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韩元文化部长官、作家王蒙采访(照片原安南)
中国新闻公报9月17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评语中称，王蒙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9月23日，王蒙在北京接受了《中国东盟报道》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尽管已是85岁高龄，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思维清晰敏锐。他为人谦和，言谈风趣幽默，整场采访令人如沐春风。
从19岁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王蒙的写作已经进入了第67个年头，作品累计已经达到1800余万字，这些作品记录着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如今的王蒙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每天走路7000步、每周游泳两次是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延缓身体的衰老是为了能更好地创作。
中国作协主席、作家铁凝曾称呼王蒙老爷子是“高龄少年”，他对生活中很多事物都有兴趣，也能把事情说得有趣好玩儿。几年前王蒙接受年轻作家采访，当被问到是否因为年龄太大而出现文思枯竭、提笔忘字的情况，他回忆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直接说没有，有点像卖萌，说有了，我一个老糊涂就不应该接受采访了。我想了想就说，‘现在暂时还没有，估计明年就有了’”。他还为此写了篇文章《明年我将衰老》，“里边暗含着一些诡计，就是今年我还没变老”，王蒙笑着说。
“我有一种很牛的感觉，那就是我还是个一线劳动力，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王蒙说。
首先祝贺您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您如何看待这一份荣誉?
王蒙：国家给的“人民艺术家”称号是一个非常美好、崇高的荣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我经历了从抗战时期到今天这85年的历程，知道新中国是近百年来仁人志士奋斗的成果。这次即便功勋荣誉称号名单中没有我，我也为祖国成立70周年而欢呼，为功勋荣誉的颁发而欢呼。
这次颁发国家功勋荣誉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党对各行各业奋斗者的肯定和鼓励，非常庄严，也非常提气。和那些国之重器的发明者、维护者、发展者相比，和解放军的战斗英雄相比，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这份荣誉对于我是荣幸，也是鼓励。我希望还能尽自己的力，还要加油写作。
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就是您创作的主要题材吧?
王蒙：是的。《活动变人形》写的实际是旧中国的灭亡，这是人民革命的必然，其中充满对共和国出现的期待。《青春万岁》是1953年，我19岁时写下的少年人、青年人对新中国成立的感受，这批人赶上了历史的大变革，在他们不无天真幼稚的反应中，体现着古老中国命运的变迁。从《青春万岁》，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评论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带着几分天真，带着几分理想，但是也有某些困惑，他说的非常好。
当然我还有专门写共和国的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是写建国初期，《失态的季节》是写1957年前后的政治运动，《踌躇的季节》是写大跃进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这踌躇既是迟疑，又有某种踌躇意满，“踌躇”这个词同时表达了这两种意思。然后《狂欢的季节》，是写文革当中的一些事情。《青狐》不在季节系列里边，但实际上是写80年代。
再谈一下我的近况。2019年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今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生死恋》。同时，《上海文学》也在今年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3月，《北京文学》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邮事》，写的是70年来中国邮政的变迁。我觉得这一年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今年7月和8月，我在北戴河的创作之家，写又完了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今年10月我就满八十五岁了，但我还是一个一线“劳动力”，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另外，今年我还要出版一本关于列子的书。我这几年发表了《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还发表了关于庄子的书四册，关于《论语》的书一册，关于孟子的书一册，现在马上要出版的是我关于列子的书。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荀子的书，是我在诸子百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这也是我近几年奋斗的内容之一。
2016年9月11日王蒙在洛杉矶图书馆做《中国的文化基因》演讲 (摄影 彭世团)
您如何看待“人民”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创作中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王蒙：对人民的感情，是作家写作的最大动力。人民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包括自己的国家，也包括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作家们喜欢强调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等主题，也包括在“人民”的含义中。所以作家要惦记着人民、体贴人民，你得有写人民、谈人民，为人民说话的愿望。
关于艺术，前苏联曾经用一个最好、最拔高的说法，说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说法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在1952年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将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和赵树理并列为语言艺术大师，如果你的文学真正能达到语言艺术的标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崇高的。
关于“家”，是说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专长。我认同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看法，就是颁发“人民艺术家”称号，反映了中央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您是怎么保持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的?有什么创作技巧可以分享?
王蒙：我的命运、生活与社会和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样我就有数不尽的题材可以写。而且我兴趣比较广泛，对大事小事、不同年龄层的人、国内外的情况都有兴趣。我有很多作品写城市生活，但我对农村也很有兴趣，比如我的《这边风景》就是写新疆的农村，我还写过北京的郊区农村。当然，广泛的写作也跟心情和身体状况有关。
当前网络文学很流行，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现状和发展趋势?
王蒙：目前的文学受到许多挑战，它在人们的业余生活和阅读中所占的比例也在被压缩。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跟当时好多人一样，我的休息时间都是在看小说。网络时代人们被平面化的、海量的信息所淹没。另外多媒体也占有优势，从前谈《红楼梦》的人都是谈这本书，现在谈《红楼梦》的人一半以上没看过书，看的是电视剧。
但我要说，文学的地位不可能被削弱，因为文学是使用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人光有视觉、听觉、嗅觉这样的感觉是不行的，文学是基础，它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另外，文学是硬通货。比如听一个交响乐，如果您听不明白，过来一个老师用语言给您讲讲，如果在语言上能够与旋律、音色等实现了沟通，那就算听懂了。因此说文学要完蛋，那只是一种谣言。
关于网络上的作品，我没有任何偏见，网络文学中也有好的作品。但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低劣的作品。我想，一个作家是不可能靠低劣的内容获得成功的。完全靠低劣的内容来赢得读者，早晚也会被读者所唾弃。
2005年王蒙在印尼 (摄影 彭世团)
传统文化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您认为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智慧值得当代人汲取?
王蒙：传统文化的内容是非常广的，里边有很多对道德对人际关系的说法。以孔子来说，我特别喜欢他的恰当。他把人类最普通、最平常的话说到你心里去了。比如孔子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比宣传一百遍、一千遍“孝”字都要有效果，他的语言也并不夸张，并不哗众取宠。
我还佩服孔子那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很高尚，他对不义而富且贵，一点兴趣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对于个人品行修养的提高，甚至对于人们说话方式的改善，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016年9月王蒙与夫人单三娅在美国洛杉矶 （摄影 彭世团）
您怎么看待中国越来越开放的文化政策和中国的文化自信?
王蒙：四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的空间有了空前的扩展。比如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果用某一个时期破四旧的观点来看，你很难从正面的角度来评价它和汲取它。国外的有些文化也是这样，西方的是“资”，苏联的是“修”，那文化的发展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今的精神空间、文化空间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摸到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对于自己的文化自信也在增强，所以我们的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还希望有更大的发展，而且这文化离不开人才，离不开阵容。比如，我们说唐朝文学文化的时候，我们脑子里会出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所以我也给中央领导反映，就是要有我们的文化大家，要有我们的文化阵容，要对后世有一个宝贵遗产，让人们能够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文领域也有很大的发展。
您认为“中国梦”实现后的国家会是什么样的?
王蒙：我想中国人在近现代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欠账太多，发展的任务很重，但这70年来我们有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在人的教育上、品德上、修养上甚至是风格上，有一种新的模样，有一种更加先进、开拓、向上的精神，要有追求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我想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的全面提高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