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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女人】春风传意水传愁——女性话题的文学表达

像第一次一样支付

青春期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小说,名叫《荒唐人的梦》,他说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决定在黑夜里离开这个冷漠的世界。

正当他在大街上想自杀时,一个浑身湿淋淋、穿着一双破皮鞋的八岁小女孩拉住了他的衣袖,求求他去救救自己病得濒死的母亲。

这样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选择,他决定拒绝生命最终归属的理想之国的引诱,留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

“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女孩儿用一个弱者最没有力量的纯真,不经意间征服了一个看破红尘者。她自被苦难锁住了,却挽救了他的生命;于他,她是天使。

青春期之前的女孩,大多带着这种超性别的天使特征。除了天真烂漫、敏感多思、柔弱细腻之外,她们和男孩没有太大的区别。安徒生笔下六岁零三个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契诃夫笔下在鞋店学徒、给爷爷写信乞求回家的九岁的万卡,还有七八岁就开始流浪的孤儿三毛、不足十岁就在伦敦街头讨生活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在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对爱和温暖的渴求,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之外,没有性别问题带来的根本差异。

文学作品中,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大多出现在童话:七岁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七岁美貌就超过王后、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的白雪公主,六岁的小红帽等等,她们的美好天真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年龄,天赐的美尽管已经开始受到世事险恶的威胁,但她们的成长历险中还没有更为复杂的问题。单纯,是这个阶段的她们和描写她们的文学作品共有的特征。让人忍不住希望,世上所有的故事都能停留在善必胜、恶必惩的童话里。仙境的险恶、王后的嫉妒和大灰狼的凶残,与那些击穿人伦底线的野蛮力量相比,似乎都显得更可理解、更可预见,也更可防范。

小女孩变成女孩,分水岭应该是青春期。随着身体的变化,女孩更耀眼的美丽被唤醒,更鲜明的性别特征被激活,或叛逆或驯顺的性格也开始形成,尤其是,复杂微妙的女性心理特征也开始日益强化。在这个过渡阶段,很多女孩都从一本叫《小妇人》的书中受益。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家住新英格兰新区的马奇一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爸爸在前线,马奇太太四处打工照顾四个女儿。她们急于摆脱贫穷,但并不为此扭曲心灵,因为她们的妈妈积极乐观。当更多关于女性的话题不断集中于原生家庭的时候,美国作家奥尔科特这部经典作品能够提供积极的启示。

书中的四个女儿都有十几岁了,她们的自尊自强已经带上了鲜明的性别色彩。其中最惹人喜爱、略显泼辣的乔就骄傲地宣称:“女人有雄心、才华和美丽。我讨厌人们说:对她们来说有爱就够了。”

而深受这本书影响,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还有《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秉持的也是这样的泼辣女孩立场。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精准捕捉底层青春那饱满的生命力中蕴藏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借以帮助女孩穿过歧路丛生的生活荆棘和生理迷雾,找到一条向前的路。

在爱和婚姻带来的苦闷出现之前,生活之苦早已为女孩成长奠定了一个普遍的底色。而当青春期来临,成长的烦恼越来越多,关于女性的话题就会变得更复杂,相关的文学书写也变得更为斑驳瑰丽。

青春期的她们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写青春期的作品浩如烟海。仿佛长在原野上的玫瑰,也仿佛不断鸣啼的夜莺,关于人生这最美好阶段的芳香总是最动人心魄。美好的身体,不识愁滋味的昂扬,八九点钟太阳般的希望,与情窦初开,与相思滚烫,与“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干涉”的理直气壮融合在一起,总是能让人升腾起蜜糖一般的甜蜜、且由它放马奔腾的快意。尽情挥霍,不管是时间还是情绪,不管是好感还是爱恋,都是青春期应该有的样子。

萨冈《你好,忧愁》里十七岁的青春,叛逆、邪恶,充满对自我和所有既定一切的破坏欲;杜拉斯《情人》里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在炎热嘈杂的湄公河畔与来自中国抚顺的男人的放纵,对母亲、对兄弟刻骨的叛逆;《红楼梦》里十六岁就逝去的林黛玉的敏感多思、俏皮刁钻,还有那一番春日葬花的深情与无奈;《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让维特为之心醉神迷,乃至于自杀以示深情的19岁的绿蒂……青春逼人的女孩儿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又何止这些!

与这些相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像麦田里忽然长出来的“恶之花”,尽管作者一再宣称这是他“最纯粹的小说”,也尽情展示了自己冠盖群雄的才华,但无可否认,这样一本书搅动了既有的秩序,也击穿了男女两性书写的文学底线。当然,跟我们在新闻中遇到的击穿人伦底线的真实事件相比,《洛丽塔》毕竟是在疯狂想象和魅惑语言中展开的——它是审美的,不像被锁住、被强迫的真实,无情嘲弄所有以为进步和文明已然在身边的自以为是,无情打破所谓中产阶级安全感的阶层美梦。铁链拴在一个人身上,巴掌打在所有人脸上,耳光响亮。

王朔曾在2008年出版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断言,2034年前苏格拉底“一个肉体的屈辱死亡,给他身后千百万具肉体铸就了灵魂。”这断言是不是一厢情愿,如今或许可以一目了然。倒是钱钟书在智力密集的《人·兽·鬼》中以不世出的才华想象的一个画面,一个进化论、天演论之下的创世记,更让人感叹:在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的时候,上帝被进化出来了。而男人只是上帝在孤独无聊中的初次尝试,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然而,上帝很快就忙着去享受自己的成功了,也忙着嫉妒和羡慕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与陪伴了,真正的难题留在了男女之间。

在成熟男性目光的打量下,十三岁的洛丽塔早熟了,带着鲜明的性别特征,足以激发他全部的欲望。在恋童癖亨伯特·亨伯特貌似真诚的法庭忏悔中,他尽情展现了自己邪恶的忠贞与痴情。爱,以如此畸形的方式附加在洛丽塔身上,也让她变得变幻莫测起来。她完全无辜吗?她引诱了他吗?《洛丽塔》就这样与世俗伦理,与复杂人性藤蔓般纠缠在一起,给读者抛出了很多问题,关于青春,关于爱,关于诱惑和吸引,关于忠贞与背叛,关于性别的本质,这些问题让全世界的读者坐立难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让人坐立难安的。

莎士比亚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象。”不幸,亨伯特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的特征。在同类题材中,这本书有一种阴险的美,独树一帜的诡异罗曼史散发出来的毒云也从未消散。法律是要审判亨伯特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也是要拷问他良心的,尽管文学上我们欣赏他。但如果亨伯特在生活中,没有温文儒雅的外表,没有受过教育,尤其是还有点滴利益就可以收买的帮凶,该是什么结果呢?这问题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似乎是这种现实令人忧伤又警醒的文学回响。

写过超级畅销书《追风筝的人》的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也曾写下关注阿富汗女性故事的小说《灿烂千阳》。小说里,私生女玛丽雅姆和母亲被隔绝在山上,长到十五岁生日那天,她决定下山,去父亲的豪宅,那里住着他三个妻子、十几个孩子。她从来没下过山,除了母亲、毛拉和偶尔出现的父亲,她没有接触过任何陌生人。路上,一个赶马车的老人让她上车,还给她一块儿糖。她没有被拐走,顺利到达了父亲的家——谢天谢地。

当然,她有她的难题。因为她私自下山,母亲吊死在树上,她被迫远嫁一个比她年长十几岁的鳏夫,却没想到一直无法生育。在阿富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玛丽雅姆的命运从十五岁开始暂停、转轨,然后急转直下。社会、文化、父权和男权叠加在一起的力量,塑造了她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书中这样写道:

“那儿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或许,一个女性掩埋希望不可怕,怕的是无数女性都不得不一起掩埋。

妻子、母亲、情人、女儿:

被塑造的第二性

与青春那明媚的叛逆和忧伤相比,步入爱情和婚姻的生活瞬间变得浑浊和纠缠起来,文学对这个阶段女性的描写,出现了很多类似“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难题。鲁迅设想的结局是堕落、回来或者饿死,由此还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然而,如此一来女性就该拒绝觉醒了吗?显然不是。这种觉醒有时候如娜拉一样,被认清丈夫的品行催逼;有的时候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被晚熟的自我、迟来的爱唤醒;有的时候又如包法利夫人一般,由先天的妻性、母性不足决定,由后天的盲目和自私造成的伤害逼迫;有的时候是被张爱玲红玫瑰、白玫瑰的真相扎醒,被“小团圆”的南柯一梦惊醒;甚至有时候,是被偶然的邂逅和想要逃离既有轨道的冲动催生,比如《廊桥遗梦》和门罗的《逃离》等等。

女性在成为想要“自己的一间屋”的知识女性之前,已经有了无需教育和学习就被先天赋予的角色——生物学的角色,而这个角色与社会、婚姻制度、特定历史文化习俗、女性的自我定位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似乎总是能够反复印证那个振聋发聩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第二性》);也似乎能一再提醒,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自取灭亡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不只是一个人物,更像是一个影子,尾随所有人,温顺善良的女人也不例外。

对中国文学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思想解放而来的女性写作曾是文坛的热门,也涌现出了一批女作家,她们接续“五四”个性解放的接力棒,将张爱玲、萧红、丁玲、冰心、杨绛等女作家的开疆拓土视为先锋,将革命和启蒙、战争和孤岛等特殊文化氛围中沉淀下来的创作气质反复打磨,结合崭新的时代,火热的现实,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潮。尤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曾掀起一股女性文学的热潮。那时候文学探讨的话题,如今看来依然不过时。后来,女性故事日益被底层故事取代,文坛才不再集中关注女性话题了。到2020年所谓“女性主义元年”这一年,备受关注的“她力量”话题和“十大女性觉醒事件”,则更多是和新闻相伴相生,女性话题也日益变成纯社会学意义的了。

如今,女性的整体处境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女性的话题已经集中在更加文明化、全球化的层面,然而,引发共同关注、唤起共同情感的,还是那些更切近女性身份政治和基本权益的问题——这无疑是任何时代都会讨论的女性“元问题”。

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至今仍然如此。歌德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依然停留在纸上乌托邦阶段,诗人海涅把男性对女性的思念称作“永恒的乡愁”,也难免包含性别不平等的成分;而无论是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的风靡,还是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的再发现,都是女性话题经久不衰、历史与现实不断交叉重合的表现。

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作家张洁,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她被铁凝称为“孤侠”,被李敬泽形容为“对世界高扬着下巴,眼中有玫瑰和枪炮,卑微得如一粒尘土随时准备自我遗忘和被遗忘,注定奔跑、注定孤独的孩子”;她也被评论称为“狐”,被形容为“以血为墨”。

在当代文学史上,她曾用一声响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思想解放潮流做了一只报春鸟,让爱与婚姻与道德的问题变成了全社会热议的话题;接着,用《祖母绿》《方舟》等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女性觉醒和女性独立。她凭借《沉重的翅膀》《无字》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她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写尽了母女情深、相爱相杀。文字中的她,飒、爽辣、认真、直率、执拗、我行我素;她自尊、骄傲,也自我怀疑、自我拷问。她在披肝沥胆的写作中写下对情爱的深刻认知,对自我的无尽探究和无尽苛责,写下满含刻骨痛苦的知识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觉醒。

尤其是她三卷本的《无字》,用百万言写了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和枫丹,一家四代女人随时代、政治和各自的爱情颠沛流转的苦痛。而其中的吴为更是身兼情人、妻子、母亲和女儿四种角色身份。她投入地爱,刻骨地恨,认真地活,潇洒地疯和死,对这一番人世历练,她真真是做到了“骨可朽烂心难穷”(苏东坡语)。女性如她,且苦痛且快意,且孤独且闪耀。她是标本,是刻度,是疆界。

张洁那一代,与时代、与传统、与人和自我的关系,主调都是以抗争为主,因为物质匮乏、精神饥渴,因为时代逼人、生活迫人,不抗争不成活;而如今的一代,不抗争了,因为我们用以判断的信息增多了,所以也更清醒冷静,或者说更犬儒了;同时,绝大多数个体的自我选择更多了,自我空间更宽广了,于是,女性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往往以和解为主,飞蛾扑火和玉石俱焚都不属于她们了。她们失去了要打“一个人的战争”的那种力量感和悲壮感;她们寻找也放弃,挣扎也顺从,因而更安于性别派定的角色。

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

女性主义的写作整体式微之后,王安忆在一篇访谈中曾谈到:越是自觉的女性意识,倘若缺少真理的观照,缺少更高境界的理性自我的观照,缺少应有的批判,就越会隐入自我的谬误之中。这是对后来越来越卷的女性主义创作之路而言的,而广泛意义上的女性意识,总是存在着知行合一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女性感觉到了自身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也需要历史、时势、教育的辅助,需要男性的认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犀利地直陈本质:

今日她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们并非要求使她们的女性气质得到彰显:她们希望像全人类一样,在自己身上超越性压倒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给予她们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没有这两者的结合,自由只是一种欺骗。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更多的知识女性,骨子里都少了些惊世骇俗和快意恩仇,她们不想极端了,不想对立了,她们妥协了,也更中规中矩了。这是不是如莫言慨叹的“种的退化”我不知道,但蓬勃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生命力的确已不太常见,很多女性写作已经彻底汇入底层写作和历史写作的洪流里了。即便以女性话题为主的,对女性主义的认识也变得更为温和内敛了。

邵丽的《金枝》是新近出版的女性写作中比较惹眼的。她从女性的视角写家族史,写历史对人的作弄,写文化沉珂对女性的绑架和折磨,也写割不断的血缘与聚不拢的文化差异和阶层差异之间,血肉模糊的绞杀和疼惜,写阶层流动欲望下的女性野心和蓬勃的生命力,更写和解、原谅和体恤。整本《金枝》带着一种浓厚的中国家族文化气质,新旧时代,新旧观念,新旧阶层,在这样一部不长的小说里产生了特别的张力,一种女性写作者和女性意识主导下的文化张力。

《藏地白皮书》的作者傅真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斑马》,题材显得更特殊一些,关注的是白领女性的生育问题。原想丁克的苏昂意外怀孕,又遭遇胚胎停止发育,而且竟然连续发生了几次,这就激起了她本能中的“好胜心”——打算丁克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如今居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不能”。各种权衡比较之下,她来到曼谷尝试试管婴儿,由此开始了一场奇异的人生之旅。

在这个阳光从不肯示弱的城市,有一群不肯向命运示弱的女人;在这个宗教和世俗毫无界限的城市,有无数既虔诚又渎神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了母性般包容力的城市,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点缀着深情浪子的诱惑和犯罪者的冒险……生命被孕育的历程千难万险,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命运,而是生理命运——在生育难题面前,所有现代文化和文明都失效了,只剩下了古老的、赤裸的本能,她们于是徘徊在反抗和顺从、逃离和归顺的边缘,靠生理的蛮勇和对爱的呼应慢慢抵达生命的本质。至于斑马之谜,则包含着宗教庇佑、安全守护,还有语言、文化本身的可意会不可言传……

写作和生活一样,似乎人类目前可见的文明结果就是淑女绅士,就是温和地约束自己的欲望,小心地在既有的轨道上保持岁月静好,一如《斑马》中的苏昂。尽管现实中,其实我们距离这一切无限近又无比远——即便勉强戴上中产阶级的面具,无害而自求多福地与社会同行,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携手同行,还是难免突然撞见中世纪般的现实一角,惊呼居然还有与自己同时空的女性在承受这样的命运!

每当遇到这让人触目惊心又寝食难安的时刻,我们总是习惯于乐观地想象马克思给无产者的鼓励:面对旧世界,革命者都要一往无前,因为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一切旧的毁坏和新的创造,往往都在这样的时刻产生。同时,作为女性,也总是会想起,在思想者和革命者之外,马克思还是一个深情的丈夫,他和燕妮的婚姻被誉为“举世无双的结合”。他把冷静和理性留给了探讨婚姻本质的学术著作,而把浪漫和柔情融进了写给燕妮的诗与信中,字字句句都饱蘸着磅礴激情。尤其是那句“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读起来都能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般激动人心:

尽管书页数不尽,

我也能让你的名字把千千万万卷书籍填满,

让你的名字在里面燃起思想的火焰,

让战斗意志和事业的喷泉一同喷溅,

让现实生活永恒的持久的真理揭晓,

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那时,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

让宇宙啊,亿万斯年永远光芒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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