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提起相机，作家用笔，画家用颜料，音乐家用音符，舞蹈家的体形一样，开始用照片说话。(莎士比亚)。
——王文澜永远别忘记镜头前面，是有生命的人
很多摄影者会说，周围没什么可拍的。实际上，可拍的东西很多，只要你脑子里有选题，你就永远有得拍。比如我有几个专题：《胡同》《爱乐》《肖像》《广场漫步》《民间体育》《自行车王国》等。不管在家里还是外出，白天还是黑夜，上班还是休息，随时随地都有拍不完的镜头。从小家到大家，从小事到国是，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不论去拍什么，都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拍，我们不能对周围的一切熟视无睹，我们不是握着机器的机器。通过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提炼出民间市井的影像“上河图”。
我常年骑着自行车拍摄自行车，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自行车。如果你想让人们惊讶一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自己不会骑自行车，好像你刚从19 世纪走出来似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骑着两个轮子，在紫禁城内兜风时所引起的神奇涟漪，早已湮没在自行车王国的巨大漩涡中了。
1984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有的家庭几乎每人一辆，全中国可能有近五亿辆自行车，平均约每两三人一辆。很难想象中国人没有自行车会怎样。当年，每个家庭里的“小皇帝”，几乎都是坐在自行车横梁上长大的。自行车就像一个个细胞，渗透到社会肌体里的每一个角落。 每当上下班的交通高峰，千百条小胡同里涌出无数辆自行车，大马路上的洪流又通过众多的立交桥汇成一条条气势宏大的长龙阵，这流动的长城，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吧！当你置身其中，会感到这像是在血脉中运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蕴藏着无尽的潜能，仿佛自行车也有灵魂、有脉搏、有呼吸一样。
1991 年，上海
农村的人们对自行车的想象力更是无穷无尽，一辆自行车上可以承载每个家庭所有的需求。艺高人胆大，各种产品的运输方式千变万化，自行车在他们眼里似乎是无所不能的，而他们个个都是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在城镇乡间的小路上进行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使你不能不把镜头对准这个大舞台。
进入新世纪，人们出行的选择越来越多，公交车、出租车、地铁、轻轨。骑车人的数量逐年下降，更多的人开上了汽车，自行车的功能由代步工具逐步转向休闲健身的时尚。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两个轮子快要被四个轮子湮没了。
当时我想自行车肯定会越来越多，够我拍很多年了。可没想到自行车越拍越少，以至于外国的摄制组看了我拍摄的自行车照片，问在哪儿还能拍到自行车流的镜头？我说再也看不到了。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从两个轮子演变到四个轮子，那些关于自行车的镜头就成了永远的记忆。
北京的胡同也是我常年关注的题材，成片的胡同被推倒、拆除、我拍摄的速度都赶不上胡同的消失，我是“胡同串子”，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拍照片，胡同的一切都使我着迷，我常想，没有胡同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呢？
1993 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罗丹代表作运抵北京中国美术馆
文字是有形语言，每一个字的位置，每一个词的使用，每一段落的组合，提供了细微奇妙的形象思维天地。书法使汉字成为艺术，我喜欢书法，每个字的结构变化都是活的图形，历代的字体演变，都是在打破旧的章法，继承合理的内核，取得新的平衡。行文造句的规律与画画的视觉语言可以融会贯通，尽管在大部分拍摄中我极力避免在画面中出现文字，生怕影响形象表现力，拍出说明性的东西，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发现文字在许多新闻场合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运用得当也能形象地表达问题，所以在采访中注意发现适合的题材，另有一番特色。文字是符号，在历史瞬间也会留下点睛之笔。
1984，北京，八达岭长城
摄影最不能急功近利，不管看哪类书，我最关注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文学中一些现代流派的写法，我也想读出相互的变化与异同。100 个人讲100 个故事，就像同时拍摄一个人，会有一百种结果，所以我也爱读人物传记。人生轨迹千变万化，当我们镜头对准了人，永远别忘记镜头前面，是有生命的人。
读书的同时我也听音乐，音乐是最抽象的语言，音符的演绎永无止境，很难想象听音乐和拍照片会有什么直接联系，实际上从音乐中获得的灵感会对瞬间的把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农村插队时，同学带去一台老式手摇唱机，听得时间长了，唱机的簧摇断了，几张古典唱片也走了音，我就用手指着唱片转着听，出来的声音遥遥晃晃的，现在想起来颇有“早期红色摇滚”的味道。听得依然陶醉，当时听音乐是一种寄托。
我不擅吹拉弹唱，不通曲谱乐理，但欣赏古典音乐确实成为我的精神需要，遇到挫折时，音乐的作用是神奇的。开始着迷音乐时只听好听的，后来渐渐走出感官阶段，着重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和乐曲诠释的横向来欣赏理解。音乐是无形的，却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只要听进去了，获得了感受，就是认识了音乐，所以摄影可以在音乐里找到理想的归宿。
1988 年，北京朝阳门外，在拆迁废墟中的老人
1976 年，河北，唐山大地震解放军奔赴灾区
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边听边看边拍边想，摄影是全天候。我是球迷，拍体育最能体会瞬间的差距，只有会看，才能会拍。排球比赛的平拉开、短平快、时间差在摄影采访中都能用上；《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在拍摄心理运用方面也有不同凡响；一块石料，除去不必要的部分，留下了艺术；取景框是摄影师的雕刻刀，删繁就简使我想起了剪发，剃头也是塑造过程，也是减法；拍摄时机的快慢早晚在于火候，烹调也是一样的道理，恰到好处产生色香味。
在对艺术的寻求中我似乎找到了节奏，人生峰回路转，一个人也要有起有伏，这种自觉的起伏进退，有张有弛，就像呼吸一样，呼是抒发，吸是充实，形成最基本的生存状态。长期积累是吸的过程，偶然得之是呼的体现，按下快门就是释放，偶然之中包含着积累的必然。
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未完成的状态上，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事件，都包罗在一个大的历史题材里。这么大的题材，一辈子也拍不完，我只能呈现一个摄影者的独特观看，力求在中国历史发展巨变的宏大交响乐中，演奏好自己的乐章。
摄影是瞬间的语言，首先拥有这个瞬间是第一位的
摄影作为瞬间语言，是区别其他艺术的重要特性，也是摄影价值的最终体现。现在摄影很普及，每家每户几乎都有相机，人人几乎拿着手机拍照，器材的日新月异，给拍摄带来随心所欲的惊喜，这使摄影变得太容易了，然而，摄影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容易掌握的东西，也最终容易失去它。你把镜头对准身边瞬息即逝的生活场景，既保存了珍贵的记忆，也留住了人类的历史。
你要拍好一个组照，你必须面对单张照片的挑战。拍好单张照片是每个摄影者的第一选择，如果你在一张照片里说不清楚，你也把握不了一个组照。如果你对瞬间没有信心，你就去拿摄像机吧，我不是电影摄影师，我不能扫射，而要说服自己，按一次快门就要有一次收获，坚定对瞬间语言的信念。
2013 年8 月22 日，北京昌平
一幅照片不动声色地放在那里，你说它像一幅画、一首诗、一支歌或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你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张照片。好照片在摄影记者一生之中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更充满了挑战。
1976 年唐山大地震，被埋压13天的卢桂兰获救
现在的摄影器材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我们手里的这些器材，不管是专业或业余的，都比国际同行的好，但是我们远不是摄影强国，我们只是器材的消费大国。我用过许多相机镜头，但最常用的是手机，这是我随身携带的拍摄利器。因为手机最便捷，能迅速地接近拍摄对象而不易被其察觉，不易引起反感，所以，现在我的很多的照片，都是通过手机拍摄的。手机是我观察的延伸，是得心应手的伙伴，拍到满意的照片还能快速发稿，同时转发给亲朋好友共享。互联网时代的影像语言和传统胶片时代有所不同，原来有精雕细刻的空间余地，现在面临激烈地竞争，首先拥有这个瞬间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谈得上精益求精。由于残酷的影像竞争与淘汰，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身边随时可拍摄的题材，长期进行深入的创作，经营好自己的影像“自留地”。
我拿起照相机已经50年了，当时的相机还是借来的，后来上山下乡买了一个8 块钱的华山牌相机，结果没有拍知青的生活，而是拍摄了不少华山的照片，如今风景依旧，世景巨变。所以当时用照片说话，说的空话、大话、套话多，有分量、有深度、有思想的实话少，所以摄影是遗憾的艺术。拍出一图胜千言的照片，毕生难求，但我们力争拍出胜十言，胜百言的照片。我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字，一组照片就是一句话，经过长年累月，每个月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半年就是一个中篇，几年就是一个长篇。
1981 年，北京西单商场，购买黑白电视机的顾客
对于我，照相机最好是多余的东西，我常听到周围的赞叹：“你的相机真不错！”盼望着什么时候，我能更多的听到：“你的照片真不错。”那就太好了，我的照片应该比我会说话，毕生所求，全是为了这个。
1980 年，北京，一群时尚女青年在公园合影
我们经历的跨越千年的新世纪是难得一遇的，也是许多外国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沸腾的大工地，每时每刻都上演着威武雄壮的戏剧，令世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作为中国摄影师非常幸运，我从个人的角度，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像历程。我们拍出的每一个瞬间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成为一面面时代的镜子，从中折射出每位摄影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考，最终形成充满力量与智慧的历史画卷。
邓小平会见《重访中国》国际新闻代表团1985 北京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