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家里有三个半老师：母亲，哥哥，女儿，那半个，是仅仅当了三年“孩子王”的我。
母亲的三尺讲台，从18岁站到28岁，从她出生的小镇，站到父亲所生活的小山村。母亲说，当年的黑板是木板上刷层黑漆，老掉块；教室的窗户，是土墙上挖几个窟窿，冬天用泥巴封住，老是冷；教室没有桌子，凳子都是从山上挖来的树墩，可笨重；上课从来没有全员过──总有孩子被大人拉着下地干活儿，可心疼。
问她为什么半路回家种田，母亲背过身：“你爹病着，我一个女人，拿啥养活你们仨啊？”
哥哥是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尺讲台，从23岁一直站到现在，从普通教师一直做到管理阶层。哥哥的讲台在城市，哥哥教的学生都会用好几种外语和他开玩笑，哥哥常因听不懂闹笑话。哥哥最大的骄傲，就是每年春节都有学生登门拜访，这让邻居极羡慕嫉妒：“你门庭若市，看看我们，门可罗雀呀！”
曾经，哥哥有很多外调机会，教育局要，党校抢，可他就是舍不得那些孩子，一句“我只会教书，别的干不了”把我嫂子气得晕头转向：“整天吃粉笔灰，有啥好？”哥哥不紧不慢回应：“嘿，为人师的好，只有咱知道！”
我的三尺讲台在郊区，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镇上第一家幼儿园。刚入园，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很多老教师说起已毕业的孩子，会伤心落泪，后来才懂得，那些可爱的孩子，不知不觉已成为每个老师生命的一部分。
曾无数次，被淘气的小家伙们气哭，又无数次被他们感动：拉着我的手向父母高调炫耀：“快看，这是我老师，漂亮吧？”家长们总会笑容满面说：“漂亮漂亮，快和漂亮的老师说再见。”每每这时，孩子们都会扑上来，要亲脸要摸头，我蹲下身享受着热烘烘的爱，心都成了热油锅。
因听力原因，我告别了三尺讲台。时隔20年，那些可爱的宝贝仍萦绕在我梦里、笔下。
等到女儿懂事，我常逗她：“长大想干嘛呢？”小家伙胸脯一挺：“当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像舅舅那样，有好多学生！”
经济快速发展，可选择的高薪岗位越来越多，女儿还是执拗地选择了三尺讲台。下班回来和我说起她的那些“淘气包“，尚没结婚的她一脸母性的光彩。
这学期，女儿被调到另一个班任教，每到课间，以前的孩子们都会跑到新教室门前，拍着玻璃窗大声叫喊：“老师！老师！”打开门蜂拥而入，抱腿的拽胳膊的哭成一片。
“前不久有个脑瘫孩子转学，和父亲一直在外面等到我下课，只为能送两朵自己做的花。女孩儿自始至终躲在父亲身后，没说一句话，直到离开，才突然回头给了我一个飞吻……”女儿说这话时，哭得像三岁孩子。
那是爱的回报，是为人师者最大幸福，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