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彭派新闻记者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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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直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肥沃土地，但从相当的意义上说，这是美丽的误读。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省情，决定了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各省区末位，GDP总量长期徘徊于尴尬的中游。尤其是广大的浙江中南部地区，山高壑深，行路难不输蜀道，千百年间贫瘠潦倒。改革开放43年浙江地覆天翻：市场化改革领跑全国，GDP总量位次提升居各省市区第二，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6年跻身各省区之首，成为全国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最小的省份。浙江富了，老板遍地。今年6月，浙江实至名归，摘得全国第一个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
从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共同富裕。浙江的先行示范给出了我们许多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活力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石。
——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基于契约、规则、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推动效率，为共同富裕奠定财富之源。
——初次分配的公平竞争，不能替代二次社会财富合理转移的公平再分配。同样，公平分配的政府的力量亦要尊重公平竞争的市场的力量。
——依道德力量引领的第三次分配，并非强制约束的必须，但一定是值得我们仰望和追寻的时代方向。
以浙江为轴，以共同富裕为要，澎湃新闻（www.）历时两个月调研梳理，采写了一组三篇年终报道。以下是“综述篇”。
1986年11月，我媒体生涯第一次南下温州采访时，认识了苍南县金乡镇的阿文，他有一家自己夫妻俩打理的生产铝质徽章的小作坊。我问他为什么要开厂？他答道：“家里太穷。”
2001年，我和同事吴晓波出版《温州悬念》，阿文的故事被记入了书中。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阿文，人海茫茫，我只听说他的厂子已经有了100多名员工。
2008年，我出版《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2018年，出版《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有人问我，数十年间写作出版自己的浙江三部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浙江最骄傲的？我答道：“人民富裕。”
杭州城区景色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改革开放43年的历史两端，从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共同富裕，在这片大地上，千百万个知名或不知名的阿文成为了改革的主体，并日渐从改革的成果——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化为财富的分享者。他们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告诉了我们什么？共同富裕的旗帜下，他们的故事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老百姓经济”就是共富经济
阿文的老家苍南县金乡镇其实当年根本不是“金子之乡”，从邻县远嫁而来的妻子为此总是埋怨阿文，说自己是“被骗过来”的。1978年时，这个地处浙江最南端、距离福建20多公里路的濒海小镇人均耕地不足0.2亩，人均年收入仅20元，金乡终以“讨饭之乡”远近闻名。就在那年，新任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我曾经追问阿文，他家里当年到底有多穷？他淡淡地说了一句：“老婆差点跟别的男人跑掉。”
贫穷，决不仅仅是阿文难言的心头之痛。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温州国家级贫困县文成民政局曾做了个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1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合睡一张床、合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都默认。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温州人就蜂拥而上。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但温州人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犹豫的代价了。他们，成为一群最先感知春江水暖的鸭子。而且，那真正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鸭子。
温州早期脱贫创业的家庭作坊
很快，阿文发现一切都变了。古镇的街头巷尾神速冒出3000多个家庭小作坊，清一色生产铝质徽章和塑料饭菜票，几乎占据了全国50%的市场。那可真叫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家家户户的厅堂、灶间架起了破旧的机床，哐当哐当的金属切割声、后院母猪哼哼叽叽的拱槽声此起彼伏。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竟有1.2万人先后模仿、跟进，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产领域，还有约7000名金乡人游走全国，接订单、忙推销。金乡，真的开始变成了“金子之乡”。
在温州，无数个金乡同样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的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永远如集市般嘈杂。据统计，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初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全国。
阿文富起来了，太多的温州人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纵观43年的浙江改革开放史，可以用一句话形象概括：1980年代的“温州模式”，1990年代的“义乌经验”，二十一世纪的“杭州现象”。由南至北，渐次推进。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在1991年国家工商局第一次统计开列的中国“十大专业市场”龙虎榜中高居榜首，方始名扬天下。
但其摆脱贫困的雄心却早早地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萌动。
第一代义乌马路市场
和100多公里外温州的共同之处，在于义乌也是可怜的人多地少。更糟糕的是，处于金（华）衢（州）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黏性大而肥性极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
1980年12月1日，40岁的冯爱倩领到了义乌县工商局发放的小百货个体经营营业许可证，编号是001号。她的经商之路是在卖掉10担谷子获得了80元的“本钱”，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之后开始的。经商实在是因为家里日子太难，而被逼上梁山。冯爱倩记得，有一次她曾经拿着篮子去借2斤米烧饭，居然借了7户人家才借到。
那年头做小商贩之苦，冯爱倩至今刻骨铭心。有一次去绍兴进货，她把3000块现金捆在腰间，由于捆得太紧，差点喘不过气来。进到货回义乌，汽车刚过诸暨就抛了锚。天已透黑，还下起了雨。货物用篷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冯爱倩自己就蜷缩在敞篷车厢的角落里，啃点随身带的烧饼当了晚饭。阴风阵阵，人被吹得像筛糠似的哆嗦个不停。整整冻了一夜，天亮时她发现自己的头发、眉毛都结满了霜花。
从贫困出发绝地反击的冯爱倩们，打开的是一个遍地是老板、群体普遍富裕的新世界。40年后，义乌小商品城年销售额已逼近两千亿元，覆盖23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商位7.5万个，从业者20多万人；全市市场主体总数高达73万，这意味着每10个义乌人里至少有3个老板。
从温州到义乌曾经发生的一切，恰是对今日浙江的最好注脚。
今年4月，浙江省政府在中宣部举行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浙江共有市场主体816万户，依目前全省常住人口6400万计，每8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人均市场主体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如果累加走出浙江、游走全国的800万以上的浙商，浙江籍创业者逾一千万。依目前全省户籍人口5000万计，每5个浙江人至少就有一个老板。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蚂蚁雄兵，人数与人口占比极为庞大的奋斗者群体，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颇为独特的浙江“老百姓经济”画卷。作为“老百姓经济”的主体，浙江第一代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大多崛起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浙江中南部山区，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有可能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
人数众多及普遍出身草根且贫寒，决定了浙江的“老百姓经济”从本质上就是共富经济。根植于“老百姓经济”的丰厚土壤，202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的基础上，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1.96，成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最小的省份，中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花落浙江亦成为必然。
无疑，正是与改革开放43年相伴而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勃发的“老百姓经济”。在浙江，基于法治化、契约化理念与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每一位底层民众提供了开放公正的均等化的创业起跑线，让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浙江式“好的”市场经济的丰富实践，搭就的是以全民性公平竞争为核心底色的无限宽阔的创业舞台，而全民性公平竞争所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为秉持共同富裕取向的初次分配的财富创造与财富分享奠定了良性的体制基石。
两个故乡：从家乡到异乡
在距离浙江40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新华饭店当年很出名，甚至在相邻的中亚和独联体国家都知道。但新华饭店的出名并非因为它是一家饭店，而因为它变成了一家市场。
1986年，20多位义乌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服装、小百货摸到乌鲁木齐，他们坚信，新疆很大，市场一定也会很大。但因为是无证摊贩，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次的抓赶、查罚。
办法总是会有的。他们住的正是新华饭店，这是乌鲁木齐城西河滩地上的一座三层楼房，位置偏，房价也就便宜，1大间20来平方米每晚只要8块钱。于是，包下4个大间，1间大家挤着住，3间权当摊位，鞋袜、玩具、服装，一字排开。
“新华饭店有浙江人在卖服装了，款式蛮新潮，比百货商场还便宜几十块呢！”好消息总是像插了翅膀，没过多久，3间客房每天都人潮汹涌。生意一火，尾随而来的义乌同乡也越来越多，到年底，摊位增加至90多个，占下了整整一层。1990年时，新华饭店已经完全没法接待纯粹住店的客人了。摊位暴涨到720个，连楼道拐角和饭店办公室都挤满了百货摊。4年中，原本半死不活的新华饭店居然摇身一变，累计利税高达787万元。
新华饭店客满为患了，于是乌鲁木齐那些冷僻闲置的饭店、旅馆又被盯上了。先是长征饭店被“开发”，再是群众饭店，而后是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紧接着火车南站附近的4家旅社被一并“吃掉”。
形势大好，问题也蛮大。商贩们分驻在了乌鲁木齐城区四面八方的大小饭店，人气散了不说，秩序也散乱不堪。怎么办？1991年初，几个头脑灵光的义乌商贩联名致信老家义乌市政府，建议在乌鲁木齐开办一家像像样样集中交易的小商品市场，并亮出义乌分市场的金字招牌。
义乌工商局立即派员飞赴乌鲁木齐，与急欲让本地民众搭上致富快车的当地政府一拍即合。比邻市郊火车站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木材厂被相中了，1991年底，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乌鲁木齐分市场开业，占地36000平方米，拥有营业房700间，摊位3200个。
从家乡到异乡的浙江创业者群体
自此一发不可收，北京通县、内蒙古呼和浩特、广西凭祥、四川广元……据统计，截至2021年，全国各地开设的义乌分市场或关联市场已多达150多家，义乌小商品城采购商品产业链直接联动了包括偏远贫困山区在内天南海北的220万家中小微民营企业。
从家乡到异乡，在义乌人身后，是更多的浙江人。
钉秤的永康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修眼镜的台州人……浙江素称“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0.5亩，南部温州等地人均三分地，远低于全国1.5亩的人均值；浙江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只相当于全国的11.5%，居各省区末位。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基本省情，推动了浙江许多地方区域性传统手工业的兴盛，赢得了“百工之乡”的美誉。为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窘迫憋屈却不认穷命的浙江人必须走出去，走出家乡、走出浙江。
我在研究包括浙江在内近当代中国经济移民族群时，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显著而独特的画面。按一般规律，经济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自1980年代始，浙江商人族群却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沿海，目的地主要是更为穷苦的中国西北、东北和中南、西南地区。这种“候鸟”型的行商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同样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山东胶东半岛地区均未大规模出现过。
从家乡到异乡，游走天下的省外境内浙江创业者究竟有多少？据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截至2010年的调查统计，在省外经商办厂的浙商约600万人，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专业市场2000多个，投资总额逾3万亿元。此后，再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可参照的是，广东省浙江商会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在粤浙商（相当多数分布于相对欠发达的粤东、粤北、粤西地区）即达130多万人，开办各类企业28.5万家，创造的年产值超过广东GDP的10%。据此粗略测算，走南闯北的省外境内浙商总人数至少在800万人以上，蔚为大观。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千百万浙江人尤其是浙江中南部贫困山区的农民创业者，心怀致富的渴望，循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时代洪流，从家乡出发，毅然决然去往天南海北更贫困的异乡。他们就如同四处飞扬的蒲公英，在每一个田野山村肆意播撒市场经济的理念与实践的星星之火。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早已扎根异乡数十年，把异乡当做家乡，通过就业安置、劳动力技能培训、税收贡献，成为当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拉动群体致富最有说服力的榜样和示范者。
来自浙江的星星之火起初是那么的卑微与渺小，逐渐地便聚合、壮大成为颇具体量的燎原之势。
2003年9月28日，浙江西去1000多公里的重庆市近郊璧山县，“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来自“中国鞋都”浙江永嘉县的皮鞋佬王振滔。他的奥康集团彼时年产皮鞋1000多万双，年产值超过20亿元，规模居当地鞋业产业集群之首。
王振滔此次西行胃口很大：由奥康集团投资10亿元开发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占地2600亩，将建成奥康鞋业孵化区、鞋业产业园区、鞋材交易中心、物流配送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规划目标到2010年共吸纳100家制鞋企业和1000家鞋材配套企业，年产皮鞋1亿双，产值100亿元，就业劳动力5万人。仅仅两年之后，“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一期工程落成，近百家鞋类企业先后落户，奥康带来的是鞋业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
数字经济让浙商共富之路走得更远。
近些年，随着浙江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杭州崛起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电商、网络直播等全新业态再度发力，推动浙商从家乡到异乡的共富之路走得更远，让打破贫富鸿沟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
2020年4月30日20:30，仅用时1分27秒，杭州推出的全国首个跨地域爱心扶贫消费券计66万份就一抢而空。消费券线上平台之一、杭州贝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短短的活动期间，浏览总人数超过370万人次，销售额近一千万元，黔东南三穗咸鸭蛋、施秉大米、湖北恩施土豆等向来深锁大山的农产品被卖断了货。
从家乡到异乡，把异乡当家乡，穿行于两个故乡的浙商候鸟们，在更宽阔的舞台上扩张了、完善了公平竞争、创富机会均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界一般认为，助穷脱贫、共同富裕普遍意义上应该是政府行政性行为，而浙江与改革开放史相伴相生的精彩纷呈的实践证明，遵循经济规律的“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的初次分配循环中，广泛而充分的个体致富动机，同样可以汇聚成非行政化的群体脱贫效应的浩大长河。
公平分配：政府的力量
共同富裕是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伟大长征。在此征途中，忽视甚至否定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初次收入分配不仅追逐效率同样也有公平，即通过机制型公平竞争可以推动财富创造的更大效率，显然是认识论的极大误区。但初次分配的公平竞争，从来不能替代二次社会财富合理转移的公平再分配。
无疑，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需要政府的力量。
如果说从经济地理维度看，浙江改革开放43年呈现了1980年代的“温州模式”、1990年代的“义乌经验”及21世纪的“杭州现象”的清晰画卷，那么与此映照的政府行为，便是1.0的“无为而治”、2.0的“适度有为”与3.0的“有限有为有效”政府定位的渐进式演变。由远及近，从混沌进而清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浙江各级政府在摸索中坚定前行。
在全国各省市区纵向比较研究中，浙江呈现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清晰特征。按照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一个基本指标。以此衡量，改革开放始至二十一世纪初期，浙江的政府相对规模大约缩小了1／3。1978年，浙江地方财政支出占GDP14.1%；1995年达到最低点，仅5.1%；随后适度回升，以2004年为例，比重为9.5%，相当于1978年的2／3。再从人口占比的视角看。截至2001年，浙江政府工作人员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7.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千分点，居各省市区倒数第6位。
浙江政府规模的相对缩小除历史因素外，最关键的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从微观经济运行中全身而退，市场力量成为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角。政府不再需要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规模相对缩小在所必然。但“小政府、大市场”的浙江景象，并不意味着浙江的官好当，只要垂手而立即可。世界银行在1997年全球发展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是对此最恰当的注解：“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历经改革初期的风云激荡、摇摆彷徨，走过1990年代的角色归位、成熟定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浙江各级政府显现出了更多的自信。他们把有限有为有效政府定位的行为方向主要确立在以下三方面：
——努力提供包括市场经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丰富而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
——努力营造保护民营产权、推进有序高效社会组织治理等良性而可持续的公共制度与公共秩序；
——努力探索构建有利于社会财富在人与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科学合理再分配，有利于社会高质量和谐发展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最多跑一次”场景下透明、公平、高效的政府行为
“最多跑一次”，便是这一政府思维的成功实践。
2016年12月，浙江省委、市政府首次倡导要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即企业和民众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
“最多跑一次”首先围绕省市县行政服务中心这个企业和民众找政府办事的主要场所来展开。具体操作上一是“一窗受理”，只需将材料提交给一个综合窗口，由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全流程协调，按责转办；二是“集成服务”，即各部门协同作战，开展并联审批、模拟审批、容缺预审、全程代办等。“一窗”的背后是“一网”。浙江基于政务服务网推进流程再造，积极扩大政务电子化、互联网化应用，连续出台《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省级公共数据共享清单》。站上大数据风口，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和民众“少跑腿”，“最多跑一次”从激动人心的口号落到了踏实而温暖的行动细节。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专门听取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中央深改办建议向全国复制。同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最多跑一次”改革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最多跑一次”的本质，是以数字化的普惠性，带动在透明、公平基石之上高效政府行为的深刻变化。2021年7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发布。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用数字化驱动制度重塑，在共同富裕场景下重塑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率先形成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
浙江始终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惊羡的目光：19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参观潮，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全面崛起，以及网红城市杭州背后的互联网神话等等。在长达35年奔走于这片大地的持久观察、研究中，最令我着迷的悬念是：究竟什么才真正是浙江“最骄傲”的？民营企业、浙商群体，或者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它们都是浙江的“骄傲”，但它们同样只是发展的载体和手段。
浙江“最骄傲”的，应该是也只能是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了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自1985年始，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000年的“皇粮国税”划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在浙江，作为社会人群最大多数的农民不再是一个卑贱丢人的称谓。在浙江，扑面而来的，不仅仅是富裕更是令人倍感欣慰的渐进的共同富裕。
这样的精彩画卷从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其强劲的推动力既是以浙商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更是政府力量的自觉。
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始大规模实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山海协作工程”，“山”即为以浙西南山区和舟山海岛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海”意指沿海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县市区。以“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互利双赢”为原则，山海协作结对覆盖产业“飞地”合作、职业技能培训、优质医院托管等全领域。
浙江山区26县新农村美景
2015年2月，浙江再次推出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将全省26个欠发达县“摘帽”，转而确立为以均衡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加快发展县。这26个县绝大部分地处山区，土地面积约占全省45%，一度是浙江的“失衡之痛”。随之出台的扩大税源行动、富民收入倍增计划、干部人才倾斜工程等系统性举措，让山区26县跨越式急起直追。
政府的天命是维护社会公平。从公平竞争的契约、法治的制度建设，到公平分配的理念、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浙江各级政府一直在路上。
鲁冠球寓言
2017年10月25日，74岁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因病辞世；2021年7月，建党百年之际，我撰写出版了鲁冠球传记《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
在我心目中，鲁冠球是浙商第一人，更是浙商共同富裕第一人。
出生于杭州萧山钱塘江畔的农家子弟鲁冠球很可能是连续创业周期最长的中国企业家。1969年，他带着包括结发妻子章金妹在内的6位农民以4000元家当，创办了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事实上，1962年始，鲁冠球就办过粮食加工厂、开过铁匠铺。纵观鲁冠球半个世纪的创业史，我在本书稿写作中一直孜孜探寻：什么是鲁冠球的世界观？什么才是他一生奋斗最恒久的驱动力？
无疑，鲁冠球最初创业的原始冲动就是不当农民。“自己今后想干什么我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
对家人、对乡亲、对农民兄弟穷极潦倒的耳闻目睹，推动着鲁冠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业。被驱赶、被呵斥、被清算，甚至不得不卖了祖屋还债，鲁冠球的早期创业之路异常崎岖，但也让他看到了个人摆脱贫困的一线光亮——到1969年正式创建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时，“我已经骑上了158块钱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120块的上海牌手表，家里听的是48块一台的红灯牌收音机，在宁围信用社有110块钱的存款，当时也算是大户了。”
转折点是1983年。这一年，因为在浙江乃至全国第一个个人风险承包乡镇集体企业的成功，依据承包合同，鲁冠球应得奖金8.7万元。但他没有拿，而是将奖金“全部献给企业，献给集体，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他的共富行为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在“万元户”即为富豪的年代，截至1993年，鲁冠球累计放弃并捐献给企业或办学的承包奖金达300余万元。
1984年萧山宁围乡首次召开万元户表彰大会，鲁冠球（右一）榜上有名。
1986年春天，杭州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位只有两年党龄的新党员，鲁冠球以“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为题，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不能光为自己富，要带领更多的农民群众共同勤劳致富。”
万向集团员工人手一册的《万向文化》中，对“企业哲学”做了这样的注解：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取之而有道，用之而同乐。鲁冠球对此则有自己更明晰的解释：“赚钱只是我们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回报社会是企业家终极的思想。”
半个世纪前，鲁冠球创业无疑是从为自己摆脱贫困而出发的。一路走来，他对金钱和财富有了新的认知：公司产品已经更新了无数代，但创始人鲁冠球依然住在1983年修建的第一代农家小楼；公司年销售额早就超了千亿，但大老板鲁冠球依然在1986年修建的第一代办公楼里上班。这是一栋6层的白色楼房，《华尔街日报》记者来到这家跨国公司采访时留下的强烈印象是“出人意料的朴素”。
“今天我们节约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支配钱，更有意义地使用钱。”在万向集团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鲁冠球在题为《为共同富裕做力所能及的事》的讲话中说，“作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共同富裕’的责任和使命。”
2001年2月，浙江省首个“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由鲁冠球倡议建立的“浙江省慈善总会‘万向慈善基金’——四个一百工程”项目启动。该基金1000万元本金的运营增值收益全部用于“四个一百工程”，即资助100名孤儿健康成长、100名孤寡老人安享晚年、100名残疾儿童自食其力、100名特困学生完成学业。2006年，“四个一百工程”扩展为“四个一千工程”，全面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2008年5月，“四个一千工程”再次扩展为“四个一万工程”，覆盖全国。截至2017年10月鲁冠球辞世，万向集团累计用于各类公益慈善的支出已超过12亿元，慈善项目遍及全国逾20个省区、200多个县，先后3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为共同富裕奋斗半个世纪的鲁冠球
2018年6月，为纪念父亲鲁冠球“并且遵循鲁冠球的情怀境意”，鲁冠球之子、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设立了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并将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6亿元出资额对应的全部股权无偿授予此基金。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宪章清晰阐明，设立基金的宗旨是“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
从利己出发，终而抵达共同富裕的利他主义彼岸，这便是与鲁冠球的成长史相伴相随的世界观的进化史。愈前行，愈坚定，他的一生都在不仅自己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努力地带领万向做一家高尚的公司，一家纯粹的公司，一家有道德的公司，一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公司，一家有益于人民的公司。
鲁冠球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财富，作为时代大潮中最具奋斗精神的领跑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民营企业家必须直面两大命题：一是财富从哪里来——诚信是天，企业提供公共产品，要为消费者负责、为社会负责，赚健康的钱、正派的钱；二是财富用到哪里去——责任为重，要从“利润至上”回归“社会至上”，推动财富创造走向泽被最广大社会阶层的共同富裕。
从改革开放43年的维度看，浙商群体的进化有三重境界：一是个体脱贫致富；二是努力实现“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的统一；三是最终进化为能超越财富，有崇高价值观与人格力量，以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为人生坐标的“社会企业家”。鲁冠球只有初二文化，却凭借孜孜不倦的终身学习以及自省、自律、自我修炼，进而超越需要几代人才能蜕变的宿命，成为走到第三重境界的卓越者。
人的进化是一场精神世界的坚韧跋涉，只有发乎于心，才能由己及人，终达于彼岸。从市场力量的初次分配，政府力量的再分配，到基于道德力量的第三次分配，鲁冠球式的自觉的共同富裕信仰与践行并不是规则、契约、法治、制度约束下的强制，但一定是值得我们仰望和追寻的时代方向。
在浙江，鲁冠球寓言正抽枝发芽，生根开花。
2021年11月，宁波市慈善总会又一次收到了隐名人“顺其自然”的捐款105万元。自1999年的第一笔5万元后，每年的年末，“顺其自然”的捐款都会如期而至，23年累计金额达1363万元。在“顺其自然”的带动下，1999年至今，宁波市慈善总会已收到其他隐名捐赠超过5000人次，总额逾5000万元。2015年，民政部授予“顺其自然”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浙江省档案馆2018年开始的常设展“大写浙江人”共展示百余位浙江古今杰出人物，“顺其自然”是其中唯一的隐名者。
没有人知道“顺其自然”是谁，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顺其自然”。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2021年6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上明确表示，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
35年前，我从阿文身上触摸到了不屈于贫困的温州故事；35年后，我们从鲁冠球跨越半个世纪执着信念生生不息中开启了共同富裕的浙江故事。这是关于奋斗、创造、分享的春天的故事。
责任编辑：谢春雷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