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班级换了班主任。
新老师中等个,黑瘦,一条腿跛,后来听说是因为患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那是1965年秋,第一节课时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每,每天和你们在一起的每。我的名字是三个超级大国,我叫每德益,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的简称合并!”坦诚又别开生面的开场白,同学们一下子都记住了。
每老师带语文课,善于演讲的他口若悬河,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下课后,教室里老有同学模仿他的腔调,学他的讲演。如听他讲了抗美援越的故事后,都喜欢学着他的腔调,一字一顿地说“打不烂的-炸不断的-摧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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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懂的,大家照样鹦鹉学舌,如:“青春一栏是一栏!”是什么意思,多少年后才想明白,也许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吧。
每老师反应机敏,带领大家看当时流行的戏剧《夺印》时,现场点评:“剧中的陈景宜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奸诈,狡猾,阴险,毒辣!”看了戏要写观后感,每老师的点评当然出现在每个人的笔下。
那些年最经常的活动莫过于忆苦思甜,少不得听老贫农痛讲血泪史,听了后写一篇作文那更是必不可少的作业。记得有位同学在作文开头描写听报告前的场景时,引用了当时课文里的一小段:“夜,静悄悄的。月光洒在地上,一点声音也没有。”每老师称赞用得好,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读。写下一篇作文的时候,全班几乎每个同学都采用了这段话做开头,唯独我没有用。再上点评课的时候,我的习作成了范文。自此以后,我写的作文常常被作为范文讲读。润物细无声,不经意间,大家都爱上了语文课。
每老师还有句口头禅:“我只懂语文,不懂算术。”六年级下学期,算术课开始学百分数应用。教我们算术课的老师姓王,同学们都说他很厉害,架子大,爱发脾气。一天上课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应用题:某车间四月制作零件2580个,比上月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上月生产了多少个?王老师在课堂讲,既然比上月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那上月就生产了百分之八十,2580乘以百分之八十,是2064个。
我最见不得概念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懂得要给老师留脸面,没加考虑就站起来说;“不对!应该以上月做基数百分之百,是2580除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上个月生产了2150个。”王老师当即色变,随即大声呵斥我不遵守课堂秩序,乱发言,骄傲自满等等。我被训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下课后被班主任每老师叫到房间谈话,我说了缘由。每老师说:“我不懂算术!”这是第一次听见他说这口头禅。可是他马上叫来了学校新分配的一位大学生,那新来的老师听了我的讲述,认为我说的正确。两人陪同我一起去找算术老师辩白。王老师承认错了,在课堂上做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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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懵懵懂懂,不知道正是用这些细微之处,影响着我以后的学习和做人。那时升初中比现在上大学还难,在应届的一百多人中,我糊里糊涂的成了唯一的一名保送生。现在想来,每老师一定从中起了主导作用。
1969年年底,我又一次被仓促的宣布初中毕业。回家没几天,每老师突然到家造访。原来,在我离开母校这三年,人世沉浮,几起几落,当年的班主任已经是校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了。他聘请我去学校任教,本来回家无所事事的我,一口答应了。
平心而论,教语文课,做班主任得心应手的每老师,做校领导就勉为其难了,像他这样的老实人少不了被捉弄。
那时候小学都附有初中班,有个调皮的初中生老给班主任惹麻烦,老师管不了,请求校领导处理。每老师派人喊该同学来谈话。不料一直到晚上熄灯时间也不见该生,每老师只好打开铺盖就寝。
冬天的夜晚本来就冷,那时的农村学校又没有取暖设备。腿脚不方便的每老师哆哆嗦嗦钻进被窝,刚把被窝暖热,那调皮学生偏偏就找这关键时刻敲门。每老师问:“这么晚了还来干什么?”那学生说;“我来检讨错误。”告诉他说:“明天吧。”学生不依不饶,说;“每老师,广播里都说了,斗私批修不过夜。”斗私批修不过夜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号,检讨错误也属斗私批修范畴,不过夜嘛,大约就是今日事今日毕的意思,反正不能拖到明天。每老师拗不过,只得起床。起床后又找不见该生了,等了半天睡下后该生又再来折腾。如此几番,每老师一遍遍地睡下又起来,虽然心里明白那调皮学生是故意为之。老实人在那个年代当领导,实在是一种悲哀。
那时候,学工学农是各个学校的头等大事。又到秋天了,学校开大会,每老师上台讲话作动员,号召同学们剥棉杆皮。那时棉花是战略物资,关中平原种植面积很大。棉花采摘收获后,人们还要把植株的外皮剥下,交国家收购。棉杆皮纤维长,当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每斤的收购价是六分,学校年年都有上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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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老师的动员声情并茂,发挥了他的演讲特长,不仅讲大道理,更要算经济账。讲得兴起,他说:“同学们可以算一算,一斤棉杆皮六分,剥上一天不多剥,就剥上三斤。三六一块八,看把你的学费书费不是都解决了?”
当时的学费书费也就一两块钱,一块八确实可以办很多事。问题是:每斤六分,三斤棉杆皮无论如何也卖不了一块八啊!老师同学在台子下面议论纷纷,调笑说:剥了棉杆皮不交给国家,就卖给每老师。我忘了当年算术课上的教训,在台下大喊:“每老师,错了!三斤是一角八分!”每老师在台子上愣了一下,那句口头禅又脱口而出:“我只会语文,不懂算术!”
众人面前出了每老师的丑,事后想想捏了一把汗,心里七上八下的,生怕他给我小鞋穿,给我个不愉快。没想到几天后他找我谈话,要我担任中学班班主任并带初中语文课。说起来我算初中毕业生,实际上我在中学里读书学习的时间总共不会超过三个月,所有的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并不系统。起用我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难得他对我这样信任。这也敦促我拼命攻读了很多初高中课程,自嘲说是“卖蒸馍的,热蒸现卖”。事实上,大家对我的那段经历评价颇高。
1971年,每老师又力主派我到临潼县第一期英语师训班学习,使我再次获得了珍贵而短暂的学习机会。
第二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几个同事去了老师家。那时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每老师家在富平淡村,记得路又远,又难走。他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小山村,土院墙,土坯房。老师的妻子反应有些迟缓,操持家务不如别人利落。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我,这时才隐约感觉老师生活得甚为艰难。后来,每老师调回本地了,渐渐地人们很少提起。
■《老师·好》剧照
1978年,我担任大队会计。是年,临潼县升为大队一级核算,以后称“穷过渡。”既然升为大队一级核算,首先是集中全大队账务为一体管理。那是农村小学由大队管理的时代,学校账务也得统管。首先清理债权债务。学校给每位欠款人都发了清欠通知书。这时我才知道每老师也欠学校三百元,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中等收入的家庭一年的花销。三百元分为四笔,前三笔共一百元,是在学校时因困难而借,另外二百元是调走时所借的安家费。
不久,清欠组就收到了每老师的回信。打开一看,大家都笑了,信是这样开头的:“谭家小学的革命师生同志们,你们高举红旗,拨乱反正,清理账目,我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思想解放的年代,突然又读到这些套话,令人哭笑不得,顿生凄凉之感。信的最后,用了很简短的几句话,每老师说自己现在属实困难,容宽延时限,待后归还云云。
我没有笑,那开头的套话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困窘和尴尬。每老师自幼家贫,又染重病,致使残疾。他为人正直,工作认真,后因其出身贫寒,根红苗正而走上领导岗位,虽不适应,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其时妻弱子幼,家庭重担系于一身,度日维艰。学校归大队管,那时的生产大队也是空架子,没有什么公共积累,没有照顾与困难补贴之类,更没人知道老师的困境。
看看每老师的回信,看看他以前所打欠条,我不由得放胆滥用了一下职权,说:“核销吧。”清欠组一干人也没问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欠条交给我。我逐个条子上都写了“同意报销”几个字,然后签上我的名字。从此后,每德益这个名字就从学校账本中消失。
作者 | 高铭昱 |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