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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其实是一种爱，是付出后不求回报的爱。
如果你留心观察我的互联网痕迹，会发现我几乎不在任何群里面抢红包。
这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那一年我大概七八岁，一位住在大城市、生活显然比我们好的亲戚返乡过年，举手投足、衣食用度跟我们县城比起来，皆是新奇不凡。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说要让这位亲戚给我们小孩派压岁钱，孩子们都排队起来，巴巴地等着亲戚派钱。这位亲戚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要发钱，看见一年到头都见不着的孩子们排队要钱，觉得自己简直是冤大头，她反复思量、评估，认为绝不应该纵容这股“歪风邪气”，于是坚决不给。
小孩们又觉得再坚持一下，比如甜言蜜语地叫几声长辈，比如大喊大叫几声，比如坚持得更久一点让对方下不了台，就能得逞。
于是像谈判双方一样对峙了好久，最后这位亲戚赢了，小孩渐渐散去。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压岁钱的典型场景。我们这些在大城市、大都会定居下来的人，年年逃避返乡过年的人，其中一种典型的惧怕，就是被裹挟着给小孩（尤其是熊孩子）发压岁钱。
那是个很不愉快的下午，这位亲戚几十年后还长存在我们心里。而我过了三十多年，还对那个下午记忆犹新。那种伸手要钱、撒娇撒泼皆不得逞的滋味，比吃不着好吃的零食、没有钱买鞭炮烟花要难受500倍。
从那一年开始，我再也没有主动给人拜年（讨钱），如果不是别人追着给我压岁钱，我宁肯一分钱都没有。
我应该算是大人心目当中最值得派压岁钱的小孩。因为我对压岁钱的态度非常认真。
我通常会这样安排压岁钱：
少部分的钱用于保证一天一小包牛肉干。我极爱吃牛肉干，尤其是“老四川”牌的，小时候甚至幻想自己可以嫁给牛肉干厂厂长。
我的牛肉干吃得很慢，很细致，绝不是马马虎虎吃掉的，现在想来，那认真的态度跟成年人品葡萄酒、风骚文人吃大闸蟹有一拼，那是我绝对的人生享受。
极少部分用于买鞭炮烟花，我很喜欢一种点燃之后腾空而起，然后有一个小降落伞缓缓降落的烟火；也喜欢一种三十发烟花，每发会呼啸着射向夜空，炸响之后再打开五彩的烟花；我成年之后见过广州白鹅潭的烟火，看过凡尔赛宫对面山谷的火树银花……但还是觉得小时候我自己花压岁钱买的三十响最为绚丽多彩。
最大一部分压岁钱用于购买我喜欢的书籍，泰戈尔、纪伯伦、托尔斯泰、雨果、李清照、李煜、福克纳……是那个时候走入我的大脑的。那时候我只舍得买时间检验过的世界名著，直到大学时代，有了自己赚的稿费之后，我才舍得买张爱玲、毛姆、普鲁斯特。
压岁钱是一笔不必用于眼下生活的钱，也是一笔小孩可以自主安排的钱，可以小心翼翼地筹划，也可以豪迈地挥霍，那是一笔每个家庭都能承担挥霍风险的，自由的钱。
压岁钱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滋养的。
我的压岁钱一般来自于一些心甘情愿要给我一笔自由钱的长辈。
这些长辈有男有女，有经常见的，有很少见的，有些是父母的兄弟姐妹，有些是父母的同事朋友，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我都知道我过年的时候一定能从他们手里领到压岁钱，而且绝不会为难我半分。
有些慈祥的长辈，看见我害羞得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有过来拜年，就会说：“小玲子，赶紧过来拜个年”；他们除了给我钱，还会打一双荷包蛋放了糖和猪油给我吃（超级富足感）；有些长辈因为春节期间没有机会发红包给我们，会在三月四月见面的时候还补上，一边着急地朝我的口袋里面塞钱，一边道歉没有及时发红包。
丸子的大奶奶住在农村，她80岁了还坚持养蜂和种田，在她心中，每年是有一个蜂蜜和小米的分配计划的，每个儿女都有，每个孙子都有。自从丸子出生之后，她每年都会捎来蜂蜜、小米、核桃和杏干柿饼，说是丸子的那一份。我猜在这些长辈的财政预算里面，每年都是有我的那一份的。
为此我特别有安全感。内心里面很甜。
那些亲戚长辈让我觉得大人都像圣诞老人一样可爱。
我妈妈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我们家三个孩子，两边老人需要赡养，只有爸爸妈妈的那份死工资，每一分钱都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喜欢过年的时候她的孩儿不须去讨要钱财，又喜欢过年的时候孩子们突然拥有一大笔钱的喜庆和快意（让孩子开心是所有爱小孩的人的共同嗜好）。
她就把平时买菜购物剩余的零钱都投向一个漂亮的饼干盒子里面。临到过年，她拿出大盒子，让我们数一数里面的钱有多少，我们把各种币值分类放在一起，硬币码得整整齐齐，纸币都弄平展，叠成一叠一叠的——数钱是件快乐的事情，尤其是盼望着有个大数字的时候。
数完钱，算好总数之后，三兄妹会自己拿去银行换成大票子，自己商量分配方案——最后我们每个人分都能分到二三十元，那是一笔大钱，我奶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20元。
我妈通过每年发压岁钱教我们数学，教我们团队合作，还告诉我们积少成多的道理，我觉得我妈很会教育小孩。
我妈和我爸是很爱儿女的父母。他们俩常常会在子女欢喜之时相视而笑。我爸特别宠女儿，会摸我的头说：“全世界都不给小玲子压岁钱，爸爸妈妈也会给的”。
我后来才知道，那位大城市亲戚那天下午的行为，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在那天暗暗发誓：永远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陷入讨压岁钱的境地。也永远要让孩子有压岁钱用。别的亲戚朋友不能控制，自己是能够控制的，父母的那笔压岁钱永远是最多的大头，是我们三兄妹压岁钱的保底。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妈的工作的工厂倒闭，她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她在路口摆个烟摊，有好几次都被城管驱赶。我因此写了一篇批评的文字发给当地的报社，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的力量。
高考结束，我每天帮妈妈守烟摊，心里想，要么去读大学，走出县城，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要么考不上大学，也许会守一辈子烟摊——这个想法对我具有很强烈的恐吓作用。
与此同时，我妈的挑战是：女儿没有考上大学，她多一个帮手；女儿考上大学，她得筹齐那笔不菲的学费。
结果是我不但考上了，还分数很高。我妈准备了三天，要请客吃饭，我非常不理解。来的全部是那些平时就喜欢追着我发压岁钱的亲戚和父母的朋友。他们都举着酒杯，高兴地祝福我的大学生活。他们都很害羞地从口袋里面掏出红包来，或者大方地交到我手里，或者看我害羞了就交给我父母。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桌“筹款晚宴”，是一场众筹，也是一场天使轮投资，因为后来我没有还钱，其实可以叫做“慈善晚宴”——这是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事情。
我渐渐能够真正去理解民间的一些风俗——结婚要举办婚礼，大家送红包；生孩子要举办满月礼，大家送红包……人生有几个节点是需要众人出手帮帮忙的。当有一群人真的盼望你好的时候，你真的会变好起来。
我十八岁进大学就有了自己的稿费收入。之后，我做家教，在一个4A广告公司兼职上班——做到了经济自主，完全不需要家里再负担我一分钱。
其实哪只是经济自主，在二十多年前，我的一千五百元的月薪，简直是学校里面的大款！我两个哥哥结婚，我都封了大红包，我父母的热水器、烤箱、洗衣机、冰箱，乃至后来的房子，都是我买的。
我的朋友结婚，我去他们新房，看见衣柜里面空荡荡，没有几件衣服，我心里一酸，在他们家的瓜下面埋了一个大红包做贺礼（新房放瓜，是瓜瓞延绵的寓意）。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欧洲的葡萄牙旅行，虽然在远方，还是给家族里的所有孩子都发了微信红包。我在朋友圈里面这么记录：
“早上在给家里的孩子们发微信红包，一边发，一边想起我小时候那些笑眯眯追着给我发红包的大人们。谢谢那些亲爱的长辈，至今还记得你们的好。”
我很喜欢那种上赶着去给予而不求回报的感觉。
相信读这篇文章的你，大概率已经成为了父母、孩子们的长辈，每年抽出一份预算，去给孩子们发压岁钱，那是一份不求回报的、无条件的爱，是一笔可以给孩子们留下美好记忆的自由的钱。
不因为什么，只因为我们曾经被爱过。
撰文：三川玲，编辑：冯欣， 视觉策划：邵天娇