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大学冯天丽写的《草木十二韵》本书有四季、黎明、颜色、万物、相思、坡、山居、味道、传说、人类、
这些物种,如她所述:“有的滋味鲜美,有的五毒俱全;有坐享其成的腐生和寄生植物,也有主动出击的捕虫植物;有的是古老孑遗的活化石,也有的是人为杂交的园艺品种;有的是我国特有,有的遍布世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美丽的名字反映着人类在探索自然时产生的智慧和诗意,付出的心血和永不消泯的好奇心。”作为非中文系出身的作者,写出内容极为丰富的《草木十二韵》,十分难得。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却以一己之力,实质性推动了博物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中重点是博物和对韵。
首先,现代中国人不大博物,更愿意在人工世界中徜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对一部分研究生、学者的真实写照。打个比方,博士A说,我认识世界上的所有植物,不是草就是木。博士B说,那算什么,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物种,都是“东西”。农民不得不再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当然是笑话了。不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在对于知识界也许是奢侈、过分的要求。在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中,最不重要的便是古老的博物,称某科学家是博物学家,仿佛不是表扬,而是种羞辱。
其次,现代中国人一般不作诗,写文章不讲韵律。采采芣苢、蒹葭苍苍、杨柳依依、自牧归荑、桑者闲闲兮……传统诗歌非常有画面感,读起来也有一种特殊的美的韵律。公元前数百年,中国人就能写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句,令今人汗颜。中国古代诗歌分古体诗和近体诗,前者不要求严格押韵,而后者要求严格押韵。历史上,汉字写法有变化,发音更有变化,大致经过了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三个阶段。律诗成于唐代,以中古音为准,讲究四声、平仄、对仗和押韵。《广韵》将汉字分为四个声调,所收的平声字(又分上平和下平,也叫阴平和阳平,对应于现代汉语的一声和二声)均为平声,上声字、去声字、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消失)这三者都是仄声。今体诗要压“平水韵”,用平声韵。总而言之,作律诗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过去,下至幼学童蒙,上至大儒重臣,甚至帝王,都对博物和语文感兴趣。县令陶渊明、知州苏东坡、转运使辛弃疾生活有情趣,作得一手好诗文。反观现在的部分官员,只会说套话空话。
再说回博物。百姓博物,服务于日常生活,却未留下多少文字记录。文人特别是帝王博物,则是另一番景象:博物附着生活,同时又是一种特别的休闲。梁元帝萧绎写有《药名诗》:“戍客恒山(常山)下,常思(苍耳)衣锦归。况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雁来红)蜡烛(烛烬)凝花影,重台(玄参)闭绮扉。风吹竹叶袖,网缀流黄(硫黄)机。讵信金城里(李的一种),繁露(落葵)晓沾衣。”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萧纲也写过《药名诗》。萧绎还写有《草名诗》《树名诗》,无特别文采却也算好玩。除了这兄弟俩外,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也个个博物,多才多艺,治国却糊涂。玩物而丧志?其实,并非博物害了他们,这类人本来就不该从政。帝国伟业烟消云散,诗词绘画反而永垂不朽,让读者觉得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
古代文人对文字自然是讲究的,对仗、押韵渗透于日常生活和娱乐,与博物配合得极好,“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如《镜花缘》第77回《斗百草全除旧套,对群花别出新裁》讨论对对子:长春对半夏;续断对连翘;猴姜对马韭;木瓜对银杏;钩藤对翦草;观音柳对罗汉松;金盏草对玉簪花;木贼草对水仙花;慈姑花对妒妇草;三春柳对九节兰;苍耳子对白头翁;地榆别名玉鼓,五加一名金盐;马齿苋一名五行草,柳穿鱼一名二至花。第82回《行酒令书句飞双声,辩古文字音讹叠韵》讲吃酒行令的要求:所报花鸟等名要生成双声叠韵;所飞之句,又要从那花鸟等名之内飞出一字;而所报花鸟等名,又要紧承上文,或归一母,或在一韵;所飞句内要有双声叠韵。作者李汝珍笔下女子的才情,体现的是作家的一种想象,却也部分反映了古代博雅教育的若干面向。在教育日益讲究速成、实用的今日,往昔的育人传统显得不经济、浪费时间。
散文、诗歌都讲究章法、格律,非中国文言文、旧体诗独特的要求。美国科学家、环境保护倡导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散文的语句:“Weabu,wemaybegintouseitwithloveandrespect.”带有很强的韵律,其中commodity与community押韵,形式与内容均形成明显对照。这段大意是: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土地视为属于我们的某种商品。倘若我们把土地视为我们也属于其中的某个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可能带着热爱和尊重来使用它。中文的意思很清楚,却失去了韵律。
学习一种语言,阅读相关文章,第一步当然是要知道大概意义,第二步则要在音韵、修辞上下点功夫,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现在的人,诗总在远方,“诗意栖居”是一种无法触摸也不想兑现的想象。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没工夫遣词炼句,细致考虑平仄、对仗、押韵等“小事”,自由诗取代律诗是大势所趋。按韵写诗填词也难免限制了思想表达。我想,《草木十二韵》用意不在于提供一种类似《声律启蒙》《笠翁对韵》或《广韵》《中华新韵》的韵字表以方便作诗,也不是怂恿学子吭哧瘪肚作旧诗,而是在于回味、复兴一种古老文化,重温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此,我另外想提到的是,倩丽并非纸上谈兵,她对植物有着真实兴趣,她实地观察、拍摄植物并亲自绘画。《草木十二韵》一书对数百种植物进行了描述,并按最新的APG系统做了分类,这对于传播新的植物分类方案颇有好处。APG指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组(AngiospermPhylogenyGroup)。即使在植物学界,一谈到APG,用惯了老系统的人也感觉头痛。过渡到APG系统,是早晚的事,赶晚不如赶早。但是,《草木十二韵》的用意似乎不在于植物学科普。科普,得先假定有一个科学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有人把它通俗化,解释给大众听。倩丽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科普专家,她做的事情并没有现成地“在那里”,而恰好是她的工作使高度分散的元素得以聚合,作为整体得以存在。比如对中文名、拉丁学名的解释,她做的是植物学家夏纬瑛《植物名释札记》和格莱德希尔《植物名字》所作的工作,而其中的植物绘画也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艺术创作能力。把这些工作解释成广义科普、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科普当然也可以,只是有点勉强。那它是什么?还真不好归类。我觉得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意写作,一种文化小品、自然写作、博物写作、艺术创作!令我想起日本作家有川浩的一部书《植物图鉴》和同名电影,其用意不在于科普,而在于通过植物表达爱情,提供一种新的自然审美案例。
倩丽善于学习,做事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在浪漫和理性之间游刃有余。倩丽不是一根筋的天才,从未显现出咄咄逼人的野心,她全面发展、平静如水,是生态共同体的好成员。她用梵文写了一首小诗《可能性在边界蔓生》,第一节翻译如下:
“我不是这所花园中最美的花,
但是我的存在证明了这里的多样性。
当我来到门前,门内的人没有拒我千里,
他告诉我前路艰难,也邀我共同前行。”
“多样性”,不多也不少,刚刚好。多样性支撑天人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丰富、可持续、有趣、好玩,是甚高的标准。
在这美丽的春天,谈一谈博物,谈一谈多样性,不好吗?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1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