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大人剧情介绍】漫长的道路：日本的性别差异与妇女解放

作者：陈燕(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3月8日是中国女性的节日，在日本，3月3日是传统的女儿节。从儿女部在《源氏物语》中描述的很多女性到现在，日本女性为了独立走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是即使在今天，20世纪的日本女作家、演员智组合者也表示：“历史是Hisstory。”她分解了英语“历史”一词，认为历史写的是男人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历史上曾有过女子天皇与小池天皇(690 -697年在位)一样短暂活跃的时期，但江户时代也有将军夫人决定幕府将军人选的例子。那也只是千年历史上的几种微光。根据2021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女性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仍然排在倒数第一位。

岁郑时代的新女性资料照片

1.不断逃亡的百年

在一千年前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一夫多妻制是深深植入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在受到父权压迫的情况下，女性只能顺从、忍耐和叹息。《源氏物语》中，向日葵姬是政治婚姻的受害者，与袁氏结婚后长期疏远，忧郁地结束了。根某爱上了父亲的非藤壶，这种不伦恋使藤壶受到了心中的责备，出家了。富丽堂皇的后宫，结局是任何女人都不避厄运。

一夫一妻制在近代发明后积极接近西方的日本明治政府1870年推出的刑法典《新律纲领》中，继承了江户时代的一夫多妻制制度，规定了妻妾平等的同父异母等(在五亲等等级属于隔代直系亲属或同代直系亲属)，拥有妾室的数量仍然是男性的地位财产之一，权势较高的日本男性乘坐马车带着一群妻妾在闹市兜风的场景是西方思想家。他在《劝学》第8篇中谴责了一夫多妻制。日本近代教育先驱、首任文部长官森艺，在《明六杂志》连载了4次《妻妾论》，谴责了日本夫妻关系中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隶的现实，指责“妻妾同居违背人伦大道，不人道”，并亲自起草了33660

但是，连福泽和刘基奇都只是主张女性在家庭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在福泽的《天赋人权论》中，女性并不具有社会权利。福泽在《婚期律案》篇文章中明确了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贤妻”。他没有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三礼仪作为日本合同婚姻第一人，承认夫妻双方的义务和夫妻产权共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强迫妻子像自己一样吃西餐，连吃一杯茶的机会都不给妻子。难怪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总为了摆脱他的控制而和别人私奔。

土佐光路《日本妇人论》垂直轴数据照片

1882年，为了向欧洲和美国证明自己进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日本政府艰难地决定从法律上废除与男人、妾、妻妾同居的法令。

抱着“觉醒”的喜悦，日本女性对附加在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上的男主人以外的女主人内的成分业模式感到不安，希望参加除女性以外的社会劳动。例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国木传读博的第一任妻子曹操圣信者不顾家人的反对，以逃避的方式与国木传单独结婚，但结婚后不到5个月就离家出走了。她的梦想是成为记者，但受到丈夫的百般阻挠，丈夫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贫穷和争吵打乱了家庭生活。

接下来，离家出走的女性面临着普遍的问题：“国家离开后怎么样了？”“鲁迅100年前揭露了中国女性的道路：堕落或回归。被称为“明治自治部”的下巴一叶，在小说《紫式部肖像》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阿官因丈夫的指责离家出走，但不得不返回，继续过着逆序的生活。(哈姆雷特。)现实中的嘴和叶子，义无反顾地走着。(这句话)她离开东京后，开了一家杂货店，糊口，空瓶重叠，24岁因病去世。她留下的卓越作品使她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成为日本纸币上的第一位女性人物。

1870年，日本盐昌使团去欧洲，得知那里的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接受教育，政府决定让5名女孩作为第一位女性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第二年，文部省决定创办女子学校。1873年，日本立法机关宣布妻子有权离婚。

1887年《十三夜》就婚姻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其中一句话是：“离婚也已经是一种奇怪的风俗，真的值得感叹！”。但是离婚事件集中发生在东北等贫困地区，当获得合法劳动力和后代的意图得不到满足时，男人提出离婚。女性要从父母那里嫁人，过着父权制的生活，离婚现场，父兄出面，重新被拖回娘家，生活在父权制下。这表明，在不发达地区，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但是大城市出现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自炊女子学校等更多的女子学校。

有趣的是，被妻子抛弃的国木战反而创立了《女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国木战独树一帜地这样说。“征用俄罗斯以来，我国女子的活动非常活跃，女子非常活跃。

明治末期，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女性终于有了集体就业的可能。比如电影《啊，野麦岭》所反映的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光景。1903年，缫丝厂的工头到山里去招女工，说进了工厂可以两天吃到一顿大米饭，业绩好时可以被奖赏一个豆包，一年能够挣100日元。一百多名穷乡僻壤里的年轻女孩翻过野麦岭，到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打工。结果到了那里，这群花季女孩被超负荷的劳动压榨，每天有十分钟时间吃一顿工作餐就能满足，同时被男性随意践踏，最终积劳成疾。逃离了男权桎梏的女性却未能逃脱资本家的牢笼。

2.“新女性”与“家庭主妇”

1910年，作家、评论家坪内逍遥作了一场题为“新女性”的讲演。1911年，女作家平塚雷鸟创办杂志《青鞜》，她以“元始，女性是太阳”作为女性宣言。1913年1月，平塚雷鸟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题为《我是新女性》的文章，“新女性”逐渐成为流行语。《青鞜》作为新女性的阵地，不断发表讨论新女性的文章。他们积极争取社会权益，同时破坏旧道德，为女性争取家庭内的权利，倡导自由恋爱。

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在“新女性”的概念出现之前，已经凭着书写短歌活出新女性的风采了。她的短歌让日本男子大为惊叹，第一次知道原来女性也是有情爱诉求的。而比她的创作更令人瞩目的，是她对个人幸福的不懈追求，在与诗人与谢铁干结婚后，她凭着丰厚的稿费抚养了12个孩子，让丈夫也吃起了“软饭”。与谢野晶子曾经写有《贞操论》一文，反对把贞操问题道德化，提倡新道德，提倡自由恋爱结婚。后来周作人把它译成中文，刊载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在五四运动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许多人，比如那些农业家庭中不能继承家业的次子、三子等（日本是长子继承制）脱离了土地进入城镇，他们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以报酬所得维持自己的小家庭。这种“新中间层”不断扩大，结婚率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传统家族模式逐渐瓦解，走向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这种婚姻模式附带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性成了“家庭主妇”，妻子外出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据统计，以东京为例，明治时代，东京贫困阶层的妻子工作率高达72%，而到大正最后一年（1926年），妻子工作率已降至9%。“家庭主妇”的角色起初也很受女性欢迎，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隔离模式标志着她们成了家庭的女主人，这样就能够摆脱男性的权力控制。在“新女性”的概念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反而是那些职业女性，比如电话接线员、护士、乘务员、服务员等会被世人看不起。一旦结婚，就回归家庭，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当今的日本社会。1980年，红遍各地、人气到达巅峰的日本女演员山口百惠急流勇退，彻底回归家庭。近的如上户彩、木村佳乃、工藤静香等，甚至嫁到日本的林志玲，婚后也处于完全蛰伏的状态。她们虽然也有各自的不易，但大体可以凭借优渥的收入过上向往中的平凡生活。然而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福泽谕吉资料图片

久而久之，这种回归家庭的模式让女性发现，她们在家庭中的劳作无论多么辛苦，却并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面对这种状况，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她的《父权制与女性主义》一书中认为，现代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这个场所实现了合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主张，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

日本在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女性仍然受到歧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职员类型大体分为综合类职员和一般类职员两类。所谓一般类职员就是辅助类职员，比如秘书、护士、看护、打字员、接线员等，这些职位就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据统计，2009年，综合类男女比例为9∶1，十多年后艰难达到8∶2；一般职位的工资不到综合类工资的80%。男女同工不同酬之外，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这个观念是日本的社会共识。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概有三类：未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女性；选择不婚的女性；守寡或离异的女性。因此成年女性始终面临的问题是：要家庭还是要工作？如果两个都想要，那么如何很好地安排生命的各个周期？重新进入职场如何面对低廉的薪酬？因此上野千鹤子2019年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向在座的女生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由此，很多人注意到了日本社会上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女性贫困。

3.女性贫困与“熟年离婚”

21世纪日本女性生存实态呈现出两个极端：要么牢牢抓住高薪岗位直到身心俱疲，要么与贫困相伴终老。女性贫困的话题在日本井喷式出现，近年来仅翻译成中文的，就有铃木大介的《最贫困女子：不敢开口求救的无缘地狱》（2016）、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编辑的《女性贫困》（2017）、中村淳彦的《东京贫困女子》（2021）、饭岛裕子的《日本女性贫困》（2021），等等。据NHK统计，2012年，在20岁到64岁即所谓“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32.1%。

在中村淳彦的调查中，贫困的女性大多转向看护行业以求改变命运。然而，即便是存在巨大需求的社会福利事业，80%的工作人员都是非正式员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且工资低。然而日本政府并没有拿出解决女性贫困问题的具体措施。

被誉为国民女作家的向田邦子在她的小说《隔壁的女人》中说：“‘自由和独立’，女人都喜欢这些词吧。因为不曾拥有。一旦结婚女人就两者都失去了。”从向田邦子的作品中，能看到她的内心对“稳定幸福”家庭的向往，但在书中她温柔地发泄着对男性的不满。

2005年，日本上映了一部电影，名字叫《熟年离婚》，它表现的是日本女性的真实境况和诉求。回归家庭的女主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丈夫温柔、体贴，一心一意照料家庭和孩子，但丈夫往往对妻子的付出心安理得，下班后常要喝酒社交，夫妻二人交流极少，感情基础逐渐动摇。于是，不满足于情感的缺失和丈夫的缺席，在可以分得丈夫一半养老金的法律保障下，许多日本女性在孩子成人、丈夫退休之际提出离婚，这便是“熟年离婚”。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丈夫，往往在离婚后健康每况愈下，最终成为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部分日本男性也痛定思痛，发起“爱妻协会”，以挽救得来不易的家庭幸福。

《熟年离婚》海报照片资料图片

4.寻求平等之路

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嫁得好被视为成功，不结婚则是失败的。为了扭转这种偏见，日本女性仍在不懈努力。

2003年，女作家酒井顺子带着自嘲的口吻，将满足“30岁以上、未婚、无子女”这三个条件的女性称为“败犬”，出版了她的随笔集《败犬的远吠》，结果引发热议。“败犬”一词甚至入选了2004年日本流行语。哪怕没有找到解放的途径，“败犬”却执着地揭示着自己的生存困境、意义和她们的呐喊，书写本身就是意义。

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以一己之力，曾两次将自己被强奸的事件诉诸法律，两次被驳回。她的艰难胜诉最终促使日本在2019年修正了强奸罪的量刑标准。她的胜诉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把“metoo运动”上升到了“wetoo”的高度，鼓励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抗对女性的伤害。

汲取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经验，日本成立了“自觉团体”，针对女性面对的每一个问题发起运动，成立女性咨询中心。上野千鹤子本人担任理事长的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则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她所倡导的女性主义，不是女性要像男人那样去行动，不是弱者要变成强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

如果女性劳动力化，对于如何解决育儿问题，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两种解决方式，其一是公共化，就是学习北欧福利发达国家模式；其二是市场化，就是雇用专职保姆或家政人员。

总之，女性结合自身的命运，再去将它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就更能触摸到他人和时代的疼痛。进而言之，日本女性意识到，男权制是敌人，但男性不是。成为男权制受害者的会是所有人。所以，在争取女性解放的路上，把男性作为同路人、战友、同盟者，携手最终实现“人”的平等，才是美好的愿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0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