了人生在世的种种奥妙，在这点上，他堪称一个杰出的古代哲学家。
而他反过来能从这些参悟中，引导人们走向“慈善孝贤”，拥抱儒家价值精神，可见在他心目中，儒家文化是有着济世救人的作用的。在此意义上，颜光衷无愧于明代一代大儒的历史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