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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时与同班小组同学春游后合影（1978年，右3为本文作者）
前言：
201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40年。77级入学的27万大学生成为高考关闭11年之后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人才。由于高考，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被彻底改写，而这批人的奋斗，也改写着中国的历史。如本文作者刘海峰所说，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知识分子·教育观察》栏目在高考恢复40年之际，特别选登数位77级大学生的个人故事，其中第一位便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考制度研究者、博士生导师刘海峰教授。
撰文 | 刘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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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界，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了。
从1977年两次参加高考，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大学生，到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并长期研究和维护高考制度，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历史注定我将与高考结缘一生。
上山下乡 求知若渴
1977年的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高考带给每个77级大学生的喜悦大体相似，但每个故事的戏剧性、曲折性或许都与众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此前每个人的经历和生存状态千差万别所致。
►参加高考时用在准考证和考入厦门大学后用在学生证上的照片。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惠安县峰尾镇（现属泉州市泉港区）。父母亲于1957年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龙岩市新罗区）任教。我于1959年9月出生，上中小学的10年正好是“文革”的10年。当时的教育虽然不很正规，但学习成绩多数情况下都是全优。至今我还保存着自己从小班到大班各学期的《幼儿生活报告表》和一些中学时期的成绩单，以及一些“五好学生奖状”。记得上高中时，“开门办学”，每个学期都有学工、支农或学医的安排，文化课却很少上。我在班上的外号为“秀才”，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学期到“一七四医院”学医，人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要实习扎针等，最后考试我也得了个全班第一。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当时规定一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城工作。我们家有四个兄弟，作为长子，我义不容辞地上山下乡，到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耕山队务农。说来江山公社其实离龙岩城不远，大概只有50里地，但却是一个非常“山”的公社，全公社15个大队中，只有4个大队通公路。
耕山队的农民都住在各自的家中，我被安排住进耕山队的一座两层楼的楼房，但却是一座“牛棚”，楼下两间真的关着水牛，楼上两间可以住人，楼板是木版的，可以说与牛很亲近地生活着。刚开始楼上只有我一个人住着一间，也没有电。到半年多以后另外来了一位知青，才接上电线。
衡量生命的价值不仅在其长度，而且还在其宽度与深度。我前后只当了1年零9个月的知青，比起许多老三届，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算较短的，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苦我也都经历过。插秧、割稻、耘田、砍柴等各种农活，甚至连打石头、点炸药都干过。
相信很少有知青干过点炸药的事。1976年9月，全公社抽调劳力到村美大队修水电站，我们几个知青跟着一个师傅做修路和养路的工作。修路要清除一些大石头，需将其炸开再搬除。当抡磅锤打完炮眼之后，便装填炸药。为了节省导火索，往往只留基本够长的导火索，因此点炸药是一个危险并考验人胆量的活儿，几个知青中只有我点过炸药。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巨石下挖开泥土，我最后一个刚离开，那巨石便滚落下来。过后想想还有点后怕，只要稍迟一步，今天就不会有坐在这里写文章的我，您也不会看到现在这篇文章了。
修水电站是较危险的一段生活，不过，我觉得并不是最苦的活，最苦的还是夏天“双抢”，即南方抢收抢种双季稻。烈日当头，上午下午都要在有蚂蝗的水田里弯腰割稻子各5个小时，之后还要从田里挑满满的两箩筐的谷子回队里，对我这瘦高个而言感觉特别辛苦。当时我对“幸福”二字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解：“什么叫幸福？只要夏天不用割稻子就是幸福！”
不过，我也干过一些比较“幸福”的活，比如有一次安排我去晒谷子。还有，农闲的时候，放牛、守护瓜田、“看水”等等。所谓“看水”，即守住山间水渠，尤其是水渠分支处，确保不被其他生产队的人将渠道挖开引走渠水。这些活很轻松，但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在方圆几里内没有人烟的山上，就你独自一人，要过上整整一天或者一夜，最多只有水牛做伴。这类活却很适合我，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天我连续做“看水”的工，在万籁俱静的山沟里，将手头一本伏尼契的《牛虻》连续看了六遍，我觉得《牛虻》实在是一本写得很好、值得精读的书。
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并没有泯灭对知识的渴求，爱好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工余仍坚持看书。晚上在孤楼上就着一灯如豆的光线看书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我每一两个月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好几本文学类为主的书籍，周而复始。
到1977年，耕山队又来了几位知青，以及一两个下放干部，生活变得热闹起来。工余时间大家都在打牌或猜拳喝酒、抽烟聊天，我一个人独自看书显得很另类，不时可以听到“不要关在屋里做书呆子”之类的闲言。我想，如果靠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不合群”的我大概很难跟人比，但是若比试知识水准，自己肯定有优势。有时在山脚下的水田中割稻或插秧，抬起头出神地眺望着天际远处，看着那天尽头的蓝与地角边的绿相结合的地方，想想周遭平淡的一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两度高考 喜出望外
1977年9月，农忙季节过后，我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这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须在青年时感觉到的、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经验。”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1981年读大四时的刘海峰。
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听到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只是开始并没太在意。之后，传闻越来越多，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高考，10月21日通过报纸和电台正式向社会发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以后，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顿然感到光明在前，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和希望。到这时，大家才确信这下高考是真的要恢复了。于是我们队里的知青都回到城里复习备考。
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在《福建日报》公布招生简章是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临近考期只有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分秒必争。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名额，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能考上。
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的高考故事特别之处在于，我是参加过两次高考的77级大学生。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除了素描写生等专业考试，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考试是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我至今仍记得，文化科考试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一定很受评卷教师欣赏。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2人。我的文化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没有具体排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我最终却没被录取。于是马上接着迎接正式的高考。
通常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较不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大学。在77级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很少。这是我的高考故事的一点独特之处。
我的父母亲都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年毕业的教师，觉得学文科太容易受政治运动冲击，要掌握技术才有用，特别是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读理科，最好能学医。而我想读文科，双方一直讨论争辩着。起初，我按母亲的意思备考理化。但很长一段时期满脑子都被文学和艺术所占据以后，现在一看到数字啦、代号啦、公式啦，以及什么定律、光、角等等，就感到头疼。最后我跟母亲说，报理科我不一定能考上，报文科则很可能考上，于是母亲只好让步，我转为备考史地，这时离报考只有5天。我填报名表的日期是1977年11月17日，离高考时间12月16日正好一个月。
在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洋溢着高考的气息。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通过复习备考，大多数人都增加了许多文化知识，尤其是“文革”中没学过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高考最重要的是作文，理科在100分中作文占90分，文科100分中作文占70分。福建省77年的文科高考作文题为写《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这篇见闻是写1965年一位记者到大庆深入生活时，与铁人（王进喜）一起到家属基地托儿所时的所见和感想，从小事情中看出铁人的高大形象。我的作文起了一个《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题目，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我在其中写了一句“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也是我作文中的一个亮点。1977年高考是由各省命题，各个地区分别组织评卷，后来我听说，有篇被语文评卷组作为评分参考范文的作文，就是我的作文。多年之后，我看到印出来的当年福建省一位考生作文，题目取自《大庆见闻一则》中的一句话，《“这才是英雄咧”》。窃以为我的作文题目要比这篇范文题目起得更好。
我在下乡时期常写一些随想录或文学素材，一般没有记下日期，但有一条随想录为：“成败在此一举 77.12.17.”这是我考完当天的文字记录。确实，这次高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成败具有天壤之别。所幸，1978年1月，我进入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
体检过后，我感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考虑万一考上了怎么办，现在则是万一落选了怎么办？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亢奋的学习状态，或者成天在议论高考，若没考上，又要回到农村去干活，想想肯定有一批考上的人同时间将坐在大学教室中听课，自己在农村的生活或再度复习备考将变得对比很强烈而不是滋味。
1977年外省高校在福建省招生学校和专业非常少，文史学科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福建的几个招生名额，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因为兴趣文学，我的志愿也只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选择，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首要的是能考上来，上什么大学在其次。不敢企望北大、复旦或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的第三格空着。当时如果有师专招生计划，我大概就会在第三志愿中填上师专。我的大弟弟刘海平也报考文科，虽然学习成绩略不如我，但因为他照顾留城，相对不担心考不上，因此志愿刚好跟我倒过来，第一、二志愿就敢报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福建师大中文系。
按规定，77年高考与文革前一样是不公布分数的。但后来经过打听，我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现在我知道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估计是考虑年龄分数比偏高，且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的缘故（当时绝少人敢不填这四个字），结果我被录取到原来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进的是没填志愿的厦大历史系（当时对学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还是大喜过望。至今我对厦门大学录取我仍心存感激。
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这是我的高考故事另一点独特性。近年来，我了解到部分77级大学生也有此幸运。在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我才知道还有几位同班同学第一志愿也没有报厦门大学，而是填报其他一般的高校。又知道李克强总理1977年高考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结果被录取进北大法律系77级。大概只有1977年，高分考生才有这种机遇。
走进厦大 走近高考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扬眉吐气的一件喜事。
►2010年11月，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我母亲是福建省永定县“文革”前第一位女大学生，但因家庭成分较高，在中学工作中总是受压，政治上可以说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父亲的家庭出身“工商业”也“不好”，刚开始在龙岩师范任教，1958年是创办龙岩师专（现龙岩学院）时最早调任到位的教师，尽管在写作和书法等方面很有才气，但“文革”开始时与其他两位作家一起被打成龙岩的“三家村”，也是长期不得志。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我是父母工作单位中1977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教师子女，随后我弟弟也被录取进为扩招77级而匆忙复办的龙岩师专，可以想见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
到厦门大学读书以后，一切便变得顺理成章。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我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此期间，经常认真查阅和研读《新华字典》，精读或背诵许多古代诗文，尽力弥补中小学时期的知识欠缺。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到2007年，我已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有时这种辩驳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具有故事性。
多年来，许多人对高考有各种误解，看到片面应试的一些消极现象，总是将其归罪于高考。面对许多批判高考的声音，自己感觉经常要“舌战群儒”，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做的其实主要是澄清对高考制度的误解，帮助或促使一些论者理性认识高考、了解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而已。这有点像灭火，一处燃起了一把盲目批判高考的“大火”，我发表一篇指出其硬伤或空想之处的文章之后便熄灭了。可过不久另外一家报刊又发表一篇对高考义愤填膺的讨伐文章或报告文学，于是再次应战，去澄清事实，辨明道理。
人们对高考的议论存在许多误区，诸如“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是模仿前苏联而来”、“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一试定终身”、“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实行社会化报名可以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高考是素质教育的对立物”、“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等等，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观点。
有关高考改革的争论，大体可以划分为激进派与稳健派。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我们厦门大学的考试研究群体，被一些人视为维护高考派。2005年秋，有家北京的刊物执行主编在打电话向我约稿时说：“听说您是极力捍卫高考的一位学者……”，我接着就纠正道：“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高考的一位学者”。我认为，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不能只凭一腔热情和激愤，还需要冷静和理性，否则所发言论就可能变得情绪化。抓住高考的弊端，对高考大加批判，号召废除高考，出发点可能很好，也可以警醒社会，但无法解决问题。
同时，我还承接许多高考研究课题，特别是作为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还带领一个团队在持续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些77级大学毕业生长期在从事高考实际管理工作和命题改进工作，但如果就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而言，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了。研究高考改革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我这位77级大学生的肩上。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榜进士，1904年末科进士中有4人后来出版过回忆或研究科举的著作。
研究高考 结缘一生
作为考试研究的“专业户”，我与高考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对高考制度改革研究研究是持续不断的。2008年，我在《教育研究》第12期发表《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一文，在回顾77、78级大学生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指出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他们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但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一种的互动互造关系。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于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
2009年，不少大学的79级大学生都在纪念入学30周年。可是，媒体似乎出现了集体性失语，几乎见不到相关报道。尤其是相较于2007年对77、78级大学生的“集体性怀旧”，更显得对79级的忽略。于是，我在《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4日发表了《不应忘记79级》一文，指出其实79级大学生与77、78级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属于70年代末通过高考入学的三个年级，所以有将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的说法。从大的教育群体来分类，79级只能归入与77、78级相同的一类，而与80级以后的有较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群体，“新三级学人”的命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包括79级大学生的新三级学人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新三级学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特草此文，以祝福79级的学弟学妹们。
我担任首席专家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200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全面研究古今中外招考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高考改革的政策建议及可供选择的具体改革方案。该书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被部分吸收进《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并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制订高考改革总体方案所参考。该书于2011年获福建省第九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2012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这是该届吴玉章奖中唯一的北京以外学者获得一等奖的成果。至2012年，我已获得部省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1次、二等奖4次，其中包括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而这些获得高层次科研奖的成果全是科举和高考研究著作。
这些年来，我还不时接受许多媒体的采访或作演讲，传播自己关于高考改革的观点，如2006年6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作《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的演讲。我还曾到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一些省区教育考试院，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机构或大学作高考改革报告，并为教育部和部分省市的高考改革提供咨询。2010年11月，我被刘延东国务委员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年，作为该委员会的考试招生改革组的委员，走了10多个省市区进行高考改革调研，为制定高考改革方案出谋划策。2012年7月，我又被刘延东国务委员聘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更加直接地参与高考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
2012年是中国高考制度创建60周年，但由于1952年建立高考离我们过于遥远，且没有戏剧性的转折故事，没有激动人心的奔走相告，加上许多参加第一次高考的人又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于是，我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1952-2012：高考制度的花甲记忆》等多篇纪念论文。我认为追溯高考制度的源头，就不得不回到60年前；要真正理解高考的利弊得失，就要明白创立高考制度的缘由；要展望高考制度的未来，就应理清其来龙去脉。1952年的高考是今天高考制度的起始，它已经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启了中国的高考时代，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是我们不应忘却的一个重要创造。对于埋藏在历史深处的1952，我们不应忘却，打开尘封多年的高考文献，我们就会意识到：没有1952，就没有1977。
转眼又到恢复高考40周年的2017年。由我主编的22本、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最近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丛书基本上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构成。作为我国第一套全面、深入研究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丛书，系统展现了中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对高考制度从理论、政策、法治、内容、形式，到招生考试的区域公平、民族政策、效度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的系统研究，还包括对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进行的专题探讨。丛书不仅全景式地考察、展现了新中国高考建制60多年以来发生的系列变革，并且尽可能地考察、剖析了主要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这种对高考制度的多视角、全方位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探求，有助于我们在历史回望与中外比较之中正视今日的高考改革，促使我国高考制度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发展。今年，还要在浙江教育出版社主编出版“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 8本。两套书合起来共30本，是一个成规模、成体系、成气候的书系，算是我这个77级大学生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2017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一书。该书汇集了从科举、高考到高等教育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探讨科举制的国际影响、重新评价科举制与科举学的构建，中篇论述高考改革的理论、实践以及对高考改革新方案的思考，下篇涉及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发展问题与历史记忆。该书作为《当代中国教育学家文库·刘海峰卷》，也是本人代表性著作之一。
►刘海峰教授发起主办“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
早在2007年，我就想在恢复高考40年的时候在厦门大学主办一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中国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的师生在全国发表和出版了最多的高考研究论著，理应主办一次高水平的盛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2017年5月27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了“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为学术支持单位，中国教育报、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为媒体支持单位。出席研讨会的代表集中了中国研究高考制度的主要学者，其中钟秉林、瞿振元、戴家干以及本人4位还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国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所有关于高考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5位主持人钟秉林、袁振国、文东茅、刘志军教授和我本人也悉数到场，与会的还有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先生，传媒界对高考最有研究的陈志文总编，以及中国出版过高考研究专著的多数学者，真可谓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可以说是中国高考改革研究的最高峰会。
1977年，我走进了高考考场。40年后，我走进了高考世界。将来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参加过高考的人千千万万，但像我这样跟高考结缘如此之深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的人生中充满了高考的元素。在高考恢复40年后的2017年，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注：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4年1月）
制版编辑：徐可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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