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妈妈、哥哥、女儿、那个班,只有做了三年“胡同王”的我。
母亲的三尺讲台,从18岁站到28岁,从她出生的小镇,站到父亲所生活的小山村。母亲说,当年的黑板是木板上刷层黑漆,老掉块;教室的窗户,是土墙上挖几个窟窿,冬天用泥巴封住,老是冷;教室没有桌子,凳子都是从山上挖来的树墩,可笨重;上课从来没有全员过──总有孩子被大人拉着下地干活儿,可心疼。
问她为什么半路回家种田,母亲背过身:“你爹病着,我一个女人,拿啥养活你们仨啊?”
哥哥是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尺讲台,从23岁一直站到现在,从普通教师一直做到管理阶层。哥哥的讲台在城市,哥哥教的学生都会用好几种外语和他开玩笑,哥哥常因听不懂闹笑话。哥哥最大的骄傲,就是每年春节都有学生登门拜访,这让邻居极羡慕嫉妒:“你门庭若市,看看我们,门可罗雀呀!”
曾经,哥哥有很多外调机会,教育局要,党校抢,可他就是舍不得那些孩子,一句“我只会教书,别的干不了”把我嫂子气得晕头转向:“整天吃粉笔灰,有啥好?”哥哥不紧不慢回应:“嘿,为人师的好,只有咱知道!”
我的三尺讲台在郊区,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镇上第一家幼儿园。刚入园,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很多老教师说起已毕业的孩子,会伤心落泪,后来才懂得,那些可爱的孩子,不知不觉已成为每个老师生命的一部分。
曾无数次,被淘气的小家伙们气哭,又无数次被他们感动:拉着我的手向父母高调炫耀:“快看,这是我老师,漂亮吧?”家长们总会笑容满面说:“漂亮漂亮,快和漂亮的老师说再见。”每每这时,孩子们都会扑上来,要亲脸要摸头,我蹲下身享受着热烘烘的爱,心都成了热油锅。
因听力原因,我告别了三尺讲台。时隔20年,那些可爱的宝贝仍萦绕在我梦里、笔下。
等到女儿懂事,我常逗她:“长大想干嘛呢?”小家伙胸脯一挺:“当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像舅舅那样,有好多学生!”
经济快速发展,可选择的高薪岗位越来越多,女儿还是执拗地选择了三尺讲台。下班回来和我说起她的那些“淘气包“,尚没结婚的她一脸母性的光彩。
这学期,女儿被调到另一个班任教,每到课间,以前的孩子们都会跑到新教室门前,拍着玻璃窗大声叫喊:“老师!老师!”打开门蜂拥而入,抱腿的拽胳膊的哭成一片。
“前不久有个脑瘫孩子转学,和父亲一直在外面等到我下课,只为能送两朵自己做的花。女孩儿自始至终躲在父亲身后,没说一句话,直到离开,才突然回头给了我一个飞吻……”女儿说这话时,哭得像三岁孩子。
那是爱的回报,是为人师者最大幸福,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