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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的——，甚至100年前的鲁迅，已经和那些“国学家”、“国粹家”们打了好几个回合。
《随感录35》。鲁迅直指“国粹”“国学”的核心：如果国粹国学能够救国保国养国，“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以至于“现在糟到如此情形”?鲁迅就是鲁迅，他毫不含糊地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随感录36》。“‘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心费力，因为他们的‘粹’太多……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
《随感录38》。即使失去了世界，我们越发地“复古，尊王，扶清灭洋”，并在其中培植出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并进而塑造出了不幸又可哀的“民族的劣根性”。有没有法子可以改变这样的情形?“五四”时鲁迅，倒是给出了一个思路：“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在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原文)，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以把那病毒略略羼淡。”
《随感录39》。对于“国粹”“国学”，我们喜欢引用鲁迅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而忘了他发明了“朝靴”论。“朝靴论”直击其来路与作用：“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这里，鲁迅在“现在”之后，还加了一个“将来”。
《随感录42》。说到英国人乔治葛来任纽西兰总督时的故事：与纽西兰土人很难说理，但如果用他们神话中的事例类比与其酋长交涉，一说就成。其实鲁迅讲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就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
《随感录54》。“国粹”笼罩下的“二重思想”：“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结论是“连根拔却了‘二重思想’”，不然，“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鲁迅的眼睛，始终盯住了现实，他看到“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随感56“来了”》);他看到“真正的人道……说了还要犯罪”(《随感61不满》);他看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而且“渴血”(《随感65暴君的臣民》)。
关键是那时的鲁迅对于青年与民族，仍然怀有着光明的希望。他“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随感41》);他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随感61不满》)。
鲁迅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并且“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虽然鲁迅有一颗热的心，可他自觉“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但是“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让他“冷”的文字反而成了《热风》。当下再读，觉得这些文字仍然热，且更热，因为那种“寒冽”不仅没有减轻，还……(《题记》)。
21世纪的现在，又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而且国学热又在成为时髦与“新潮”。重读鲁迅的《热风》不能不感慨系之，也就在落笔写下读鲁札记的时候，不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