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刘东俊
雪乡不是地理概念。
祖父健在的时候，世界多了一记牵挂。哪怕在寒冬腊月小城的风中信步，高耸的帽檐下，一双不够明媚却也健硕的眼睛中流转着近视的风景。扑朔的北风刮疼了深陷的眼窝。明丽的或悲戚的阳光在脚下的雪窝子里闪烁，晃得脑袋生痛。恍惚的目光导致头脑一阵晕眩，晕眩中，他的音容笑貌潮水一般袭来卷去。自从具有时间观念以来，我就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打量这个退休后极少出远门的老人——高大至让人仰慕的身材，大长腿，腰大膀圆，活脱脱一个北方大汉。从五里地远，老乡们能清晰听到他钢铁般犀利的笑声。他坚毅无畏，从二十六岁做鳏夫至生命吐完最后一口气。成分高一生、形影相吊的他，也曾短暂远离这个雪乡，如现在的我逐渐短暂离别这个雪乡。但我俩离开方式迥异。他离开是为了治病，短暂逃离上苍给予他的种种不幸。
冬日的火塘，因我的出生，充满欢悦的浓郁色调。始建于一九七五年的老家旧舍，四间狭小的正屋，两间偏房。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牛栏。牛栏的门自然要外开，不可与“钟鸣鼎食”的营养间气脉相通。譬如霄壤，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从厨房到牛栏，均五十来步。牛栏南开时间并不长，发生在我家和李宝强大哥共牛的岁月，旋即转入背面的一间独屋。分牛之后，原牛栏改建为老人专属会客厅。
那时的雪乡充满了孩提的欢笑和家的温情。去客厅的一段百十见方的天井小院，尽管幽闭在村庄的孤绝处，最高端，却不失为一座烟火味道十足的清欢之所。老人的刚健善谈，我们学业的精进，母亲的贤惠开明曾是小村庄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眼望去，青山连连，绿水绕庄，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当雪乡落下第一场雪，村庄内外的鸟皆被打压羁绊在一望茫茫中。世界浑厚质朴，只容得下一种色彩，一种绝世横空的白。白的彻底，白的令人绝望，使人惊慌。我并不知晓鸟们的处境，只见到它们狡黠的脑袋在绝白的画幅中延展拓开。雪乡的每一寸土地上，臃肿的蚂蟥早已藏匿于深不见底的黑暗，一度横霸的兽类也冬眠于深山老林的猫耳洞。只有，活泛的小野兔、小鸟儿依旧出双入对，仿佛世间少有的雪乡活体。我习惯于在白茫茫一片中，细细观瞻鸟们的活动，只见小巧的麻雀羞答答地抻脖子仰头蹦蹦哒哒在雪地上做着一种觅食的动作。在我看来，雪乡并无半点种子颗粒，只有一个统称为白的事物。但小鸟依然执着，歪头探脑地梭巡，大有鬼子进村抢夺鸡鸭的架势。或许，那年代的我年岁太小，根本不懂一只鸟的孤独与执念。小雀每次行走一步，或跳一下，总会将细粉似的雪粒子带起来，弹到它们世界的大半空，摔下来，甩上去，再甩上去，再摔下来。鸟儿重复着，不知疲倦，但几乎绝望到窒息，也无半粒谷子露出雪面。晴天，或半阴天，或飞雪横绝的时光，有雀鸟直接低低地飞过廊檐，从正房的空缺口进入粮仓啄食。我就在想，雪乡一定有一个地方，叫堆着一望无际的鸟的尸首。在这么绝望的鬼天气里，饿殍遍野是鸟类的常态么？否则，它们也不会陡然冒了生死的风险逡巡在茫茫乾坤，站在绝望的边缘瑟瑟发抖。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我并不知晓物类是否有勇气、毅力、信念、信仰之类的东西。反正，如何这般，它究竟在冰天雪地铤而走险。无环保主义存在的彼时雪乡，小屁孩都念想，如若射死几只麻雀熬制个什么汤。麻雀就这样零星的，像上个世纪某段岁月除四害那样面临生死悬念，生之维艰。
晕不拉几的麻雀收到严寒的催逼，又面对顽童弹弓的扫射和背后袭击。我幼年便树立一种观念，背后开枪者算不了英雄好汉，顶多是趁冷子的勾当。我射麻雀，从不选择它脆弱的时候。倒是，在那雪乡的严冬，主动为雀鸟呈上一片爱心。我背着老人的严峻目光的搜索，在自家谷仓的底部，那个称之为漏斗的仓下，抓摸一星半点米粒儿或谷穗儿。从正房的谷堆，背着手踱着步溜达出门口，做一条抛物线的运动。旋即引来雀鸟无边无涯，叽叽喳喳。它们高扬的脑袋和欢快的觅食，是对我的冒失行为的赞扬。彼时从一种年轮的恍惚中，我发现了一个存在多年的谜底，鸟儿也有情。在春暖花开时节，它们集聚在后园的桃木李杏上，匍匐着，与啄木鸟一同为树木除去虫害，保一季收成。从理性的角度看，那时的护鸟行动正好迎合现今的生态主义构想。
某作家笔下支筛捉鸟的场景不会在雪乡发生，或是雪乡人的智商并未达到此高度。无风的夜晚，大被隆冬，火塘唱诗班一般成为村人的最佳聚集地。火塘的故事说不完。天使的，魔鬼的，妖界的，天上人间，老人信手拈来。我的好冲动的本质估计是遗传自老人，老人讲到前朝，眉飞色舞，眼神里都是大汉王朝的雄风豪气。刘邦的白登之围，武帝的横扫匈奴，被老人演绎得绘声绘色，好不精彩。直说我们大汉朝的后裔浑身上下都是一种皇家血统的高贵气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我们方为正统。老人的一大能耐是玩火，玩的精妙。他一手托着厚实沉重的劈柴，一手抓一把松针，混一起，啪的一声摁下打火机的油门。也是啪的一声，松针滋啦作响，打头阵的小木棍和一些干枯灌丛迅疾迸发出激情，扑闪扑闪，燃成一团熊熊烈火。那火焰顺着熏黑的屋檐升腾，升腾至半空，扬尘悬在接近屋顶的位置。上不上，下不下，正如人至中年的尴尬处境。一根铁索套在横亘的滚筒状圆木上，晃晃悠悠，一掉罐子的冷水在温热中预热酝酿翻腾，然后化作一垄垄蒸汽扑腾而上。三爷就是在这样氤氲的蒸汽里，借着火塘的热度熬制铁罐里的小黄豆。别看陆地上的它咯嘣咯嘣脆响，到了水中，雪水的海洋，却是泡涨了像一枚枚蔫不拉几的豆筋。在某些缺水的年份，或大雪封山的日子，它能够兑换一个个有滋有味的山里日子。老人并不认为三爷过日子有方，而是以为他压根儿就是一个贪嘴的长不大的他老三。老人和三爷是同一个爷奶的后裔，在他眼里，三爷长不大。或者说，他功夫再好，也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火塘里的灰烬还在闪烁，老人仍精神矍铄。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梳理着中国历史，但，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哪一个朝代入他的眼。当然，除了汉朝。他最习以为常的话语，有一段，我的印象最深刻。某年，大抵是民国初年，宗族修建刘氏祠堂。有一个人称四爷的人，挥毫写下一段精彩绝伦的对联，据说传了十里八乡。大意是说，东西汉里的东西都，东西皇城脚下的各十二个刘姓帝王。年幼的我并不能听懂其中的奥妙，只是隐隐觉出要努力成就一番学业，向老四爷致敬云云。在我那有限的匮乏的认知里，老人是最初的启蒙。他会在灰烬里，用松枝或随便的什么树枝，教我认字读书。简易的火塘，十几块大青砖垒砌的火塘不愧是一个知识的王国和常识的领地。二秃子、根么那几个无业游民几乎彻夜和老人交谈。再后来，我的某一个大侄子，竟然在偏房的客厅说出那句陈旧的泛黄的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老人的茶具多是从街上购置的，也有几部是从石家庄的街头巷尾出差买来的。在雪乡，那块巴掌大的地方，老人算是见过世面的长者和大咖。无疑，这也是我家能够成为众人云集之所的主因。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冰凌长的够一丈，兴味盎然的我举起棍子打冰吊子。那冰吊子可是壮观，沿墙角屋檐密密麻麻地分布。阳光下，明晃晃的玻璃体宛如利刃一道道闪过，逼迫成人瑟瑟发抖。老人早已躲进火塘，不分昼夜地烤火取暖，不分昼夜地宣讲他的故事。木棍不必太长，长了不好用；也不能太短，短了够不着。总是在矛盾中纠结着，徘徊着，行走着。当静静的并不具备杀伤力的阳光照在豫南高墙上，我的战果已显示出丰足的迹象。冰吊子，冰坨子，冰粉子，各种形态的冰雪构成在墙角屋檐集聚。有的时候，一不留神，冰吊子从袖口飞入袖管，从袖管落入身体内部。立马，像儿时转动的火钵子倒到头顶，浑身上下起的鸡皮疙瘩比汪洋的浪花还壮观。那一代人的童年，在我的雪乡，约莫如此度过。还有雪橇，自然不是北极圈内的玩意，或专为探险而设计，只是用一排竹竿并联在一起，如物理上的并联电路，结实地绑在一起。大一点的娃从背后一推，呼啸着，前面的娃疯狂滑翔，从高的起点到低点，做一条抛物线的旋转。没有经验的孩子必定摔跤，我倒是划出了经验，从未在冰天雪地里摔伤哪怕一寸肌肤。南山冈是溜冰滑雪的绝佳地，只是，风险系数高。它正对二妈家的屋脊，稍不在意，就滑到了屋顶之上，下不来。人家的烟囱从不寂寞，总有一丛丛烟雾升起，使村庄弥漫烟火味。刺槐树是乡村事物里的一道别致风景。当雪花停止，辅以外部的强冷空气，满树冰凌的形象最动人。最美当属乌桕树，秋天树叶已落尽，枝头支撑几枚洁白的乌桕子。雪花铺上去，雪粉落下来，远远望去，银装素裹的冰树好不壮观。还有一条，乌桕子是最原始的弹弓子弹，常在顽童的手中蓄势待发。啪嗒一声，射出去的乌桕子稳准狠地落在麻雀的羽翼与胸膛结合部。刀起头落，弹去雀亡。利索的乌桕子在雪乡的天空划过一道弧线，在孩童眼里堪称完美的弧线，旋即击中鸟的要害。有一年的深冬，雪乡徘徊着一群黑衣白腹的怪鸟。在我家，屋后有一片竹园，蓊郁的翠竹四序如一。此群鸟日日不散，似乎要占领这片竹林。也不知道出何居心，我开始记恨这些噪杂的鸟。终于，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时节，我掏出预谋已久的弹弓，对着某一只鸟的白腹部射出了一颗乌桕子。只听到一声惨叫，那怪鸟应声坠地。从我家的天井，它缓缓降落，吧嗒一声重重地摔在了中间的冰面上。一团红色的液体在白色背景里流动，黑衣下方淤积了厚厚的死亡气息。我的心陡然一颤，像被一种钢锯形状的东西刺痛。我感到害怕，这是我亲手屠杀的一只鸟。不久，从火塘听到惨叫声赶出来的老人连声叹息告诉我——斑鸠啊斑鸠，好鸟啊。我像个犯错的孩子，抬起沉重的斑鸠尸体，一步未停走向我经常掩埋活物亡灵的土坑。行了几遍注目礼，外加几声阿弥陀佛，我才离开了它的埋葬处。那时候，雪乡人笃信佛教，很少杀生。我破了佛的戒，真是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