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法制晚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陈品） 被称作“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著名作家麦家曾说：“我经常想，对隐秘战线，无名的英雄远比有名的多，我们发现的远没有隐匿的多。这是一个常数外的世界，神秘莫测，陌生传奇。”
张执一，就是这“常数外世界”中的一位。
带部队深入日占区，策反伪军倒戈；卧底国统区，说服国民党空军、海军、太子党（蒋经国部队）起义；破译国军作战密电、智取陆路军事部署图、江防军事情报图……
张执一的长女张纪生、儿子张海生接受记者专访
近日，《法制晚报》专访“黄浦江潜龙”张执一的长女张纪生、儿子张海生，回述这位传奇父亲的不凡人生。
被捕后用小学老师身份做掩护
翻看张执一过往的黑白老照片，脸型偏方、双颊饱满、发际线略高，眉眼间时常露出笑意，连带着嘴角也上扬。
今年69岁的张海生，陪坐在一头银发的大姐张纪生旁边，很轻易就能识别出他与父亲在相貌上的相似。
姐弟俩相差7岁，但衣着上透露着一丝默契：下身都是黑色裤装，弟弟的上衣是一身黑蓝色的格子衬衣，姐姐的花色外套里也穿了一件格子衬衣。
据姐弟二人讲述，1911年父亲张执一出生在湖北汉阳县的屠家湾村，原名张谨唐，家境贫寒，爷爷张勤松在轮船上工作维持家用，没有读过多少书。到父亲这一代时，家境已是小康，也有钱培养儿子读书了。
“父亲十五六岁时正赶上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共产党都在武汉号召年轻人加入，很热闹，学生比较容易被吸引。”张纪生说，父亲的几个好朋友当时都参加了共青团，但只有张执一被落下了。
张纪生说，因为父亲在家中是独子，再加上平时比较淘气，所以奶奶一开始坚决反对他参加任何活动，就怕他闯祸，“我奶奶脾气很厉害，天天盯着我父亲，谁如果介绍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都要找人家骂仗。”
然而，母亲的阻拦最终也没能挡住张执一的热情。
张执一在湖北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抗捐税，集合学校教员向当局索要薪金反对克扣，还创办刊物《江天》宣传进步思想。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这给自己带来了难以避开的危险。
1932年10月，张执一遭到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因在狱中拒绝在“反省书”上签字被多扣留一期。
“据说是他们的一个联络人叛变了，我父亲等人被抓捕入狱，在狱中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用小学老师的身份掩护自己，正好同支部的一个大学教授被抓了，表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同监狱的父亲侥幸逃脱。”张纪生回忆道。
就在张执一被监禁期间，他的父亲因被看守骗走卖地救儿的300块钱，绝望服毒而亡。最终，在母亲千方百计托人将张执一保释出狱后，他更名“执一”。
为掩护身份挂名钢笔厂副总经理
在张执一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上海、武汉、北京等地，但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中的成就。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张执一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党政军委会书记等职，策动武装起义。
因起义时机不成熟，转而被留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们通过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的吴大琨、董秋斯、冯修蕙、王楚良、沈知白等人，及时获取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并以编造的假情报，成功迷惑美国总统杜勒斯，为我军争取了大半年的休整时间。
他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开展工商、文化界以及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及情报工作，曾参与组织上海数万群众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游行示威，任该活动的秘密总指挥。
他负责筹办了多个党的秘密企业，建立了数条秘密交通线，为解放区输送人才、急需的药品、经费等等，还通过这些企业多方联系文化、工商界的民主人士，使他们勇敢地反对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呼吁和平。同时，他还分管“帮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后又兼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联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各项工作均卓有成效。
1948年秋，仅浙江四明山地区的游击武装就发展到数千人枪。中央曾一度决定以四明山为中心，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任命张执一为区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浙东支队政委，后因该支队划归华中解放军指挥部建制，张执一仍被留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
“在上海，父亲开公司、做生意、炒股票给党赚钱，买了很多根据地需要的药品送到山东根据地，”张纪生讲述道，过去中国国产最有名的钢笔叫“关勒铭”，当时这个厂的老板把整个厂都交给共产党，张执一在上海为了掩护身份，挂名厂里的副总经理。
特务排查“张胖子” 母亲不给单身照
在张纪生的印象中，童年4岁到8岁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刚到上海的时候，妈妈王曦就叮嘱她，要是别人问爸爸是干什么的，就说是资本家。
“我那时候小，根本不知道资本家是什么，他是什么样儿的资本家，经什么商我一概不懂。”张纪生说。
彼时，张执一和夫人、孩子等家人居住在上海江苏路21号的一栋三层小洋楼里，这栋小洋楼就是中共上海局机关的旧址，地下党员的领导就在这里秘密开会、传递情报。此外，小洋楼里，还同时居住着中共地下党员方行、王辛南夫妇和他们的家人。
张海生告诉法晚记者：“两家住在这儿其实是打掩护，方行夫妻俩都是上海本地人。这栋房子现在都还在，作为上海地下工作的纪念馆。”
建国后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摄于1951年）
据张家姐弟讲述，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知道了一个外号叫“张胖子”的共产党员，便开始在国民党管辖区域里做排查。
“查到我家的时候，他们管我母亲要父亲单独的相片，我母亲是从根据地出来的，有经验，就拿出一张全家福，说只有这一张，没有单独照过，你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国民党之所以要单独相片，是因为当年的拍照技术比较差，单人照片相对来说更加清晰，便于他们进行比对指认。张纪生接着说，“那时候国民党还是认为共产党员都比较穷，看我家里条件都还不错，佣人、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没要到单独的照片，他们也就作罢离开了。”
此外，张纪生还向法晚记者讲述道，“文革”时期，有人诬陷张执一在上海的时候是叛徒。
“我父亲当时就回击：‘我凭什么当叛徒，我不缺钱也没危险，干嘛当叛徒，我和国民党的人来往都是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战线上来，都是做起义工作！’把当时的造反派说得哑口无言。”张纪生说。
策反“重庆”号、林遵第二舰队等起义
在上海期间，张执一分管过外线工作负责游击队，又做过文化统战工作，但最令他得意的，则是在策反委员会担任书记的工作。为迎接大军渡江，动摇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张执一等人成功领导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如下几桩：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中吨位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包括舰长邓兆祥54人一并起义，“重庆”号开向山东解放区。
同年4月7日，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部队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对蒋介石、蒋经国震动极大。
随后，国民党军队的骄子伞兵三团在团长刘农睃的带领下，趁转移期间顺利宣布起义，并乘坐运输艇安全到达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伞兵三团起义无疑是在“重庆”号起义后给国民党军在战力和士气上的又一重大打击。
4年23日，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1200余名官兵、25艘舰艇在南京篱斗山江面起义，当天华东军区海军成立。那一天，也被定为我国的海军纪念日。
9月18日，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起义，策反关键时刻，张执一曾不畏危险，亲自赴约会见该舰枪炮长陈仁珊等人，阐明中共政策，获取了信任。
他还指使经策反的国民党装甲兵第四团团长，故意弄坏装甲车，堵塞浙赣铁路线，拖延国民党军队向台湾转移的时间。
除此之外，张执一和其他隐蔽战线的同事通过策反工作还取得了国民党要塞的军事地图、沪宁线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的整个作战计划以及绝密文件等,例如：位居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吴石将军、其副官聂曦、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主任金声、海军部机要秘书游侠、汤恩伯部队的作战科长刘泉溪等都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员会联系，给解放军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号舰艇与伞兵团起义时，由于秘密电台无法用规定信号与解放区取得联系，张执一不顾自身暴露的危险，毅然指示以他的真实姓名明电通知解放区予以接应。
“蒋经国4000多人的干部团，是为他在台湾后续掌权做准备的干部队伍，都打散了；林遵领导的第二舰队，是老蒋当时海军力量的一大半，也是我们国家的海军成立的基础，”张纪生补充道，“还有就是，伞兵团起义，连伞兵的仓库都被搬空了，本来这个伞兵团是作为贴身警卫要跟着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结果一出长江口就跑了，对于老蒋而言打击也很大！”
这些工作为解放军渡江、上海的顺利解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自1946年到1948年间，他先后四次代表中共上 海中央局赴台湾检查、布置工作，并陆续派干部到台湾开展工作。如果不是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又名蔡乾）的叛变和出卖，蒋介石在台湾也会像在大陆一样如坐针毡，日子难熬。
记忆力超群 能背下一厚本电话号码
在子女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很好，人缘也好，从高官、大文豪到底层生活的普通人，张执一都能和别人聊到一起并结交成朋友。
“父亲人缘很广，文化人和他有共同语言，非文化人也都有交集，连路边拉黄包车的都能和他聊上几句。”张纪生告诉法晚记者，“甚至那个很倔的老头儿——梁漱溟（注：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和我父亲有共同语言。”
张纪生还说：“老舍这样的文人和我父亲来往很多，但烧锅炉的工人、扫大街的清洁工、理发匠我父亲也都能谈得来！连齐白石家里吵架了，都要来找我父亲评个理，协调矛盾。”
“为什么让他做统战工作，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知识面广。”张海生说。
父亲人脉之广，子女们当时并不知道。在张执一去世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子女们经过以前父亲常去的一家小卖铺，店主和他们聊起张执一说，“你爸当时帮了我们家里忙，很感谢！”
由于店主不愿多说，孩子们至今不知道，父亲当时到底帮了什么忙，怎么帮的？“他交往朋友多，不是说为了达到什么回报，能帮就帮了。”张海生说。
据姐弟俩讲述，有一次他们的一个同学生病了，肝脏出了问题，需要球蛋白，但那时候医疗资源很紧张，张执一年老后身体本身也不好，但他还陪着孩子的同学，一趟趟地爬没有电梯的老楼，帮着找人联络医疗资源。
在张海生看来，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喜欢作诗、下棋、看书，同时还是一位很细心的人，总希望事情做得完美，在隐蔽战线的工作中尽量少牺牲人。
张海生讲到，“比如‘重庆’号起义要安置家属，给金条。我父亲当时就提出必须把家属安排好，不然起义不会稳，必须给！上海当时要进行一个军火库的爆炸，我父亲也提了要求，说第一不能炸伤老百姓，第二设置炸弹的人和家属后路都要安排好，一切安顿好之后才能炸。”
此外，张执一的记忆力也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
“过去接电话不是需要接线小姐么，但我父亲可以凭借记忆力记下号码，一厚本的电话号码册可以全部记下来！他的战友都说父亲的脑子好，就像一个电话本，随时都能蹦出电话号码进行联系。”张海生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张执一在书房内处理公务，闲暇期间创作诗词
子女回忆父亲家教：就是打，严格得要命！
在张执一的一生中，一位女性与他密不可分，那就是他的夫人王曦。
自1939年两人结婚，此后携手相伴的44年中，他们共同经历过抗战时的敌后游击生活，也共同接受过被诬陷、迫害的考验。
在子女们看来，父母的感情很好，一生只有对方。
“有一次爸爸回来说，他的战友调侃他‘你女儿长得很漂亮，不是这个老婆生的吧？’我爸当时就说‘我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个老婆生的，哈哈！’”张纪生笑着说道。
张执一1983年因病离世，目前王曦还健在，已经快到99岁的高龄。
“妈妈现在住在医院，靠鼻饲、吸氧，她已经失去意识了，之前因为肺炎的关系呛到了气管，年纪太大窒息缺氧导致脑部受损比较严重。”
张执一的子女中，目前健在的还有四人，分别是长女纪生、次女江生、儿子海生、小女儿末生。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很少讲起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经历。
“父亲保密意识很强，很注意细节。小时候，我被勒令任何父母工作事情都不许对外说。”张纪生告诉我们，她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对什么都很有兴趣，父亲怕她好奇心强影响工作，去香港办事都不带着她，把她和外婆送到了杭州，但带着年纪稍小不懂事的弟弟同去香港。
说起张执一夫妻二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张纪生、张海生两人哈哈大笑：“就是打！别人家有的父慈母严，有的父严母慈，我们家既不父慈也不母慈，全都严格得要命，我们都是被打出来的！”
“父亲打得少一点，但是打得狠一点，母亲打得多一点，打得轻一点。用拖鞋打屁股，儿子女儿照样打，当然不是说乱打，就是孩子真的犯了错才会教训。特别是顶嘴，不认账，就会挨打。”张海生补充道。
张纪生说，有时候孩子们和父母讲理，说对了，父亲认识到之后，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吃好吃的或者去看戏补偿。
因肠癌去世 嘱咐死后不要留坟墓
在张家对孩子的家规中，不能说谎是首要的。对此，作为父亲的张执一也在言传身教，“他答应你的事，都尽量给你做到。”
张海生说，有一次，父亲明明答应带我去划船，但是他临时要去中南海办公事开会，就把儿子带到中南海那个小湖里，说去吧，去划船吧，然后自己就去开会了，等他开完会了又把我带走。
张执一于1954年被调入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张海生向《法制晚报》记者讲述道，张执一1983年去世，是因肠癌手术失败，癌细胞复发转移。
“1975年的时候，他本来带着朋友的儿子去检查癌症，跟医生聊天时说到自己经常拉稀，很偶然的机会查出来患了癌症，前后经历过两次手术，最后还是感染了。”张海生说，“刚查出癌症的时候，因为父亲还未被平反，单位对口的医院不接受。幸好当时李克农的女儿李冰正好是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就先收进去了。”
张海生说，直到去世之前，父亲的意识还是很清醒，脑子都是清楚的。“我爸爸的意思是，他死后不要留坟墓，要把骨灰分别撒在老家湖北、上海黄浦江、还有过去战斗过的地方。”
“结果还是不遂人愿，现在全国有几个地方，比如老家那里也还是修建了父亲的墓地。我母亲对此非常生气，虽然他们是为了纪念父亲，但认为修墓的人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坚决不去这些墓地祭拜。”张海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