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早晨六点，重庆的天尚且微亮，杨家坪的部分老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吃完简便的早餐，拎个保温杯，挎个小包或环保袋，迎着朝露出门。
家中熟睡的儿孙们并不真正知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究竟是去干什么。
既不是晨练，也不是买菜，他们的目的地，是隐匿在杨家坪各个角落的保健品会销点。称之为“点”，是因为有些无证、无照、无招牌的地方实在不能叫“店”。
他们把保健品会销活动称作“开会”“听课”。7点的会，6点半就已坐满。一小时后散会，老人们鱼贯而出，每人手里拿着几个鸡蛋，或一小袋面条，脸上都是丰收的表情。如果你看到有人小碎步跑得急匆匆，那必定是赶往下一场活动去了。要是迟到了，就得等“下一班”。
69岁的朱秀芳便是赶场子跑活动的人。她每天至少要开五场会，上午三场，下午两场，像上班一样。她说课不得耽误，“下雨下雪都要去！”
“亲儿女都没这么热情”
在朱秀芳的家里，放着一大箱的保健品和一大麻袋的水瓶。她和老伴从不买水喝，那一大麻袋，都是平日里在街上一个两个捡回来的。
左为朱秀芳捡的水瓶，右为朱秀芳买的保健品。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
3月14日，儿子打电话说要过来，老伴赶紧把那一麻袋水瓶拿去卖，卖了不到20元。儿子不准他们去捡破烂，看见了就要说。“年轻人要面子，觉得你捡垃圾给他们丢了脸。”朱秀芳模仿儿媳的语气，“她说‘我们没给你吃饭啊？没给你生活费啊？你要去捡垃圾！’”
17年前，孙子出生，她和老伴从万州农村来到杨家坪，每天买菜做饭带娃。去年，孙子上高中住校，不需要他们操心了。儿子一家三口搬去了40多公里远的北碚区，她和老伴则留在杨家坪租房住。
朱秀芳说，分开住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他们说我们老的不爱干净，又啰嗦，说我们太节约，他们看不惯。”另外，她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去开会，经常吵到他们睡觉，他们也不高兴。分开住，大家都自由。
腊月二十七，儿子接他们去北碚过年，他们住不习惯，正月初二就回来了，“回来舒服些”。
儿子儿媳一直反对她去开会“洗脑”，但至今都不知道她买保健品。她悄悄买，悄悄吃，藏在衣柜里、床底下。推销人员经常打电话来，儿子冷言冷语地说：“老太婆比我工作时间电话都多。”不管家人怎么劝阻，她还是要去，不让她去，她就吵。儿子儿媳工作忙，也没空管她。
十年前在直港大道的“敬老之家”，朱秀芳第一次接触保健品会销。当时的经理是她万州老乡，每天车子接去开会，请吃饭、包饺子、送礼品，相处得很好，“最后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这种打亲情牌的招数在保健品营销圈沿用至今。一见面就认干爹干妈，每天给你打电话，嘘寒问暖唠家常，时不时提着水果登门拜访；一口一个“爸妈”，喊得贼亲热，给你端茶递水，洗脚捶背；甚至情绪到了，扑通给你跪下。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年纪大的老头老太洗脚，有些老人都流泪了。
朱秀芳也被认过“干妈”。
对方先是推销亚麻籽油，100多元一瓶，所有掏了钱的人，都认干爹干妈，然后请吃饭送礼品；熟络之后，开始推销一种西洋参胶囊，天花乱坠，讲到你“心满意足”。
她咬咬牙，花2600元买了一份。回来打开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胶囊，而是一种褐色的粒丸。
朱秀芳傻了，感觉被骗了。但不能退货，又不敢吃，最后一粒没吃，送了人。“这两千六丢得最冤枉！怪我自己蠢噻！”
朱秀芳说自己是被工作人员的热情感动，所以相信他们。“对我们多好啊，给你捶背，给你倒热开水端到手上，自己儿女都做不到这样。”
有一次，她拿了个保健品样品想让儿子上网查，儿子一口拒绝：“我才不给你查！我才不管你那么多！”并警告她，“老太婆，我一再强调不准你参加，你哪天上了当受了骗，你回来莫哭！”
“不但不查，还要挨噘。”朱秀芳再也没提过此事。即便后来被骗到睡不着觉偷偷哭，她也没有告诉儿子，因为“说不出口”。
“包治百病”的诱惑
朱秀芳和老伴是农村人，没有退休金，只有每月95元养老金。她买保健品的钱，都是平时一点一滴省下来的。
他们很少买肉吃，菜只买下午5点以后的，一把青菜一块五，还要一毛两毛地讲价。两人一天的菜，常常花不到十块。儿子每月给1500元生活费，除去水电燃气物业费，还能攒下五六百。
朱秀芳连看病都买便宜的药，却愿意一次性花大半年攒的钱去买保健品，投入到虚幻的期望中。五年前她第一次买的雪灵芝口服液，5盒一份，近三千元，说“吃了啥病都好”。
老伴知道后，责怪她把钱浪费在骗人的东西上：“你吃都舍不得吃，穿都舍不得穿，你要为你那个命，花那么多钱去买，你没得花撒！”
朱秀芳不听劝，继续开会，继续买，前后买了二三十次，花了三万。
推销人员常说一句话：“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今天不保健，明天进医院。”她患有结肠炎、气管炎、骨质增生等多种病，久而久之就被洗脑了。“现在这么好的社会，谁不想多活几年撒？”
她买过一种名为“顺势牡蛎一号”的营养细胞液，号称“美国进口”，药店买不到，平时要580元一瓶，这次“秒杀价”，只要298元。她买了2瓶，送10斤大米和贵州一日游，欢喜之下，又买2瓶。后来发现，另一家店才卖120元一瓶。
朱秀芳买的“美国顺势牡蛎一号饮液”，包装上只有名字、logo和老人看不懂的英文。
朱秀芳不知道，这个号称“包治百病”的营养液，既没有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海关检验证明，也没有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国食健字”或“卫食健字”。
她也不知道，保健品只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在国外叫“膳食补充剂”，不能直接用于治疗疾病，凡以此为卖点都是欺诈。
被骗多了，朱秀芳慢慢意识到这个行业的问题：假货横行、虚假宣传、价格虚高。“医不了病，也吃不死人”。
尽管有所醒悟，但每天去开会，她“经不起诱惑”，说不买不买，去年12月还是“上了三千多块钱的当”。
那家店叫“美夕阳”，在直港大道，她每天必去。当时店里搞活动，每天发一小袋医宗苗疆康江牌维固胶囊，“今天发红的，明天发绿的”，免费送三个月。
朱秀芳吃了两个月，感觉睡眠好了，腰不痛了，腿也不痛了，就跟着大家买了四盒，打折价1980元。工作人员说要配蜂胶吃，又花1680元买了蜂胶。
事实上，朱秀芳买的这个“神奇”胶囊定价水分很大。此前有媒体报道，四川彭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曾去往其生产厂家贵阳汇聚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调查，发现该胶囊的出厂价仅为每盒24元。
曾有业内人士在网上自爆，许多保健品超剂量生产，非法添加激素、止痛药、降压药，可能造成药到病除的假象。
“你敢再买，老子捶你！”老伴吼她。他担心儿子知道了会控制两人的生活费，保险起见，从她手里夺回了财政大权。
空巢老人、气氛与集体感
菜市场、超市、公园、活动现场，不管走到杨家坪的哪里，满眼都是老年人。尤以步行街为甚。毫不夸张地说，从早到晚，他们占据了步行街的每一个花坛、每一张长椅。
杨家坪步行街上，随处可见老人聚众打牌。三位老人在夕阳下打牌，慢悠悠地发牌、摸牌、出牌，谁都不说话。
这些老人很多是厂退休职工，每月领几千元退休金。他们多数空巢，不跟子女住在一起，拥有大把的时间和可观的积蓄。
这使得杨家坪成了卖保健品的“据点”。
步行街上的两座大厦，跃华新都和重百大楼，里面很多租房都是卖保健品的。朱秀芳说，这些地方基本是“打一枪换一地”的“游击队”，卖完东西骗到钱就跑。加上地面上零零散散的门店，估计有上百家。
“315”当天，重百大楼21层的润泽华康紧闭大门，贴告示称外出“培训”。
因“几年不搬”“态度好”而备受老人青睐的三邦养生馆，位于菜市场上方，每一个买菜的老人路过，都能听到里面热情洋溢的宣讲声。
一位男青年努力活跃气氛：“我们一起来寻找健康！寻找快乐！要不要得？”
“要得！”众老人以同样的热情回应。
散会后，吴淑贤拿着六个鸡蛋缓慢地走出来，一会儿停下，从包里拿出一支口服液，吸管一戳，慢慢饮尽。这个口服液是两个月前她在重百大楼21层的润泽华康买的，说“吃了不得癌症”，花了两千多，买了一年的量。
吴淑贤今年82岁，上海人。1956年初中毕业，应聘到建设厂工作，退休37年，老伴因病去世也有21年了。她有三个儿子，原先和老三一起住，四年前曾孙子出生，老三和儿媳便搬到孙女家带娃了。
她每天早上去三邦养生馆开会、做理疗，然后在菜市场买菜，坐六站公交到孙女家，吃完晚饭，再一个人坐车回来，看会儿电视，就睡了。
她患有冠心病，需长期吃药。“怕死的人都去买保健品，吃了身体好，多活两年撒。”吴淑贤笑呵呵说。她也晓得讲座都是“吹牛皮”，但认为保健品还是有效，“吃了反正没生病”。
至今购买保健品花了多少钱，吴淑贤已经记不太清了，可以确定的是，她第一次买是在二十多年前，一套4000多元的棉被、枕头等保健用品。
儿子看她买多了，就要吵，说再买把她工资卡收了，还说她年纪大了，应该把钱存着，生病了再拿出来用。吴淑贤摇摇头，反复承诺：“现在不买了不买了，买多了吃不完。”
然而第二天，润泽华康打电话喊她去开会，她又去了。
这次卖的是威海野生刺身原浆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4医院指定产品”。工作人员忽悠说：“产品能进部队医院，足以证明治疗效果非常好！”698元，买1盒送14盒，连包装也没有，说为了环保。
“您花了698元，购买到了总价超过一万元的产品！来，长辈们！掌声响起来！”几个工作人员带头鼓掌、喝彩，同时响起校运会的音乐，营造气氛。
重百大楼内的一家保健品会销点，墙上贴着“让每个消费者都信赖我们”的标语。
吴淑贤最终掏了钱，还买了12盒的驼奶粉。她提着两袋子，从重百大楼缓慢地走出来，缓慢地穿过步行街，看着四周和自己一样的老头老太，忽然说了句：“这些都是等死的人。”
在期望中迷失
保健品花样百出的推销手段，切中了老年人渴望健康的痛点。
80多岁的陈秋琼说她“全身都是病”。但朱秀芳看她红光满面，行动利索，夸她精神好，她说：“我吃了保健品撒。”
朱秀芳和陈秋琼以前是邻居，了解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四处赶场子，跑得比自己还勤。陈接到传单都会喊她去：“来拿礼品哦！”
在活动现场，朱秀芳经常看她吃七八种保健品，一买就买好几份。有次看她叫了辆三轮车，把大盒小盒的保健品拉回家。
有时候，朱秀芳会摆手示意让她不要买，她反问“你为啥不买”。一般跟比较熟的人坐在一起，朱秀芳才会提醒对方，其他情况不会多嘴。
会场上有工作人员监视，看到谁要是劝阻别人，会大声责怪；有些四五十人的会场，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几个；朱秀芳还参加过某保健品“游击队”的活动场，要退货的客人被人拿着带钉子棍棒的人追着打，后来报警才作罢。
陈秋琼买了七八年保健品，起码花了二三十万。她和老伴是建设厂退休工人，退休金加起来有五六千，却和朱秀芳一起捡垃圾。她说：“我媳妇没有工作，我还要供他们嘛。”他们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打工，工资不高，他们每月要交生活费给媳妇。
朱秀芳常去的一家保健品店。
去年冬天，陈秋琼在赶场子的路上摔了一跤，住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十几万。目前行走借助双拐都十分吃力，需要家人照顾。儿子儿媳对她意见很大，怪她“把钱乱整了”，出了事还得家人来负担。
花了那么多钱买保健品，吃了有用吗？陈秋琼直摇头：“没得用！没得用！都是没得脑壳上当吃亏撒！”她心里很烦，很苦闷，又不敢在家多言，处处要看脸色。
因为沉迷保健品，陈秋琼折了养老钱，也失了家庭地位。而有些老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却仍执迷不悟。
朱秀芳说，有对老夫妇八十多，牙都没了。老头子脑溢血，走路一瘸一拐，老太婆天天搀扶着他来开会。他们多次在会场上哭诉，儿子媳妇打他们，不让他们买保健品，还偷他们的钱。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要买，去年上半年就买了五万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朱秀芳已经大半年没看见他们了。
朱秀芳的小区有位刘大姨，也是农村人，和老伴单独住。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用子女给的生活费买保健品。有天夜里凌晨三点多，朱秀芳睡不着觉，起来走到窗边，看到刘大姨的老伴还在垃圾桶里翻垃圾。
后来，刘大姨看中一份四千多的保健品，她没钱，想赊账买。朱秀芳劝她不要买：“你老公半夜三四点还在路边捡垃圾，你不心痛啊？”她怼回来：“你个吃不起，老子还要吃起你看！”
“你能不吃吗？不可能不吃，不吃我早就死了！”张大爷激动地说，手里拿着一盒刚买的海参多肽。他有二十年的糖尿病史，身边很多糖尿病人都去世了，他觉得自己就是吃了十几年保健品才活到现在。
“你看我多少岁？”他指着自己的满头黑发问。
“六十？”
“我七十几了！”张大爷得意一笑，说，“这就是好处。”
“苦也苦过，为啥子不享受”
王英也曾坚信保健品有助于治疗疾病。她3年内买了8万多保健品，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但去年，她的病复发，住了四次医院。
儿子说：“你一点钱都不留，以后怎么办？”便把她的存款都收走了。儿子要是晓得她买保健品，估计连工资卡也会没收。
王英是棉纺厂的退休女工，参加工作时才初二，不满15岁。她生于1946年，日本刚投降，正值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又经历种种波折，最后工厂也垮了。
“我真的是生不逢时。凡是不好的事情都遇到了。”王英感慨道，“不然我的人生不会那么坎坷。”
她的头二胎都是女孩，老大身体不好。她在1979年生下小儿子，因为超生，她长期不能涨工资，被人看不起，很多福利没资格享受。
“为了生老三，我受了不少苦。从怀上到生下来那几年，我笑都没笑过。”直到多年以后，儿子考上巴中，“全城轰动”，才扬眉吐气。
现在，儿子的儿子都升初中了。她每天没事干，在家看电视。直到2016年，她在家待不下去了，才开始天天去参加保健品活动。
那年孙子放暑假，突然管起她来，不准她看电视，三十八九度的天气，也不准开空调、开风扇，说为她负责。王英反抗无用，心里憋得很，又没处说，“直接把我逼疯了！”
去年，王英在贵州温水买了套单间，用来避暑。儿子帮她出钱，房产证上写她的名字。单位房给了儿子，她打算以后把这套房留给两个女儿，毕竟她们比较困难。结果儿子以为是姐姐出的主意。
“我说我是为自己好！我多活一年就多享受国家（的福利）。”她去开会，那些保健品推销人员都是这么说的，“你把身体保养好，多活一年多拿国家几万哦！”
朱秀芳开会领回的礼品：巴马长寿杯。
“国家现在建设得那么好，发展得那么好，我们苦也苦过，我为啥子不享受？”王英越说越激动。
年轻时，她没能好好地活，晚年才迎来人生的春天，似乎只有健康长久，才能弥补回来那些年的苦难和遗憾。
去开会“才高兴”
“我一辈子不高兴。”朱秀芳突然冒出了这句话，嘴角向下垂着，好似还有委屈。
她跟老伴关系并不好，经常吵嘴，所以她不愿在家待着，都到外头去耍。老伴之前做交通志愿者，每月有900元补贴，去年10月没让他干了，说他岁数大了。他一闲下来，也跟着天天去开会，但两人各耍各的，赶场子也要错开。
朱秀芳不识字，老伴帮她写的开会日程表。
1949年，她出生在万州开县农村，家里10个兄弟姐妹，她排第九，父母都生病，生活极困难，8岁就跟着大人“抢米汤过日子”。二奶奶偷了点野菜，听说要被开会批斗，害怕得上吊自杀了。
家穷找不到好人家，1967年，父亲包办了她的婚姻，将她嫁给外县的一个孤儿，杨福贵。只因对方的祖父曾是地主富农，有些家产。
结婚前，两人只见过一次面。19岁的朱秀芳心不甘情不愿地嫁了过去，“那比啥子都伤心！”
婚后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行房，一年后才怀上女儿，八年后才生下儿子，从此开始分床睡。两人经常抢电视看，儿子给她买了一台新的，放在她的房间里。
杨福贵是地主富农的子女，“成分”不好，“没有政治生活”。朱秀芳跟着“冤屈了好多年”，在人前抬不起头，撑不起腰，被人挖苦，被人欺负。
杨富贵父母死得早，11岁就给人挑水、挑煤炭，一个人过惯了，脾气不好，“什么事都由他一条心，到现在都是这样，听不得你的话。”朱秀芳说，两人个性都强，经常吵架，“你嘴巴狠我也不饶人”，就差没打到头破血流。
“那个时候最苦、最伤心。”只能憋在心里，跟自己怄气。她年轻时体虚多病，大概也跟心境有关。
有了儿女就是个家，总要把家维持下来。
女儿14岁开始打工挣钱。儿子成绩好，以第二名考入初中尖子班，读到一半没钱了，15岁出来打工、创业。“唉，造业！”三四十岁的朱秀芳在家里，想这半辈子的遭遇，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晓得那个日子怎么过，才能把儿女盼大”。
来到城里，生活水平比以前好多了，但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儿媳不爱讲话，性格不合。“你做的啥子她都不吃，她要到外头去吃，在外头吃就要多花钱撒。”以前跟老伴、孙子三人在家，偶尔还能打打牌，孙子大点了后，沉迷玩手机电脑，“话都不跟你说”。
朱秀芳真正高兴起来是在四五年前。除了家务，她有空就绣鞋垫，一双能卖几十块钱。绣了几百双，绣出了颈椎病。家人不让她绣了，她没事干，开始天天参加保健品活动，凑凑热闹，交交朋友，得些礼品，心情越来越开朗。
“儿子把媳妇一娶，我轻松一点。女儿一嫁，我又轻松一点。孙子长大了，不要我们管了，我就更轻松了。”这两年是她最快活的时候，自由自在，“病都少些了”。
她已习惯了每天“开会”的生活。“不管发啥子不发啥子，我都要去！不去怪想的，去了才高兴！”
养老的忧虑
“315”前一天，O2O生活超市的经理给老人打预防针，说假如工商所来查，所有人赶紧离开，不要聚在门口，不要说话，要是问买了什么，就说没有消费，只是来这里唱歌跳舞。
“好像都见不得天似的。”朱秀芳嘀咕道。
O2O生活超市也卖保健品，一两个月卖一次，什么氨基酸、锡、鱼油之类的，价格八九千，动辄上万，卖一次顶过别人卖一个月。经理说，去年本店赚了120万，以后要买东西成为会员，才能进店。经理23岁，在上海的分店干过几年，自称大学毕业，朱秀芳一听就知道是唬人的。
这并不影响她每天都去那儿开会。她常去的几家店中，O2O生活超市是最好耍的。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看电影，讲故事，顺便学点“保健知识”，“就跟上学听课一样。”
朱秀芳和老人们在O2O生活超市看电影《画皮》。
“他教我们打招呼，他说hello，我们说hi，他说hi，我们说hello。”朱秀芳像个小学生，每说一次英文，就招一次手。
大部分老人去开会，都是为了摆龙门阵凑热闹，不纯粹为了捡趴活，几个鸡蛋值多少钱？“就是没事做才去消磨时间，有事做谁去搞那个嘛？”
朱秀芳这代人生于物质匮乏的年代，年轻时忙于生存，没有多少爱好。在社区互动稀缺的城市，保健品会销成了他们打发时间、参与社交的重要渠道。像朱秀芳的朋友，基本都是搞活动结交的，耍得好还会互相串门。
去年，朱秀芳得了腰间盘突出，瘫了几个月，走不了路。儿子说在北碚区租一套电梯房给他们住，但朱秀芳不愿意搬过去。那边刚开发，不热闹，没有杨家坪人多。“我这边那些老太婆耍熟了，那边人都认不到。”
他们刚来杨家坪时，谁也不认识，邻里关系不像农村密切，都是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这些年好不容易过惯了，他们不想离开，再重新去适应一个陌生地的生活。
当初儿子媳妇办厂，娃没人带，他们从农村来到城里，把娃带大了，农村的房子也垮了。
回老家要4小时，他们已两年没回去看了。
“我们也老了，回去也做不了啥子，有个三病两痛哪个来管你？”杨富贵用一种认命似的语气说，“我们都是七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好多年么？生产队比我们小的，一二十个都死了。现在过一天算一天。”
有些老人不打牌，不聊天，只是每天来步行街坐着发呆。
朱秀芳说起某保健品公司在附近开了家养老院，突然长叹一口气，神色感伤：“像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老年人的事情。假设我们今后遛不动了，谁晓得是个啥子。”
儿子说到时送他们去养老院，“他说‘个人不好生保养，我们哪有时间服侍你啊！’”朱秀芳不想进养老院，觉得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她多么希望，自己再健康些，不要生病，不要倒下，不要进医院，也不要进养老院。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