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到杭州汽车票价】吴晓波：大运河的尽头

文/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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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华夏帝国的地图，在军事意义上，杭州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与黄河、长江、阳川秋无关，也不位于任何山脉或大平原的关口，更不是争夺天下的“咽喉”或“枢纽”。取它不足以遏制四方，失去的不是整体得失。今天，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安阳相比，被称为“七大古都”，与其他六个城市相比，地理重要性将最低。

这个不必要的角色给杭州带来了意外的安全。因此，即使后来修筑城墙，也不够高，无法承受战车和投石机的猛烈冲击。每次换人，杭州都是“顺便”占领的城市，大多数场景都是“一点抵抗，主动投降”。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轰轰烈烈，非常令人失望。但是杭州也意味着很少出现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百日围攻”、“人类常识”、“屠城”这些词根本没有出现在杭州的地方志上。说到这里，西安、洛阳等地可能会羡慕。

古代杭州的重要性在于文化和经济意义，后者都是京杭大运河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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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仅在37年(581-618年)前后是一个非常短命的王朝。对杭州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589年(概况9年)，隋文帝杨坚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将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全国共有241个州之一是杭州。其中一个是杭州，管辖唐、余杭、阜阳、盐官。

这是第一次出现“杭州”这个名字。

第二件事：590年，会稽人高智慧叛乱，将军杨素同情叛乱，他的部队在Yupoy地方渡过钱塘江。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渡口，两站在这一带建了“周长10里”的新城。唐的一里现在是540米，这个新城的面积约为1.7平方公里。

当时中原的城市建设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早在582年，高英和吴文凯就在280天内新建了首都大兴城。钱塘江边的这座小城不到一年就依山而建，从凤凰山南麓延伸到柳葡萄，占据了钱塘江南北内的交通命脉。

最初是驻军的军事城堡，完工后唐唐县的行政治理所从灵隐山迁移到这里，这是今后杭州市的早期形态。(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 (军队名言)。杭州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凤凰山时代。

唐朝诗人赵浩写了《西江晚泊》，其中描写了刘浦的样子。

茫茫的雾失去了西边东边，刘浦上村到处都一样。

第三件事：610年(大业6年)，隋炀帝杨光下令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部起点为郡，南部终点在钱塘江边的杭州。

这是决定杭州命运的工程。可以说，没有大运河，以后就不会有杭州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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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江都由西向东，南北之间缺乏水运的梗。早在春秋时代，吴国夫差就为北伐齐国挖沟，是运河的开始。之后，魏惠王、秦始皇、汉武帝、曹操都挖了不同长度的运河，但他们都是孤立的人工河，彼此没有联系。

604年，隋炀帝即位，开始建设东道洛阳。为了解决洛阳的粮食供应，征服南方地区，隋炀帝广泛征募民力，以洛阳为中心，向东连接淮北市、从南到五月、从西到关中、从北到柔江、黄河、渭河、汾河、亲河、淮河、沙河、淮河。

苏台这条大运河全长5400多里，是一个雄心勃勃、有顶层设计和展望计划的水利工程。从此，只有秦汉以来东西交通的状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中原文明从东晋渡河后开始出现南迁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逐渐转向南方，最终成为局势。

收养制因开辟大运河消耗了惊人的国力。在《隋书》中说“全国服役，开御道”，最终引起民变，东帝垂南顺，李渊在太原起兵，创立唐朝。晚唐诗人斐日休士叹息道：

路数这条河，到目前为止，可能死于千里莱通派。

这个巨大运河工程的最南端路段被称为“江南运河”，从长江南岸的京口经过金陵、苏州和杭州，总长为800里(323.8公里)，水面宽10多张，可以行驶皇帝南巡时乘坐的龙舟。

杨光被王毅时担任扬州总馆10年。他要熟悉江南的山形地势。大运河以杭州为南部终点，在战略上，

随着这条运河的开通，杭州的战略地位猛然凸显了出来，它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成为帝国地理上的一个重要枢纽，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

据史载，609年（大业五年）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杭州的户数有15380户，以每户4人计算，总人口约6.1万人，已然是一个中型城市。

隋灭唐兴，华夏帝国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杭州隶属江南东道管辖（治所在苏州），日常生活自然也平和安详。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录：杭州在贞观年间（627年～649年），人口已增加到30571户，到了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时，又翻一番增至86258户，约34万人口，成了一个东南名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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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的家仍住在武林门的运河边，每当傍晚，去河畔散步，可见岸石整洁，五步一柳。十多年前，运河的水到了丰水期还有点臭味，这些年已经完全没有了。今天在河边散步游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眼前的这条河流在当年对于帝国和杭州的意义。

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对大运河有段很精简的论述：

中央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是否能够将这一地区的物资迅速通过运河运输到首都通常所在的华北地区。……王朝的兴衰，都反映在运河的实际情况上。……唐宋以来，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南北大运河的沿线地区。

再形象一点的描述是，中华文明的钟摆原本是东西摇摆，自大运河开通后，改成了南北摇摆。而杭州就成了这个大钟摆的南部节点。

运河对杭州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内出现了十多个以桥梁为中心的商埠区，比如拱宸桥、大关、小河、湖墅、观音关和七贤弄等。商埠区是否繁华热闹，只要看桥的高度就可以了，桥越高，说明通过的船只越大，货运量自然越多。迄今还在的拱宸桥是杭州城里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98米，高16米，两端桥堍宽12.2米，它被认为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标志。看到它，就意味着杭州到了。

有河有桥就会有船。因为货物和功能的不同，就有了运粮船、运木船、运盐船、运沙船，以及烧香船、戏班船、迎亲船、丧葬船和收破烂的敲梆船。

船民在当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社群，杭州有谚语，“天下第一苦——摇船、打铁、磨豆腐”。船民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叫“排会”，领头的叫“总排头”。还有自己极其封闭而隐秘的宗教信仰，叫“罗教”（明代由一个叫罗梦鸿的人所创立），最盛时，杭州运河两岸有七十多个罗教庵堂。杭州罗教在明清时势力很大，总庵堂就在拱宸桥附近，上海开埠后，很多罗教船民赴沪谋生，就有了那里的青帮。

北宋时期，因为西北被夏占据，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断绝，朝廷就在南方的广州和杭州分别设立了市舶司，从事海外贸易，是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的丝绸、陶瓷、笔砚和茶叶等货物在杭州集中查检后，通过宁波港发运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家。而外商则在杭州设立“蕃坊”，进行种种的交易活动。自此，杭州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北宋时期的外贸交易量有多大，已经没有数据可考了，但从南宋中央政府的税赋收入来看，最高时居然占到了总收入的15%，可见这笔买卖对帝国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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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货两旺，自然又催生了“运河文化”。今日杭州的很多语言和习俗仍然带有很浓烈的运河特征。比如杭州人盛饭时不说“盛（chéng）”，而说“添”，因为“盛”与“沉”谐音，不吉利。当年运河人家嫁女儿，先上花轿再坐花船，到了河埠头上岸的时候，父亲背新娘子上岸，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提着水桶上去迎亲，男方就要大发红包，现在老杭州人还把新婚红包叫作“讨水包”。至于每年的端午，运河上就会赛龙舟，中元节则会在运河里放河灯，而到了农历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萨生日，人们又会在家门前的河边插上三支香。

当我写到这些陈年细节的时候，心里正飘过一丝淡淡的忧伤。它们都已经成为文字，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湖很文雅，投影了中国士大夫们与大自然“风烟俱净”的恬静共处，那么，运河就很世俗，世俗到很远就能闻到河床上的鱼腥和船民的汗臭。因而，古来无数人为西湖写下了像湖水那么多的诗赋词文，而对这条喧嚣非凡的大运河则视而不见，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点意思的东西，诗词更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不公平，你很难找人去说理，它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鄙视链”。

杭州因运河而兴，也一度因运河而衰。1900年之后，铁路兴起，传统的漕运迅速衰落，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很多商埠重镇——临清、扬州、镇江等，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高光岁月。运河对于杭州的经济意义也渐渐地消淡，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存在于记忆、照片、爬着青藤的旧街巷和若干个老杭州词汇里。

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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